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會跨會通提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包括價格和評價等資訊懶人包

論換位重置下的調適模式與創造性破壞：以屏東平原水分配為例

為了解決農會跨會通提的問題，作者蔡淑真 這樣論述：

本研究立足於水的新區域與新自由化為視角，探討水分配的過程中，以區域融合為政策目標的理論觀點與經驗分析。本研究目的有四，包含一、梳理水分配的系譜與衝突問題的根源。二、以地方尺度的衝突案例歸納區域融合的問題。三、以理論觀點解釋分配與區域融合產生的新區域。四、從新區域發展過程中建構水分配的優化。取水空間成為政經交會的結點，以水分配的合理性為脈絡的系譜考究後發現，水分配歷經現代秩序及失序後，正處於全球分配的新秩序中，而台灣在水帳不明與管理失靈的雙重條件下提供仿生資本積累的環境；本研究基於分工而提出的｢換位重置(Shift-Reset)｣是主要命題，梳理分工的時空耦合以界定研究範圍；藉由地下根莖的概念

連結碎片與異質性是研究策略。取徑後結構主義對資本主義反思的思維為主要論述方法，以屏東平原上的地下水分區作為研究的主要空間範圍，並將時間範圍聚焦於1970年至今的水分配高張力時期，採用的研究方法包括個案研究法、次級文獻法、訪談法、田野考察、三角檢證等。五個研究個案發生水衝突的時間範圍從1973年到2017年，空間範圍分布在地下水分區內，行政範圍包括高雄市與屏東縣，分別是｢新園鄉埋管補償｣、｢里港鄉封井斷電｣、｢大潮州人工湖｣、｢萬丹鄉凍弄井｣、｢美濃區反深水井｣。經由五個地方個案的研究分析與討論後發現，屏東平原的水分配在近半世紀以來有劇烈的變遷，空間範圍由地面水擴大到地下水區，行政範圍也含括高雄

市與台南市，尤其在產業轉型中，水分配突顯出政治與經濟為了回應自身於全球分配的處境，所做出的調適模式與地方影響，同時有以下具體結果：一、換位重置的角色是隨新自由市場而動態展演，權益相關者服從指令，在分工過程自利。二、仿生資本藉由生物特質中的最低資源成本發展出：多權責尺度的分工、鑲嵌與滲透、調適與演進、優化期待的投資等方法。三、區域融合的目標，透過轄域、解域再結域的過程進行，但在對話空間仍存在異質性時，衝突將持續發生。四、新區域的自明形式是特殊的社會凝聚力，可有效抵抗仿生資本的轄域。五、仿生資本於區域融合過程中以｢創造性破壞｣與｢破壞性創造｣的交相作用，有效操作變革、創新、改善等有爭議的進步，指導

新區域邁向優化的迴路。六、市場代理是連結政治與經濟的重要機制，能用貨幣與契約進行空間再結域以及權力的再鞏固，執行優化迴路的整合。

1970年代後的臺灣農村發展體制

為了解決農會跨會通提的問題，作者黃仁志 這樣論述：

「農村發展」是在面對總體變遷和農村結構改變的情況下，以特定的農村願景圖象為目標所採取的規範性和組織性行動。要理解臺灣農村發展特質和運作樣貌，必須在歷史的變動軌跡中，掌握國家如何將因應國際局勢而轉譯的發展目標，透過各種相關的政策計畫和資源分配策略，佈署於農業與農村的行動體系之中，並以此形塑能與發展目標相互接合的行動體制。本研究即以「體制研究」的觀點，以戰後至1970年代的農政發展成果為基礎，探討1970年代後各階段臺灣農村發展的體制運作結構與特質。「體制」是具有高度政治意涵的詞彙，而體制研究則是著重於政策制度、治理模式和行為策略之間的互動關係，並以特定事務的發展或維繫為運作目標。現實中的體制從

來不是獨立存在，涉及政治的各種事務運作往往是諸多體制運作的結果，因而必須以「複合體制」的概念來加以掌握。而以體制論點所探討的農村發展研究，則是強調主導治理模式的影響力來源，並先後提出外源式發展、內源式發展，和新內源式發展等不同類型的體制運作模式。這些體制類型如何對農村發展模式產生影響，成為研究者關注的焦點。戰後土地改革，是遷占者國家在「以物質資源調配策略鞏固執政穩定性」的政治目標下，透過改變土地所有權和耕作收益分配模式的策略，強化改由國家汲取農耕收益的正當性與可行性，並以此組構出「土改增產體制」。而在1970年代的國際局勢巨變中，國家作為影響農業與農村發展最主要的調節機器之角色更為明顯。如何調

度國內的農工資源安排，既加速由農轉工的推展進程以強化國際經濟角色，又能避免快速的城鄉移民造成都市部門的治理負擔，成為國家策劃發展策略的核心命題，而農村則是在工業化的浪潮中演化出「農村工業化複合體制」。1990年代之後，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的歷程，則是使國內社會的意見能夠轉化為對國家施政規劃的壓力，並使農政體系浮現三生架構，進入「農村三生化複合體制」階段。但競逐經濟自由化利益的資本，也成為國家在轉為民選政治體系後不易調解的力量，更突顯出當時政府在「參與全球化」、「維繫國家主權」，和「推動政治民主化」三者之間左支右絀。2000年之後，在總統與地方首長選舉中持續變動的政黨輪替過程，使兩岸政經關係的

經營策略成為影響國內政策布局的重大變數；而氣候變遷所產生的環境災害，以及人口結構高齡化對於農村社會經濟活動的影響，也都各自引發施政對策的需求，使農村在面對資源多功能應用的需求下，形成「農村後生產複合體制」。從臺灣的經驗來看，影響「農村發展」的政策架構之所以演化成一個複合式的運作體系，是隨議題事務分化而產生的內部專殊化導致，使戰後初期的農地改革、農業強化、農家改善，逐漸分化為農地利用、農業產銷、農村建設，和環境生態等四個專殊化的基礎體制，並從戰後初期的「土改增產體制」，逐漸走向「農村後生產體制」。在此一複合體制的演化過程中，也為臺灣農村發展留下三個有待解決的難題：發展效益難題、統合機制難題，以及

不確定性難題。如何在複合體制的運作中解決這些難題，將是影響後續農村發展是否有所進展的關鍵。臺灣的農村發展經驗也顯示，單純以發展動力來源的內、外之分，並不足以分析農村發展所面對的問題和行動特質，而是必須深入探討其內、外動力的層級結構樣貌和運作特性，並以此反饋農村發展體制論點的理論內涵。面對未來持續發生的趨勢變遷，以及其所帶來的新課題與新政策，如何從農村發展體制的分析成果中，找到更深入的研究課題和對應的政策規劃框架，更是農村發展研究者與規劃工作者未竟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