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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守則與「齊家」之道──清代家訓中的男性建構

為了解決補苴意思的問題，作者何宇軒 這樣論述：

　　清代男人藉由建立一套丈夫與「齊家」之道守則，展現自身「男性氣概」！ 　　在父權至上的傳統中國社會，儒家提出「大丈夫」是男子有志氣、有作為的概念，體現了男性對自身價值的追求。要達到社會上對「大丈夫」、「男子漢」、「鬚眉」等期許，男性面臨種種挑戰，在外要獲得成就與地位，在內要懂得「齊家」──家訓就成為相當合適的研究資料。 　　家訓是男性長輩對家人的教誨訓示，而「為人夫」的論述，可提供深入探討男性自我角色的認知，以及男性與家人之間的互動關係。本書研究時段集中在家訓蓬勃發展的清代 （1644-1912），除了因為清代撰寫家訓的男性範圍涵蓋不同階層地位外，同時也是傳統思潮向新

思潮過渡的重要時期。其中，清代撰寫家訓的重要人物包含左宗棠、李鴻章、林則徐、曾國藩、鄭燮、孫奇逢、梅文鼎；而著名作品有《聰訓齋語》、《曾國藩家書》、《蔣氏家訓》、《孝友堂家訓》等。 　　本書集中探討「夫道」的內涵，審視清代家訓中男性人格的呈現及他們對家中女性成員關係的管理觀念，與此同時，亦會探討清代男性所受規範。期望本書以丈夫為主要探究對象，可為清代性別史研究作出增補與貢獻，並對理解清代夫妻關係有進一步的啓發。 本書特色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系主任劉詠聰教授專業推薦 　　★書中詳細整理有關清代家訓中男性建構之論述，並附上原文圖像及家訓作者畫像 各界推薦 　　劉詠聰（香港浸會大學歷

史系教授、系主任）

無腦讀史記：三千年前的歷史懶人包，司馬遷為什麼挑這些人?

為了解決補苴意思的問題，作者歐陽翰,劉燁 這樣論述：

　　黃帝是怎樣一個人？帝太甲為什麼被流放？楚莊王如何成為春秋五霸之一？韓非為什麼被殺害？呂不韋是怎樣成為秦相的？項羽為什麼不願意東渡烏江捲土重來？後代詩文中為什麼常常以馮唐作為「不遇」的典型？漢武帝是怎樣被一步步引向求仙之道的？ 　　中國歷史悠久，按照傳統說法，從傳說中的黃帝到現在，通常叫做「上下五千年」。在上下五千年的歷史裡，有許多動人的故事，其中有許多是有文字記載的。 　　《史記》從五帝起，寫到漢武帝太初年間，跨越長達三千年的歷史。上起黃帝，下迄漢武帝太初年間，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紀傳體之祖，亦為通史之祖，被公認為是中國史書的典範。司馬遷以畢生精力完

成的偉大歷史巨著。因司馬遷具有良史之才，所作《史記》又為正史之宗，故後世稱司馬遷為「史遷」。 　　司馬遷，字子長，西漢人。生於龍門（今山西河津），早年受學於孔安國、董仲舒等大儒，司馬遷在十歲已能誦習《尚書》、《左傳》、《國語》等古書。四十二歲繼承父親司馬談為太史令官職，並繼承遺命著述。後來因李陵降匈奴之事，為李陵辯護，觸怒武帝獲罪下獄受到腐刑（關於司馬遷下獄獲罪，另有一說法是司馬遷舉薦李陵所導致的禍端）。後來以刑後餘生完成太史公書（後人稱《史記》）。 　　本書從《史記》中提煉出的有代表性、有價值的問題，並用原典中所載內容進行了簡明扼要的回答，並採用明了易讀的白話文，使當代的讀者更加容易理解

