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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本書分別來自維他命文化 和風雲時代所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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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招居家清潔、空間收納法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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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變.八年抗戰與楊虎城

為了解決門窗密封條怎麼用的問題,作者楊瀚 這樣論述: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清晨,蔣介石被槍聲驚起。他顧不上穿衣提鞋,倉皇向外逃命,由此開始了讓他刻骨銘心的十四天……   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幕後真相  捉蔣又放蔣的曲折過程  少帥縱虎歸山的後果  一心抗日卻被送出國的楊虎城  蔣介石誘捕楊虎城的經過  被囚禁長達十二年的楊虎城  將被釋放卻又難逃特務大網  楊氏父子同遭秘密殺害  歷史上的悲劇人物  楊氏之孫為楊虎城平反昭雪的努力   「為了救國,我們這個爛攤子,縱然這次摔掉了,我也毫不後悔,摔得值,摔得響!」   楊虎城為了團結國內力量抗日,不惜聯合張學良,「兵諫」蔣介石!  即使,這個決定讓他喪失了軍隊,更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西安事變的

發生,打破了蔣介石六十天剿滅紅軍的美夢;激發了全國人民的抗日愛國熱情;促進了國內政治力量的分化與新的組合;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牽動了國際大局。十四天的拘禁,使蔣介石顏面無光。   當少帥張學良為「顧全大局」而重新擁護蔣為領袖,甘願「負荊請罪」時,一個報復他、報復楊虎城的計劃也隨之展開…… 作者簡介 楊瀚   本書為楊虎城將軍之孫楊瀚先生耗費大量心血,在收集、整理諸多歷史資料和檔案的基礎上完成,詳細記述了楊虎城將軍悲壯人生的著作。本書涉及了中國近現代史上的許多重要人物、重大事件,且深入分析探討了圍繞楊虎城將軍的幾個未澄清的問題,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史實細節。   楊瀚原居北京,現任西安事變

研究會會長。一九九六年移居加拿大,曾在一九九九和二○○○年兩次到夏威夷探望過張學良,完成其父親楊拯民的遺願。 前言 西安事變已經過去了七十六年,這段歷史雖已過去,但塵埃並未落定。   一篇歷史感言引發兩岸較力   從西安事變後到一九五五年的十八年間,除蔣介石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發表了一篇《西安半月記》作為國民黨方面的官方基調來反映這個事件外,不論是國民黨、共產黨還是社會輿論對這個歷史事件雖不時有所提及。但是誰都沒有再就這個事件做出詳實的敘述。其原因從國民黨蔣介石方面是害怕世人了解事變的原委、過程、真相;共產黨方面忙著打天下、建國安邦;輿論界並不掌握事件的史實。   一九五五年,在西安事變中曾親身

參與營救蔣介石的郭增愷,出於對老友楊虎城的情感和對歷史的責任。以少有的知情者身分寫下了標題為《一個沒有交代清楚的問題》——〈西安事變〉十八周年感言,這篇長達十萬字的文章。在香港《熱風》雜誌上連載發表。使西安事變的真相從一個新的角度第一次系統公佈於世。   郭增愷的文章一出,戳穿了蔣介石長期隱瞞事變真相,編造和歪曲歷史事實的許多謊言。在海內外引起強烈的反響與震動。   看到這篇文章,蔣介石急了,為了繼續維持自己的臉面和謊言,他一面派特務給郭增愷寄去裝有子彈的恐嚇信,同時啟用被他已軟禁了二十年的張學良。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蔣介石單獨召見負責管理張學良的保密局少將劉乙光,詢問張學良的讀書、

身體及年齡,命劉向張宣佈蔣的兩項禁令:不准收聽中共廣播;不准同警衛人員接近。張聞聽之後,頗有震雷貫耳之感,「反覆思維,深自反省」。緊接著又下達了讓張學良寫出西安事變回憶的指令。張學良在日記中這樣記述:「老劉前日連夜去台北。今日返,午飯後來余屋,告知我,彼係被總統召見,告他令我寫一篇西安事變同共產黨勾結經過的事實,再三囑咐要真實寫來,並說此為歷史上一重大事件。言後又再告劉囑余要安靜。」(注:老劉即劉乙光)於是,張學良按照蔣介石的吩咐,開始撰寫西安事變回憶,一個月後完成了初稿。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劉乙光到達台北,將張學良的回憶長函面交蔣介石。同月二十日,蔣即傳喚劉乙光,聲稱「(張學良)對

