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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航海時代的台灣【最新增修版】

為了解決西班牙人台灣的問題，作者湯錦台 這樣論述：

這是台灣華麗登上世界舞台的故事！   　　※台灣史經典暢銷著作 　　※新增12,000餘字，17頁篇章，探討台灣如何從史前末期走進大航海時代 　　※中央研究院院士  許倬雲專文推薦 　　※曾獲中國時報開卷版年度十大好書獎   　　從東西方海上強權首度交手開始， 　　台灣在貿易與戰火中，一步步寫下自己的歷史…… 　　看遠渡而來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如何在台灣周遭角逐爭鬥， 　　看鄭氏家族如何與西方勢力反覆周旋， 　　正是在這樣的波瀾動盪中，台灣不斷地定義了自己。   　　四百年前，遠道而來的西方各國強權，陸續在台灣周邊海域集結，他們在此擴張勢力，與東亞原本的海上霸主爭奪地盤。一場風起雲

湧的群雄爭霸，讓台灣在東西兩大世界碰撞下，扮演了關鍵角色。   　　本書是十七世紀發生在台灣周邊海域的英雄冒險故事；也是在西方勢力角下，決定台灣歷史命運的戰爭史詩。   　　十七世紀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時期，資本主義在荷蘭人反抗西班牙統治的戰爭歲月中發軔，從宗教和王權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荷蘭新興商業資本，隨著葡萄牙、西班牙人的海外擴張腳步，在亞洲建立了從印尼到日本的商業王國。   　　在此之前，隨著人類進入大航海時代的第一波全球化浪潮中，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的東來，中國人、日本人和歐洲商人之間開始出現了互動，這種互動又因後來居上的荷蘭人的加入而愈演愈烈，最後在東亞形成了以台灣、福建和日本九州

為核心的三邊貿易，並由此開啟了台灣近代的歷史。

西班牙人台灣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蘭嶼達悟族的米食接觸歷程

為了解決西班牙人台灣的問題，作者李秋雲 這樣論述：

本文聚焦於達悟族如何適應「白米」這個外來食材，取代芋頭成為日常主食。本文分作三個時期進行討論：「不食白米期（1895年以前）」、「米食引入期（1895-1945 年）」以及「米食盛行期（1945 年至今）」。本研究第二章進行地圖分析及歷史資料分析，1895年雖曾有西班牙人、荷蘭人、美國人、漢人、巴丹島人的登島紀錄，但幾乎沒有白米交流的事實，族人仍沒有食用白米，可稱作「不食白米期」。第三章著重於分析日治時期相關史料，1895至1945 年期間日本軍方及學者對蘭嶼展開多項研究，與族人有比較緊密的接觸，除了給予工作者白米作為酬勞，亦將族人帶往臺灣大島進行觀光。這時期雖與白米有接觸但生活中依然沒有依

賴白米，可稱作「米食引入期」。第四章進行多方面的資料統合，因1945 年後大量外移人員及宗教進駐、族人前往臺灣大島工作、現代化發展及國家政策的影響，白米在族人的生活中奠定成為「必需食材」基礎。此時，全島通電、電冰箱的運入、交通運輸便利、餐廳設立更為激烈，白米與族人的關係越加密不可分，可稱作「米食盛行期」。第四章最後一節透過民族誌書寫以呈現現今族人的飲食方式及影響飲食選擇的因素。本研究結論是：大部分達悟族長輩仍以芋頭地瓜為主食，接受長照照護者或年長無法到田裡農務的會隨家人食米。若同住家庭仍種植芋頭，回流的族人縱然依舊懷著旅台時的食米經驗，亦會日常食用芋頭，而家中無種植芋頭或未與原生家庭同住的回流