。  

太史公「成一家之言」研究

為了解決補苴意思的問題，作者魏聰祺 這樣論述：

史公在<太史公自序>中，曾引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也。」在<滑稽列傳>篇首，引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六家學說皆務為治，六藝作用皆於治一也，其所重視者，皆在「治」這個字。尤其史公所明言要「繼」的<<春秋>>，更是「長於治人」，所以說史公是以「論治」作為「成一家之言」的基本立場。 所謂「言」，即是議論、思想和主張。「成一家之言」就是獨創一個思想體系，具有完整的內涵，啟迪世人，影響社會。史公寫作史記的目標，即是要「成一家之言」，將自己的完整思想體系透史記表達。<太史公

自序>云： 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 事，……著十二本紀…… 作十表……作八書……作三十世 家……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 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 <報任安書>亦云： 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壤之理，亦欲以究天人 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史公的這兩段話，把他「成一家之言」的內涵和表述形式都揭示得 很明白。在

表述形式方面，是以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的紀傳通史形式呈現；在思想內涵方面，是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作為「稽其成敗興壤之理」的方法，以達成論治的目的。 史公的「究天人之際」，是透過「古今之變」的觀察，發現世有治亂盛衰，國有興廢存亡，事有成敗得失，人有吉凶禍福，但是決定治亂、盛衰、興廢、存亡、成敗、得失、吉凶、禍福的原因，則是「天」與「人」交互作用，互相影響之後的結果。所以在史公的觀念中，天與人是可以交相作用，並形成天人感應的關係。 史公認為三代之得天下，莫不以德，故皆受天命而得帝位；及其衰也，皆失德，遂喪其天祿。這其中

，人君失德，則天示象預警，若能修德補過，可以挽回未變之天命；若不知改過，且變本加厲，則天亦棄之。 在個人方面，史公認為有功者，德澤蔭及子孫，如燕之「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邪！」（燕召公世家贊）、「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於夏，而後世血食者歷三代」（陳杞世家贊）、句踐滅吳稱霸，「蓋有禹之遺烈焉」（越王句踐世家贊）。反之，有陰禍者，不僅本身遭殃，甚至貽害子孫，如白起詐坑趙卒數十萬於長平，故身死杜郵；王離三世為將，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故敗於鉅鹿；李廣詐殺降羌八百餘人，故不得封侯；甚至陳平「多陰謀」、「多陰禍」，以致曾孫陳掌欲續封陳氏，然終不得。

天人交互作用之後，呈現出來的現象有三：一為天命已定，人力難回，也就是說天的影響力大於人力；二為天道之完成，有待人力之表現，也就是說天本無言，須假手於人，始能完成其天意，則人事亦有其作用；三為天命隨德而漸變，虞、夏、商、周、秦等朝代，其所以得天命而王天下，非一朝一夕之故，乃「積善累功數十年」、「脩仁行義十餘世」、「百有餘載」的漸變過程，才能得天命而王。反之，已得天命為王，若要失天命而亡國，亦非一朝一夕之故，如夏后氏德衰，自帝孔甲始，其後經帝皋、帝發、帝桀，而後才轉移天命。殷之興衰亦經五次，而後武王伐紂，才更天命。周自懿王始衰，經厲王、幽王，而後天命仍須經春秋、戰國才轉移。如此，則

人力雖然有限，但也有可以努力的範圍。 既然人事亦有可以努力的範圍，則應善盡人事之責。首先要「盡人事以知天命」，對於傳遞天意的媒介要有重視的態度，但卻不迷信，如「凡天變，過度乃占」（天官書）、「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龜策列傳）；反之，不重視天命，太過輕狂，則災禍及身；但若太過痴迷，則被愚弄。其次，則要「盡人事以合天命」。受命帝王以「應天改制」及「實施德治」，來上合天命；仁人志士則須把握「時機」，發揮己能，「立功名於天下」；若不遇時，亦能盡其在我，做到「扶義俶儻」之行。其三，須有人事已盡，才歸之天命的認知。若是人事已盡，就算事有不成，亦可問心無愧；若

