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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國海軍在澎湖：以馬公軍港為中心（1895-1945）

為了解決長榮海運履歷的問題，作者蔡文騰 這樣論述：

從明初至清末，日本與臺澎海域互動甚多，官方與民間都有「征臺論」的構想，將佔領臺灣納入其整體擴張架構的一環。明治初期，日本派人至臺澎地區調查，加深日人對臺認識以及瞭解澎湖的戰略重要性，因此在甲午戰末威海衛陷落後，大本營開始計畫另編艦隊攻陷澎湖島，以其控制楊子江以南的華南海域之制海權，發揮澎湖具有阻隔中國東南沿海各省與臺灣省之間往來的戰略功能。日治初期，由於臺灣未定，使得臺灣總督府海軍幕僚雖也肯定澎湖的戰略地位，但仍以基隆港為首重之地，以確保日臺間的往來通暢。隨著以廈門為重心的對岸政策戰略演變，澎湖因地理位置而被定位為臺澎海域的重心，而有馬公要港部的設置。但從日俄戰後北進論的抬頭，以及裁軍會議使

海軍呈現平緩發展，澎湖的軍事地位直至昭和10年以後才又興起。中日戰爭爆發後，臺澎並非主要戰場，澎湖在戰爭前、中期多做為前進華中、華南兵力集結站的角色，後期則隨太平洋戰爭的發展，而呈現本土防禦的各自守禦。19世紀隨著軍事技術的發展，水雷成為各國重視的新式武器之一，中、日兩國皆因製造成本低廉，且破壞力極大而引進該國。日軍佔領澎湖後，即在此軍事環境的脈絡下，沿用日本國內的戰術思想，以佐世保水雷隊臨時敷設部作為守衛澎湖海面的主力部隊，承擔守衛港口的海防任務。翌年伴隨制度的改變，成立佐世保水雷團馬公水雷敷設隊，繼續成為日治初期澎湖地區的主要海軍機構。其後馬公要港部成為擔任華南海域的後勤基地，但該組織採雙

元統治，軍政受佐世保鎮守府管轄，軍令則由臺灣總督指揮，直至臺灣總督改由文官統治為止。初期海軍機構的編制員數是佐世保軍區麾下員額最多之地，組織架構最完備的部隊，實際駐守的兵員數雖非滿編，但仍是人數最多機構。馬公要港部的司令官多有水雷經驗，且離任後多轉職至清閒單位或退休。為符合近代化組織與艦艇的駐紮，在明治28年至29年之間，經過一連串的調查、協調與遷移後，使測天島變成軍事用地，明治31年更劃為海軍用地，馬公水雷敷設隊就以此港為其根據地，並成為馬公要港部的基礎。大正年間，隨著機構組織的變遷、燃料使用的改變與原有建築之老舊等因素，而開始擴建至原有大案山地區，成為現今的海軍基地。修理工場設置而招收澎湖

籍職工，亦成為日治時期澎湖經濟發展的一環。

政商關係中「賄賂」的企業倫理---以紅火案為例

為了解決長榮海運履歷的問題，作者曾淑珍 這樣論述：

本論文從尋租理論、現行法律、企業倫理與人性的角度來探討紅火案，以了解政（政府）商（企業）關係對臺灣經濟與政治發展的影響，希望藉由「中信金控」的政商手法，了解企業如何透過「賄賂」的型態達成優於其他同行的資源與機會；政府又是如何經由與企業的友好或連結，獲得資金來源進而達到捍衛政權的目標。 本文以紅火案為例，從政商關係中的「賄賂」談企業倫理，「中信集團」的政商關係變革，代表的不僅僅是一個集團的發展而已，它也是一部台灣經濟與政治互動發展的縮影。論文首先從理論探討尋租理論與政商關係的定義，再由台灣政商關係的演變歷程，探討每一個不同時期，中信集團其事業版圖的發展與政商關係之變遷；其次由法律

的角度來探討行賄與受賄，並反思中信集團的「賄賂」手段。　　最後由個案出發，從紅火案事件的始末討論企業倫理的意含與實踐，從倫理的層次來探討公司治理之道、企業如何善盡社會責任、如何建構完善之政府與企業間公開透明的正常關係、公共服務倫理應被重視與規範以及企業經營者應實踐善與德行的企業倫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