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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權統合主義下的「台北市報業公會」(1949～1958)

為了解決貨物稅申請教學的問題，作者夏士芬 這樣論述：

民主被視為普世價值，從直接民主轉為代議民主，再以審議式民主補菁英式民主的不足，公共領域更顯重要。公共領域以新聞媒體和社會團體兩種機制而存在，解嚴前，台灣新聞界即存有許多新聞團體，唯其運作並非純然是公共領域或第三部門的概念之下，更多是威權統合主義下的準國家機構。「台北市報業公會」誕生於國共內戰失利撤退來台的國民黨政府進行威權統合的體制之下。國民黨面對挫敗與吃緊的國際情勢，很自然也順理成章地重拾抗戰時期的「國家至上」精神，一切物力、人員都在國家動員的範疇中，憲法賦予的新聞與言論自由遭到凍結，新聞媒體、新聞團體與新聞教育都在黨國體制統合下成為侍從，國民黨第四組取代政府機關成為新聞領域的主管機關。但

國民黨威權而非極權，加上內部派系的問題，以及報業與報人自清末現代化以來，受到西方國家的影響，就是以自由、獨立為目標，縱使生長的土壤中。這樣的養分並不多，但也某種程度延緩了新聞界被統合的進程。1948至1958年間的「台北市報業公會」一方面扮演準國家機構的角色，協力政府完成許多工作，對外參與國際新聞性團體與活動，共同反共抗俄，對內積極報導國家總總建設與成果，同時，也提供許多社會服務；另一方面，此一時期的報業公會仍有空間扮演公共領域的角色，除了基本的同業服務，為了爭取新聞用紙的價格平穩、供貨正常與品質提升，為了爭取新聞事業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報業公會集合黨公民營報業共同向政府請願，更為了阻擋《出版

法》的不當修正，站在政府的對立面、據理力爭，但政府的強硬態度，完全無視新聞界的請願與呼籲，《出版法》如政府所願納入「撤銷登記」的罰則，此一過程中，報業公會內黨公營報刊與民營報業決裂，民營報業間也離心離德。請願抗爭失敗，在後續的戒嚴歲月中，報業公會未曾再提出任何請願，只能扮演宣傳或侍從角色，「無黨無派獨立經營」成了報業與政府所能維持最遠的距離。時隔一個甲子，回憶起威權時代的公共領域只能享有有限的民主，反觀解禁後脫離政治權力掌控的媒體又淪為財團的附庸，多元發展的新聞團體也反映民主的有限。民主的有限意味著政府、財團與人民任何一方的權力都受有限制，亦或維持動態平衡，這正是民主平權社會的重要象徵，但筆者

依然期待廣大人民的力量能透過公共領域進行更平等、多元與理性的對話與集結，以便和政府及財團兩大勢力，達到相互制衡的效果。

宗教團體財務資訊揭露與監督機制之探討

為了解決貨物稅申請教學的問題，作者陳俞樺 這樣論述：

2015年因慈濟內湖土地開發事件所引發之財務爭議，不僅掀開宗教團體長期以來財務運作不透明的神秘面紗，也點出財務公開是否違反憲法保障宗教自由、宗教團體之治理與責信是否符合社會各界期望及是否該以立法來管制與監督宗教團體財務等問題。本研究試從了解慈濟財務爭議事件問題的三大主因－內部管理、宗教團體財政自主權及政府立法缺失，來探討責信對宗教團體之重要性，藉由探討美國與我國非營利組織財務資訊公開與對宗教團體監督之制度，並就尚在研議之《宗教團體法》草案與《財團法人法》草案對於財務公開與監督制度做一比較，作為建置我國宗教團體財務資訊揭露與監督機制之參考。研究認為，宗教團體經濟資源來自大眾，經濟活動具外部關聯

性，亦有潛在利益衝突發生機會，不論是為紀錄其經濟活動所採用之會計制度、會計基礎或財務資訊揭露行為，並不影響其宗教目的之實踐，不應以宗教自治及宗教團體亦受個人資料保護法受保護之對象為由，而豁免國家法律之管轄，因此在合於憲法要求及不侵犯個人隱私權的前提下，國家立法適度規範宗教團體財務之管理與監督有其必要。綜合本研究論述心得，建議未來宗教團體財務資訊揭露與監督機制以「財務資訊化」、「資訊透明化」、「透明監督化」及「監督合法化」為建置原則，採取重視財務報表之品質特性、強化稅務申報資料內容、建置資訊揭露評鑑制度、建立整合性資訊平台、推動電子化環境、建構適當宗教法制之建置方式，以提升其財務資訊透明度，達到

實踐宗教神聖使命及妥善運用社會資源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