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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本書分別來自好優文化 和好優文化所出版 。
魯迅 雜文全集：《偽自由書》《准風月談》《花邊文學》
為了解決釘釘子注音 的問題，作者魯迅 這樣論述：
當遭遇壓迫，有誰發一句質問、提一句抗議？ 當有人反抗，卻有些人還笑罵他們。 在「他們」的輓聯上，說是「遺臭萬年」。 本書收錄一九三三年出版的《偽自由書》、一九三四年《准風月談》、以及一九三六年出版的《花邊文學》。 ▌《偽自由書》▌ 《偽自由書》出版於一九三三年。本書收錄魯迅與當時瞿秋白撰寫，但以魯迅之名發表的四十三篇雜文。這時的魯迅，除了用本名發表文章外，也使用若干化名。原因無他，《偽自由書》的〈前記〉已經寫明，此時的他已經招來官方與出版社的打壓。打壓的面向，除了時事上的針砭外，文壇、左派同志之間的排擠與競爭也是原因之一。 －所以我想，中國
革命的鬧成這模樣，並不是因為他們「殺錯了人」，倒是因為我們看錯了人。 －胡適博士曾經玩過一套「五鬼鬧中華」的把戲，那是說：這世界上並無所謂帝國主義之類在侵略中國，倒是中國自己該著「貧窮」，「愚昧」……－……征服中國並不是沒有法子的，請接受我們出賣的靈魂罷，何況這並不難…… －高等人向來就善于躲在厚厚的東西後面來殺人的。 魯迅逝世於一九三六年，本書收錄的是他逝世前三年的作品。彼時，即便面臨外國侵略勢力，中國人仍不遺餘力地自相殘殺，內鬥的範圍甚至縮小到文壇及左派自身。本書內容行文諷刺意味濃厚，但如今讀來，也可見魯迅在無能為力、無力回天之下的無可奈何。 ▌《准風月談》▌
《准風月談》出版於一九三四年。本書同樣收錄魯迅與當時瞿秋白撰寫，但以魯迅之名發表的雜文作品。此時，魯迅仍處在官方、文壇與左派同志的攻訐下，他依然使用筆名，筆鋒卻未失其銳氣。本書中不但談到魯迅所痛恨的「奴才」，魯迅更進一步談到，出賣靈魂的知識份子如何成為壓迫者的幫手，逼使青年成為奴才。 －好人的子孫會吃苦，賣國者的子孫卻未必變成墮民…… －他們要掩住青年的耳朵，使之由聾而啞，枯涸渺小，成為「末人」…… －所「牧」者，牛羊也，比野獸怯弱，因此也就無須乎專靠「信任」，不妨兼用著拳頭，這就是冠冕堂皇的「威信」。 －然而爬的人太多，爬得上的太少，失望也會漸漸的侵蝕善良的人心，
至少，也會發生跪著的革命。 這個時期的魯迅，在其雜文中越來越可見到他對知識分子的期許、但更多的是失望。仍見得到他對現代中國的期待，但更多的也仍是失望。知識分子應該是什麼？應該做什麼？在他尖銳的筆鋒下，仍可見他勉力讓自己對中國的未來懷抱希望。 ▌《花邊文學》▌ 《花邊文學》出版於一九三六年，魯迅亦於本年逝世。本書收錄魯迅的六十一篇雜文。 此時，中國已經進入抗日戰爭的第二年。不僅在政壇上，對如何抗日、如何救國多有爭論，文壇也愈見分裂。「國防文學」與魯迅支持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形成文壇上的兩個口號之爭，有趣的是，提出「國防文學」口號的，卻是日後對魯迅推崇備至
的中國共產黨。 －現在的文章，是不會有骨氣的了，譬如向一種日報上的副刊去投稿罷，副刊編輯先抽去幾根骨頭，總編輯又抽去幾根骨頭，檢查官又抽去幾根骨頭，剩下來還有什麼呢？ －文藝必須有批評；批評如果不對了，就得用批評來抗爭，這才能夠使文藝和批評一同前進，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壇已經乾淨，那所得的結果倒是要相反的。 －人固然應該生存，但為的是進化；也不妨受苦，但爲的是解除將來的一切苦；更應該戰鬥，但爲的是改革。 魯迅死後，人們把他收錄在《且介亭雜文末編》當中的〈死〉一文當作是他的遺囑。作為近代、現代中國的代表性作家，魯迅提出七點，第五項是：「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