共產黨(的認識)已有進步,我甚安慰。他將來對革命還可以有貢獻。」同時命劉將郭增愷的文章轉交張學良,要張在回憶錄中加以駁斥:「這篇東西(指郭文)對我們倆都有關係,必須有以辟明以示後人。」言談之間,給劉的感覺是,蔣「需要甚急」。   郭增愷因不是張學良的部下,事過多年,張對郭已不記清了。但為了完成蔣交代的任務,張學良苦思凝想後將「回憶」修改了兩小段,另寫了《慨中國文人之無行》一文來交差。張在該文中說:「有郭增愷其人者,當年在西北公路局任職,為楊虎城之嬖佞。……此人真不知羞恥者。」   「我等當年讀過蔣總統日記之後,自認抗日之事已有著落,追悔孟浪,不明領袖謀國苦衷,恭送總統回京,自動隨從請罪,說不到

什麼條件成交,更談不到見證,就是有見證的話,恐亦輪不到該郭增愷名下。」   同時,張學良並於十二月廿一日致蔣一函,聲稱讀郭文之後「可氣亦殊可笑」。函云:「此人為誰,良誠已忘卻,假如良所知的那人是對,彼乃一小丑角色。他不是共黨,他是屬於共黨尾巴的第三黨,在第三黨中也不是什麼重要者。當年曾為楊虎城嬖幸官僚政客之流亞也。在回憶文中難將其人攙入,茲僅就其故說之處,針對如上,以證其無的之言,另寫一紙以駁之,未審可用否?」   蔣介石拿到了這篇討郭的檄文,忐忑不安的心總算平靜了一些。當下,他沒有再逼張學良寫其他材料,因為他已經取得了張學良為他在歷史所上的政治保險單——《回憶西安事變》。   根據他對張的了

解與把握,只要張自己寫下來了,致死不會再翻案了。他想,當年參與談判的楊虎城已被他殺了,張學良已成這樣,郭增愷有張學良去駁斥已十分有力了,今後西安事變的歷史就可由他任意書寫了。但他怎麼也沒想到,宋子文在事變後用英文寫下了親歷西安事變的經過,四十年後在美國史丹佛大學向世界公佈。這份歷史資料,從一個特殊的角度戳穿了他煞費苦心編撰的《對張、楊訓詞》、《西安半月記》等謊言。   自一九五七年年初起,張學良又遵蔣介石之命,開始撰寫範圍更廣的回憶。四月廿二日完成,命名為《雜憶隨感漫錄》。該稿一部分回憶張作霖,題為《我的父親和我的家世》;另一部分回憶自己,題為《我的生活》。其中涉及西安事變的有《我之與國民黨》

和《出洋歸國與管束》兩節。張在該稿中指責中共「包藏禍心,別有所圖」,讚揚蔣在西安事變中「剛正嚴厲」,自貶行動魯莽,思想幼稚,可恥而又可笑,等等。   一九五八年,蔣介石將張學良所寫的西安事變回憶在台灣高級幹部中公開。這些內容很快就傳到了大陸,在相關人士中引起震動。許多人出於對張學良的熱愛與盲目崇拜,當時否認這份回憶錄的真實性,稱之是台灣方面完全偽造的。而周恩來卻是心知肚明的,他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紀念西安事變廿五周年招待會上,欣然接受楊虎城之子楊拯民的建議,在大陸成立一個高規格的西安事變資料徵集組織,開始了對這個歷史事件的研究,西安事變的史料遂從那時開始逐步走向公開。   針對張學良在台灣的處境

與狀況。一九六二年,周恩來經過一番考慮後,寫了一封只有十六字,沒有具名的短信,向這位老朋友表達了政治上的關懷。這十六個字是:「為國珍重,善自養心;前途有望,後會可期。」   周恩來的密信,是由當時的中共中央調查部精心安排,通過與張學良家有親戚關係的朱湄筠女士,經香港送到台灣,並巧妙地送到了張學良的手裡。張學良自看到周恩來的信後,便沒有再寫政治性的文章了。   應該肯定,是郭增愷的《一個沒有交代清楚的問題》,引發了台灣海峽兩邊,國共雙方對西安事變的再度關注。   還原歷史的艱辛   根據周恩來的指定,由中共中央統戰部負責西安事變資料的收集工作。之後成立了由劉鼎、南漢宸、高崇民、趙壽山、楊明軒、閻

