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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害加害人團體之自我敘說：一種敘說建構取向

為了解決長榮自傳字數的問題，作者邱惟真 這樣論述：

本論文試圖從「性侵害加害人團體」開始，以自我敘說的方式，來理解「自我」是如何相互建構的？並將本研究分成三篇，第一篇進行研究者的「自我敘說」，此部分以「經驗與軌跡：我生存的樣態」為題，依研究者關於「自我敘說建構」所累積的知識與經驗，說明研究者如何進入這個領域（性侵害加害人處遇），以及研究者在這個過程中所接受的訓練與前進的方式，讓原本隱身於研究對象後面的「我」—現身。第二篇「行動與反思：『自我』之建構與轉化的軌跡」則為本研究的方法論，從「台灣○○監獄性犯罪受刑人同理心訓練模式之建立及成效評估」此一研究開始，進行自我的對話與反思，並確認以建構主義典範作為進一步探究之可能。第三篇「團體歷程中的我與我

們」，將團體歷程進行歷程式的敘事，並且探討「自我」在「團體」中是如何相互建構與轉化的。研究結果顯示，整篇論文基本上是一種「互為主體性」的努力，我們可區分出在此論文中三個層次的「互為主體性」。首先是研究歷程的互為主體性，研究者先從自己的生命經驗中去開展自己的生命智慧（第一篇的自我敘說），並且在這樣的基礎上，努力地去陪伴、關注、澄清、以及欣賞團體成員的主體性，最後建構出「團體中的我與我們」；第二個層次是在團體歷程中的互為主體性，團體領導者基於對自己專業知識的澄清與理解，試著在團體中提供一種具「支持性」的團體氛圍，並在一個基本的「團體結構」中，推動、等待團體成員「自發性」的成長；第三個層次是同理心訓

練所欲達成的「互為主體性的故事性思考」，指的是同理心的過程，主要是透過內省「自己」被激發出來的情緒經驗而得以了解「他者」的情緒經驗，這是敘說自己的生命故事，並且進入他人的生命經驗的一段旅程。最後，我們認為「自我」確實可以透過「敘說」的歷程（它包含了自我理解、詮釋、反省與精進），應對著「環境」完成自我之「建構」。而這實踐的歷程，包括了我本身的實踐，以及我們團體的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