族人則趨向食用白米飯。本研究發現家庭對食用芋頭支持度較弱，將促使孩童直接選擇食米。學校開發民族教育教導傳統文化之餘，營養午餐亦儘量安排每周一次的食用傳統飲食，以提升孩童恢復食用芋頭。白米造成達悟族的飲食變遷並非一朝一夕所成，需從歷史脈絡去追尋族人的身體經驗，無法單憑檢討現在重不重視芋頭文化來解釋之。達悟族對白米的適應歷程雖不長，但族人食用白米是經過了飲食的選擇，而人口流動對飲食的改變往往超過自然環境所帶來的影響，「以白米為主食」在年輕的達悟族人生活當中早已根深蒂固。

台灣史：明鄭荷據與大清(上下冊不分售)

為了解決西班牙人台灣的問題，作者戚嘉林 這樣論述：

本書特色 　　 　　全新大幅增訂，新增最史料與史觀，全書附詳實註解數據，及珍貴圖片地圖，圖隨文走，佐證全書文字記敘內容，展現歷史真相，反映祖先在兩岸踏過的腳印，使讀者感性認知四百年的台灣歷史記憶。  

傳說、利用與保育：近代臺灣海洋史中的鯨豚

為了解決西班牙人台灣的問題，作者許玉欣 這樣論述：

鯨豚在現今作為海洋生態的指標生物，但除此之外，臺灣為一擁有豐富鯨豚生態的海島，在島嶼歷史中，人們對鯨豚的認識、互動與利用，同樣能作為海洋文化與觀念的展現。本論文欲於近代臺灣海洋史中加入非人動物的視角，檢視鯨豚在近代初期、日治時期與戰後的歷史脈絡下，所反映而出的傳說、利用與保育三種面貌，並以此透視長時間下，鯨豚、海洋觀念上的變化與意義。在日治時期以前，臺灣並無發展出商業性的捕鯨活動，不過作為一個海島，與鯨豚的相遇早在荷治時期，就已悄悄反映在鯨油貿易蹤跡當中。而至19世紀開始，地方志、遊記以及在臺西方人的紀錄中出現鯨豚的身影，並有如漢人對鄭成功與大鯨的傳說想像，以及原住民族中的鯨豚傳說，再再反映

了人們對巨大而神祕的鯨豚印象，以及寄託於鯨豚的海洋情懷。日治時期，隨著日本母國捕鯨文化與技術的帶入，臺灣的鯨豚資源被有計劃的調查與捕撈。自1913年起，南灣（大板埒）開展捕鯨業，鯨豚被視為經濟性動物，直至1943年，大板埒捕鯨結束，總共捕獲多達800頭的鯨豚。日本母國的捕鯨文化和技術，影響了臺灣對鯨豚與海洋的觀念，鯨豚成為可以大量捕撈的商業海洋資源，更從中可見捕鯨業與日本的關係，呈現高度仰賴母國的日本內地人漁業性質；再者，在大量被捕撈的座頭鯨數量中，也反映了臺灣的海洋生態史。戰後臺灣在漁業增產、地方經濟利益下，重新恢復捕鯨業，並持續將鯨豚作為經濟性動物來利用，分別在1950年代與1970年代開

展，前者為位於香蕉灣的沿海捕鯨、後者則進行遠洋工船式捕鯨。1980年代，隨著保育觀念以及美國壓力影響下，臺灣政府於1981年公布停止商業捕鯨，但直至1990年澎湖沙港事件後，鯨豚才正式納入保育法令當中。1990年代，在鯨豚保育觀念的開展，以及對本土的關懷下，鯨豚書寫興起，同時鯨豚成為了海洋國家的象徵，代表著保育與本土的觀念，重新定義了鯨豚對人、以及臺灣島嶼的意義。17世紀的鯨油、以及19世紀開始直至1990年代末之間，鯨豚在臺灣島嶼上的變化，作為檢視海洋生態與海洋觀念歷程的意義，與此同時，更反映了島嶼複雜而多元的海洋與海洋文化史脈絡。最後，從臺灣島上的鯨豚歷史，吾人也可再思臺灣與海洋、環境的關

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