是人事未盡，可以察知人謀不臧，以為殷鑑；如此，則人力有其可貴處，使人可以盡其在我，而不是迷失在渺茫的天命之中。史公這種先盡人事，以企待於天的觀點，與孔子「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論語．堯曰）的說法，有一脈相通之處。 史公的「通古今之變」，是以「原始察終」的方法，來研究古今變化。他發現整個歷史變化有其客觀趨勢，亦即事物之來，必有所「漸」；漸之既久，必有所「變」；漸是變之「始」，變是漸之成；成則能「盛」，盛極則「衰」，衰則有「敝」，敝之極是事之「終」；接續者就必須「承敝通變」，從頭開「始」，故曰：「變則通，通則久」。我們可以說整個歷史演變趨勢即是由「漸 -- 變 -- 終始」的循

環，暗藏有「物盛則衰」、「承敝通變」的歷史教訓。 史公以「原始察終」的方法，去研究歷史上的「變」，然而「變所從來，亦多故矣」，在史記書中，提到的「變」，有天變、時變、人變和事變，前三者是影響歷史變化的因素，後者是歷史變化的情形。 所謂天變，本是指天文星象變化，「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所以天象變化對人間的事變有影隨響應的效果；日月星辰之變化，在史公觀念中即是天意，所以「天變」的另一層意義，是指天意是影響歷史的變數，此與第二章「究天人之際」有互通之意。 所謂時變，指不同時代有不同形勢，不同形勢則應有不同的措施來應付當前狀況，而不該

墨守成規，不知變通；反之，相同措施若用在不同時代、不同形勢，其結果也必有很大差異。時變的另一層意義，是指歷史趨勢有一定的時間週期變化，所謂「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天官書），即是指這層意思。 所謂人變，一方面指人是影響歷史的變因，一方面指探究每位歷史人物一生成敗得失的變因。本文指出「家世背景」、「個人遭遇」、「為人性格」、「學術專長」及「其他」五項變因，皆有關人物之成敗得失。 另外，經由古今重大事變之敘述，得出治亂之原有二，而這二點都是史公讀書有感，為之流涕，為之廢書而歎。其一，「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乃興治之原；反之，「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則是衰亂之原。元首之明，首先聖明在德，除了本身仁義禮讓修養之德性，更重要的是有功於民，實施德政，此又與「究天人之際」之「盡人事以合天命」相通。其次，明於知人善任，本文指出，以「測試考察」、「納諫改過」，可以糾正識人不明之失；以「兼收並蓄」、「棄瑕錄瑜」、「禮賢下士」，可以有善於用人之明：這些都是元首應盡之責。股肱之良，只要有「及時立功名之才」或「扶義俶儻之行」，皆可視為良臣，此又可與「究天人之際」之「盡人事以合天命」相通。 元首聖明，股肱賢良，君臣相得，則「庶事康哉」；但歷史告訴我們，「狡兔死，良狗亨；高鳥盡，良弓藏；敵

國破，謀臣亡」（淮陰侯列傳），必須避免「功高者危」的情況，才能繼續君臣相得，保有治世；否則淪為「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的衰亂現象。 其二，利誠亂之始也，夫好利則爭，爭的最大對象，就是國與天下；爭的慣用手段，就是「詐」與「力」，這是天下大亂與生民塗炭的根本原因。於是，史公欲「以禮義防于利」，以義絀利，以讓息爭，防範於未然，頗有防微杜漸之意，故其在篇目次序安排上，八書以〈禮書〉為首，以〈平準書〉居末；列傳以〈伯夷列傳〉為首，以〈貨殖列傳〉居末，皆有「先本絀本，以禮義防于利」（平準書贊）的用意。 史公的「一家之言」，其表述形式，是借史的形式以發表。而

