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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醫療機構建構生態療癒(育)文化園區之研究—以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為例

為了解決萬華站壁停車場的問題，作者柯一青 這樣論述：

摘要　　在臺灣的精神醫療體系規劃中，層次上可以看到有明顯的界分，除對「人」在醫學上的精神症狀分類外，精神衛生法也將精神病患生活空間環境定義界分為「社區」(community)與「機構」(psychiatric institution)。然而這兩類空間其實並非是絕對的對立面，反而更可能是息息相關。在去機構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的運動影響下，普遍希望能讓慢性精神病患經過再社會化(resocialization programme)的復健後可以「復歸社會」(social reintegration)，但因種種因素的影響下，執行上仍有一定的困難度。而精神醫療機構長期以來本

就被認為是提供精神病患與社會隔絕的空間，故精神醫療機構常因受到「鄰避效應」(Not In My Back Yard，NIMBY)影響，只能選擇設置於較遠離都市的之邊陲區域(peripheral area)，但多也因此始基地內擁有許多自然生態資源。當現代人因社會快速變遷下，普遍工作壓力大更加上與自然生態接觸的匱乏，以致產生許多精神上的相關疾病，民眾除應有精神衛生的正確觀念外，更應有可以抒發心理壓力的療癒(育)環境，而這些都需要以跨領域(interdisciplinary)的方式來思考與規劃。本研究擬以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為主要基地，探討精神病患的治療空間與周邊生態環境狀況，更試圖從其他精神醫

療機構與各種論述中探討可能的規劃方向。精神醫療機構本就屬於較為特殊的醫療產業，期望利用基地獨特自然生態資源為基礎，結合歷史、藝術及自然環境等來建構完整精神照護與生態療癒(育)園區，並可在建構後可協助重新塑造精神醫療機構的場所精神(spirit of place)、地域(local)定位與生態療癒觀念，並迎接新的地方認同(sense of place)，讓精神醫療機構社區化，擺脫過去令人恐懼的瘋人院污名及感受。

戰後加蚋仔空間邊緣化與地方營造

為了解決萬華站壁停車場的問題，作者謝惠真 這樣論述：

本研究以空間化文化作為分析工具，探究城市生產與建構如何邊緣化與汙名化加蚋仔，又近年浮現的新型態地方行動如何重建地方。然而政府或行動者在處理加蚋仔地方再生時， 對於地方的邊緣產業及其相關空間議題缺乏分析性關照，因而採取替代或是發展新空間化文化的策略來抹除或壓縮這些產業地景。 本研究透過三個邊緣產業的日常體現映照規劃體制下的空間排除，還有活在汙名標籤下的勞動者如何產生破碎認同； 再者， 這些日常勞動地景提供另類的文化觀點，當未來地方在重建論述與網絡時，可帶來持續協商與矛盾的文化和空間辯證。戰後加蚋仔歷經快速都市化，在消極規劃下成為底層移民的棲地。 因為長年缺乏市政規畫關注，加蚋仔的各樣建設相對落

後， 成了一都市窳陋區。 直到 1970年代，在一系列偶然與政治角力下， 政府在缺乏全盤規劃時，快速在加蚋仔推行大規模公共建設。加蚋仔暫時符合現代都市乾淨整潔的期待，卻邁向更邊緣化的都市發展。地方勞動者的日常體現中映照出規劃政治的不公平，這些勞動者在夾縫中發展出充滿韌性的支持系統如拾荒體系、印刷產業鏈以及蔬果加工產業，他們運用身體、彈性空間策略生產利潤，以維繫整個運作所需的社會關係，並支持整個城市的生產運作。體現空間觀點映照主流社會將加蚋仔定位為都市服務角色，卻透過各樣空間政策剷除地方紋理，造成地方感失去依附的物質空間而碎化； 對其產業和環境汙名化，造地方認同上無所適從。近年新型態地方行動重建

地方敘事路徑也重構社群網絡，地方敘事扭轉了汙名論述，給予加蚋仔新的主體認同並促成地方青年與家鄉的和解；重構中的社群網絡強調互助互惠，由在地照顧在地，形成新的地方支持系統，也間接扶持了這些產業勞動者。可以說，邊緣位置反倒成為行動者發展新認同與創新社會模式的基礎， 但是在想望更具包容性的地方社會時， 卻無從進一步參與討論那些產業遭遇的空間排除。 特別是近年推行的中正萬華復興計畫，正以中產白領的城市生活規劃，企圖景觀化地方，帶動地產開發，勞動產業及其相關的生活支持系統受到相當程度的威脅，但當前的規劃體制難以由下而上參與， 發展更具社會可持續性的都市再生。 然而， 本研究並非要浪漫化這些邊緣產業，雖然

這些產業與其發展的支持系統扶持了地方人的生計， 但其生產過程中產生的負面外部性和負面觀感是不爭的事實， 因此在地方性建構的規劃或文化討論上成為曖昧難言的存在。 再者，本研究也絕非反對都市再生，而是透過揭露這樣的地方文化與社會現實來反省規畫體制的侷限，以及該如何發展更具包容性的都市規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