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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宗教文化看地方宮廟信仰的發展–以孝威村艮安宮為例

為了解決金弘笙輪框的問題，作者黃子堯 這樣論述：

地方民間信仰在現代化的衝擊之下，信仰空間的變化，造成地方信眾重新面對民間信仰的認識，居民對土地的關懷、信仰的認同、生活的依賴與民俗信仰的影響，都成為新環境不可逃避的問題。本文從地方信仰的宗教結構、信仰類別、社會資本與現代化轉變，探討地方信仰文化與地方關係的建立、合作與發展。本研究主要探討民間信仰在地方宮廟文化推動之下，社區信眾共同參與宮廟公共事務發展與社區發展活動，在這些參與的過程中，藉由地方宗教信仰力量的認同，作為凝聚社區意識建立共識，透過地方宮廟信仰組織發展、活動參與、公益服務與地方發展，讓居民藉由信仰文化過程，探討在宗教文化民間信仰下，對社區居民、社區發展、社會服務及社區營造行

動帶來的影響。 本研究藉由宮廟在區域的族群融合、社會變化與區域發展過程中，觀察地方民間信仰透過宮廟文化所展現的信仰凝聚力、政策推動力、世代創新力與信眾參與力等面向，驅動宮廟民間信仰的社團化、社福化、市場化與功能化，更有效的帶動地方除藉由產業發展外，結合文化資源發展及新興文創集思，形成更多元的地方資源與特色，吸引青年世代返鄉參與地方發展。針對宮廟信仰文化的發展歷程中，從傳統地方型信仰祭祀的心靈活動，經環境變遷與社會結構的轉型下，在信仰文化管理、政策推動輔導、世代傳承發展與信眾凝聚共識等多面向探討，分別就宮廟文化的社會性、公共性、群聚性與參與性等特徵，討論民間信仰維繫下的宮廟文化對宮廟發展、

信仰環境、社群凝聚、社會服務、地方傳承與文化永續發展等課題，探討所面臨的問題及發展困境。 本研究運用「文獻討論」、「深度訪談」、「個案研究」及「參與觀察」作為研究方法的手段，以五結鄉孝威村艮安宮推動地方宮廟文化發展的關係人作為研究對象，參與關係人區分為管理單位、行政單位、青年世代與社群信眾進行訪談分析，作為本論文有關資料的蒐集、分析、歸納與討論的架構論述依據。通過對五結鄉孝威村艮安宮廟文化的發展，藉由祭祀圈形成地方信仰的探析發現，透過孝威艮安宮、地方非營利組織、孝威社區發展協會等在地組織文化形成地方認同，轉化為信任、規範、網絡的社會動能，做為社會的無形資本累積。 地方信仰文化透過社

會各型式資本的中介運作，影響地方生活、生產與生態的發展。本研究證實地方宗教信仰文化資源在地方發展中佔據重要位置，某種意義上對地方社會型態變化起部分決定性作用。尤其在 2019年起，作為台灣地方創生元年，對地方型社區發展工作尤為重要。研究發現文化資本在台灣農業型社區發展中的作用，區域性宗教信仰帶動地區文化結構的轉型發展，直接或間接影響地方治理發展的關鍵，再透過藉由地方社會資本功能帶來的轉變，俾利地方宮廟信仰的永續發展。研究建議如下：宗教信仰推動行政治理與發展的策進；加強宗教團體溝通輔導與行政效率；推動現代化經營管理及人才培育；地方節慶舉辦應建構在地特色之上，擴大教育宣傳釋放民間信仰的正向能量；建

立完備的宗教管理隊伍，提高專業能力與管理技能。

國家、政黨與歷史：國史館在臺灣（1957─2016）

為了解決金弘笙輪框的問題，作者陳梅萱 這樣論述：

本論文旨在透過國史館在臺復館後的組織與修史工作變遷，考察戰後臺灣國家、政黨與史學的關係，以及該機構在國家治理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本研究發現，作為官方修史機構的國史館，其與國民黨黨史會的關係，自中華民國在中國大陸時期，即相當密切。1957年國史館在臺復館後，館、會除了繼續維持合作夥伴關係，在戒嚴時期的黨國體制下，官方修史活動多由黨史會主導，國史館扮演協助角色，國史修纂也以國民黨黨史為依歸，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爭奪中國之正統，以維護國民黨政權的統治合法性。1980年代中期以後，由於臺灣民主化與政治變遷，國史館與黨史會的關係開始受到民進黨立委的質疑，〈檔案法〉的制定過程更引發國史館的定位問題與存廢爭

議。嗣後，國史館嘗試提升學術地位，逐步調整工作環境與相關業務，修纂成果的質與量皆有明顯改善，但仍無法跳脫中國本位的框架。2000年政黨輪替後，館長改由學者擔任。除了修纂國史，國史館還新增職掌，成為兼具歷史研究、檔案典藏與總統副總統文物展示的特殊政府機構。民進黨執政時期，在新館長主導下，「臺灣史」逐漸躋升為國史的一環，國史館的學術地位也大幅提升，並取代黨史會，成為官方修史活動的主導機構。2008年國民黨重返執政後，「中華民國史」的地位再度獲得確立。作為政府機構的國史館，其國史修纂活動，除了各館長學術專業領域的差異，更是深刻地受到執政黨政治理念的影響，而呈現不同的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