其所欲寫的歷史，乃是一部人類全史，如此才能通古今之變，而無所遺漏。他並且兼采記人、記事、記時三種方法，加以綜合貫通，而創立了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體兼備的紀傳體。 十二本紀，以宰制天下者為選材考慮，故大都是帝王，項羽、呂后雖非帝王，但仍實際掌有天下大權，亦列為本紀。本紀乃全書綱要記載，故其述事「體貴簡要，僅書大事」，且以編年記時為主。 十表，是以表格形式表明史事。而其功用有四：「整齊年差」、「提綱挈領」、「會通史事」、「通紀傳之窮」。其作法有二：「刪繁就約」，則能達成將史事提綱挈領的功用；「匯總史事」於一表，則能達成會通史事的功用；「詳略有別」，則有

世表、年表、月表之分。 八書，各述一件專門事情，而每件皆為專門之學，且史公之作八書，其目的在「觀事變」、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有垂法後世之意，因此，八書所述就不能只是一代的朝章國典，必須通論古今。而其作法，以記事之始末為主軸，並且兼顧「書體貴詳」、「詳而知要」的原則，因此八書主要文字有二種類型：一為敘述創作本意者，可視為制度論；一為敘述沿革大端，可視為沿革史。 三十世家，記世傳其家的輔弼股肱之臣，而其作法，在先秦世家方面，記事以本國為主，附見他國大事，並要求「體貴簡要」，采編年記時為主；在漢代世家方面，由於立國較短，故其作法，以始封王侯之事為主，子孫點

到為主，頗似列傳體例。 七十列傳敘列扶義俶儻之士，和及時立功名於天下者，令其事跡可傳於後世。而其作法，采傳記記人為主，講究「規模相稱」，故以分合連書之法，分成單傳、合傳、類傳、附傳；為求突顯人物性格及功業，故其記事原則是「體貴詳要」、「論其行事而不論其著作」。 在列傳中，因為分合連書而有單傳、合傳、類傳、附傳之分，但因單傳乃一人一傳，體例簡明，不必贅述，故第二節專就合傳、類傳、附傳而詳析之。 合傳者，合二人或二人以上，因其性質相近，或關係密切而合為一傳。性質相近者，或因行性相近而合者，或因學術同源而合者，或因功業相似而合者，或因氣概相

同而合者，或因技藝相同而合者，因傳主之間，行事大都互不相關，故其敘事方法，大都採一人敘完另敘一人之法，顯得段落分明；又因傳主性質相似，但同中有異，故採對稱法以見其同，採對照法以見其異。 關係密切者，因傳主行事相關涉，故其敘事方法各異：有篇首並列者，有篇中穿插者，有因事銜接者，有彼此互見者，有總敘而分敘者，皆各隨傳主互動而安排。 類傳者，別立名目，以類相從，其人物可以時地不同，唯須志向行為相似，即可因類而合。其特點有四：一為人物特色，分開看，各人有各人特色；合攏看，又是整體綜合形象。二為傳主銜接方式，有各自成傳，以「其後某年某事」銜接者；有各自成傳，篇篇獨

立者：有各自成傳，依附帝王者；有先總敘，後分敘者；有比較對照，穿插銜接者，皆各隨傳主特色而安排。三為增列序論，另有涵義：類傳的內容，除了代表人物的傳記外，尚須對整個集體活動作全面追溯、探究和介紹，因此增列序論，作為表白。四為行文結構，以見微意：類傳人物眾多，且經常與類似之人事產生交互影響，則必形成某些共同現象，史公利用此種行文結構，可以略見微意。 附傳者，次要人物以牽連附書之法，依附於相關篇章，其事或詳或略，但皆非該篇主體，僅是依附而已。附傳不僅在列傳出現，在本紀、書、世家皆有附傳之出現；而在一篇之中，亦見於不同位置，有見於正文篇末者，有散見正文之中者，有見於篇末贊語者，有