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第七點則是：「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而由魯迅留下的「遺囑」，則可見其在與國民政府對抗、與文壇交鋒積累下，對於文人、或知識分子的省思與批判。
魯迅 雜文全集：《華蓋集》《華蓋集續編》《而已集》
為了解決釘釘子注音 的問題，作者魯迅 這樣論述：
有些壞， 是因為人性就是壞的； 有些壞， 是因為人性被變得壞了。 他是魯迅，現代中國最尖刻的「酸民」， 也是現代中國唯一無法制裁、無法反駁、無從抵抗， 甚至推崇備至的「異端」。 本書收錄一九二六年出版的《華蓋集》、一九二七年出版的《華蓋集續編》、以及一九二八年出版的《而已集》。 ▌《華蓋集》▌ 《華蓋集》出版於一九二六年。書名來自於本書收錄〈咬文嚼字〉〈青年必讀書〉引發的論戰；魯迅在一九二五年伊始，即因為這兩篇文章遭到洗版式的撻伐。其中〈青年必讀書〉一文，文章並不長，只說明以下重點： －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
外國書。 －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僵屍的樂觀 －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 －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 －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麼大不了的事。 短短數百字短文，不但鼓勵青年不讀中國書，更直言中國書的「勸世」只會讓青年變成毫無鬥志與意念的殭屍。魯迅在〈題記〉中提到因為這篇文章，他被口誅筆伐。 但即便如此，他仍說「我早就很希望中國的青年站出來，對於中國的社會，文明，都毫無忌憚地加以批評……可惜來說話的竟很少。在別的刊物上，倒大抵是對於反抗者的打擊」。 ▌《華蓋集續編》▌ 《華蓋集續編》出版於一九二七年。在
〈小引〉中，魯迅提到：雖然年歲變了，但他面臨的狀況未變，所以延續「華蓋」之名，編成這本《華蓋集續編》。然而國民政府與北洋政府的內戰亦於一九二六年開展。在這樣紛亂的世局下，面對各色人等的求生、求官，或者──就是求一個容身之地；魯迅自是看遍人性當中最不可置信的各色荒唐。 －所以中國的國魂裡大概總有這兩種魂：官魂和匪魂。 －這也並非硬要將我輩的魂擠進國魂裡去，貪圖與教授名流的魂為伍，只因為事實仿佛是這樣。 以本書收錄的〈學界的三魂〉一文為例──魯迅並未以點出「官魂」和「匪魂」兩個關鍵字而感到滿足。 連靈魂都被「趙家人」箝制的中國人，大概很難想像，魯迅在彼時能夠逕自點名當代
著名的教育家、教育部長章士釗讓學界「官氣彌漫」「順我者『通』，逆我者『匪』」且在百年後仍被視為現代中國推崇備至。 即便現代的中國，仍是他筆下的中國。 ▌《而已集》▌ 《而已集》出版於一九二八年，魯迅在〈題辭〉中提到，這一年，中國仍是多事之秋。而透過作家的「雜文」「雜感」，則又可看見魯迅對中國國情與人性的淘洗。 －專管這一類事情（保管文物）的是社會教育司，然而司長是夏曾佑先生。……他是知道中國的一切事萬不可「辦」的；即如檔案罷，任其自然，爛掉，霉掉，蛀掉，偷掉，甚而至於燒掉，倒是天下太平；倘一加人為，一「辦」，那就輿論沸騰，不可開交了。結果是辦事的人成為眾矢之的
，謠言和讒謗，百口也分不清。所以他的主張是「這個東西萬萬動不得」。 〈談所謂「大內檔案」〉一文中，魯迅則再度藉由一件「國寶轉賣案」，諷刺當時官場與人性的扭曲之處。本文寫於一九二七年，但說到「中國的一切事萬不可『辦』」「辦事的人成為眾矢之的」，時至今日，幾乎可說中國、乃至於華人文化，仍深陷於魯迅所指摘的陳腐顢頇之中。 戰亂、貧弱、無處可逃。 沉痾、腐朽、吃人禮教。 魯迅的小說，寫盡人性之惡； 魯迅的散文，寫盡惡之下的溫情； 魯迅的雜文，則寫透了「惡」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