分散二文以見其全者。附傳原因，有因事附傳者，有因類附傳者，有附繫親友者，有附載子孫者。而其作用，或彰顯主旨，或因應體例，或精簡文字，或補述逸人。 五體之外，另有「太史公曰」一體，附載於全書各篇，以呈現史公一己思想。此一體例，仿自左傳「君子曰」，而另有創新，不再只是就事論事，而是渾然形成一種體系，具有濃厚的理論色彩。其在篇首者曰「序」，篇末者曰「贊」，亦有篇中夾敘夾議者。論其內容功用，則有八項：一曰記述經歷，二曰補充軼事，三曰明言去取，四曰參驗訂誤，五曰闡明緣起，六曰論略篇義，七曰寄託感概，八曰品評人事。若細加分析，則去取原則有「擇其言尤雅者」、「論其軼事」、「世多有，故不論

」、「疑者闕焉」、「疑則傳疑」；寄託感慨有「贊揚忍辱負重的精神」、「提出發憤著書的見解」、「認清生死意義」、「痛心世態炎涼」、「感慨好利之弊」；品評人事則有「引用成辭以評論」、「直言褒貶」、「史事解釋」三項。由此可見「太史公曰」一體，內容豐富，功用多端。 史公創立五體兼備的表述形式，來達成一家之言。但這五種體例，在寫作安排上，必須因應各體寫作要點，其中表最簡略，本紀次之，世家又次之，書、列傳則需詳述，因此「繁省得宜，詳略互見」，便穿插散見於史記全書。另外，當某一事件關係到二人以上時，史家對其敘述位置的安排，即反映他對此一事件與其所關係到的各個人的輕重看法，所以「互見法」是史

公成一家之言的表述技巧。 互見法的運用方式有三：「此有彼無者」、「此詳彼略者」、「互有詳略者」；而其功用效果有五：「避免重複」、「寄託褒貶」、「掩飾忌諱」、「把握主題」及「因應體例」。 史記全書有其寫作目的，亦即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但史記五體之內容，是篇篇獨立，每一篇都自成一完整系統，皆有其單篇之主題。透過篇章結構之分析，可以由細節以見全貌，瞭解史公成一家之言在細節上的表述技巧。 本文以「辨體」、「主旨」、「取材」構成「篇法」；以「外部形式之組合」及「內部材料之聯繫」構成「章法」。並舉〈留侯世家〉、〈司馬穰苴列傳〉、〈

伍子胥列傳〉、〈商君列傳〉、〈魏公子列傳〉、〈田單列傳〉、〈老子韓非列傳〉、〈孫子吳起列傳〉、〈仲尼弟子列傳〉、〈孟子荀卿列傳〉等十篇，加以分析，以見篇篇自成體系的表述技巧。 史記每篇皆有其單篇主旨，史料亦以圍繞此主旨而取材，寫作技巧亦以達成主旨而著力，於是在記載事件中，形成對事件的詮釋。而這種詮釋，一方面是史公對事件作「稽其成敗興壞之理」的史識詮釋；另一方面是史公對自己所建構的文學世界，作「統一性」文學情調的創造，並藉此詮釋傳中人物的品質，與事件的意義。於是本文以〈淮陰侯列傳〉、〈魏公子列傳〉、〈老子列傳〉為例，分析各篇透露出來的統一性文學情調，以見史公成一家之言的另一類

表述技巧。 史公效法孔子，繼春秋而作史記，其中褒貶精神，更是貫串於全書。經由褒貶技巧之探究，可以深入認識史公成一家之言的內涵。本文提出史記之褒貶方式，約有十二：一曰明言褒貶，一目了然；二曰直述其事，褒貶自見；三曰透過標題，呈現褒貶；四曰安排體例，依據功業；五曰此有彼無，互見美刺；六曰對照相比，以見褒貶；七曰一事多見，以表重視；八曰其事怪誕，欲見愛憎；九曰篇末引言，作為論斷；十曰故為矛盾，以寓微意；十一曰暢言古事，實為諷今；十二曰訴諸民意，蓋棺論定。可見史公的褒貶技巧是處處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