寶航、劉瀾波、王炳南、呂正操、申伯純等組成的西安事變史領導小組。隨之,全國政協著手向曾經參與事變的各方當事人,知情人徵集材料,請其寫回憶文章,進行史料的徵集編寫。   正當徵集工作進行時,「文化大革命」驟然而起,此工作被迫停止。「文革」中,為保存這批已徵集到的資料,許多人不畏艱險,想方設法總算保存下了一批珍貴的史料。其中反映楊虎城歷史的珍貴史料,在「文革」前,多由曾擔任過楊虎城秘書主任的王菊人先生負責整理保管。「文革」中為怕遭毀壞、遺失,王先生和陝西省民盟的一些同志冒著風險,將這些珍貴的資料砌在了一堵牆中,遂使這批資料保存至今。但也有一些珍貴的歷史資料在「文革」中流失了,其中就有楊虎城在西安事

變後赴美國、歐洲考察期間的日記。這本日記,原本是楊虎城的家屬捐獻給國家的,在「文革」中被人以「借閱」的名義從全國政協的庫房中拿走,變為了其個人的收藏物。   一九七九年,隨著全國政協工作的恢復,西安事變史領導小組的工作也得到了恢復。但是,當年的許多成員卻在文革期間先後作古。為了這項具有歷史意義的工作,中央決定再行充實小組成員。由劉鼎、劉瀾波、呂正操、王炳南、粟又文、謝方、平傑三、童小鵬、宋黎、萬毅、楊拯民、汪鋒、閻揆要、孔從洲、高揚、史永等組成了新的西安事變史領導小組。領導小組工作恢復後,首先把原先徵集的材料依照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原則,進行了篩選研究;並查閱了中央已經公開的有關檔案;訪問了還

在世的當事人;參考了海外學者關於西安事變的論述;還參閱了台灣方面公開的相關材料,著手編寫出版了「西安事變簡史」。   這個簡史在一九八六年西安事變五十周年時發表。同時一些當年參加「事變」的人士也紛紛撰寫回憶文章,使中國近代史上最富有驚險色彩的這段歷史,逐漸見諸世人。使人們對這段歷史的發展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是,當時由於諸多的限制與顧慮,許多歷史資料與歷史真相還不能公佈。   當時大陸方面主要所顧及的:先是張學良在台灣還沒有獲得自由,怕危及他的生命安全;後是希望張學良獲得自由後,能夠回到大陸來。而台灣方面則一直要維護蔣介石的「領袖權威」。這樣便使得人們對事變的了解不能全面,對楊虎城對事變的作用了解

更不能深入。   特別是在海外,當蔣介石在一九四九年殺害了楊虎城,為了掩蓋自己違反政治倫理,滅絕人性的暴行,對外嚴密封鎖了消息。在台灣,很長一段時期在書籍和文章中提及西安事變時,都儘量不出現楊虎城的名字。企圖讓這位曾任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二級上將的楊虎城從歷史中消失。後來隨著蔣家父子兩代統治的結束,楊虎城才逐漸在台灣為人所知。而作為這一暴行的責任者中國國民黨,卻始終沒有對非法囚禁、殺害楊虎城及家人、部屬的行為做出任何的說明。   今天,隨著人類的不斷進步,歷史的不斷發展。西安事變的真相隨著歷史資料的逐漸公開,也越來越為人知曉。隨之,楊虎城對國家、民族的貢獻也就凸顯了出來。   以史為鑒,振

興民族   多年來,海峽兩岸人士對西安事變的研究角度,大都集中在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興衰、利益方面。事變雖然是在國共鬥爭的大背景下發生的,但事變的醞釀、策劃,共產黨完全不知情。促成事變爆發的根本因素,是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中華民族不願屈從外人統治、奴役的民族主義;同時也是自一九一一年來,中國人追求民主,反對封建專制政治的民主精神的一次大爆發。只有從這兩個角度去認識、研究西安事變,方能理出錯綜複雜的歷史頭緒,解讀出當事人種種奇異的表現。   我撰寫這部《西安事變.八年抗戰與楊虎城》,是希望從一個角度還原歷史,讓後人知道,楊虎城這位中國的民族、民主主義者,為了國家的存亡、民族的振興,是如何拋頭

顱灑熱血的。他的一生體現了:人民為大,民族為上。 導讀 西安事變--祖父人生中最輝煌的一頁   我的童年是在張蕙蘭祖母的身邊度過的。一九五四年,當時我的父母都在條件十分艱苦的甘肅玉門石油管理局工作。我出生後不久,就被送到西安,由蕙蘭祖母撫養。我對祖父楊虎城的最初認識,是在祖母家開始的。   還記得在我記事後不久,初冬時分的一天,家裡大客廳裡正前方擺起一個身穿西裝戴眼鏡男人的大幅照片。在他的面前擺起了香案,燃著一些蠟燭和貢香;還有一個供桌,桌上擺著一些點心和水果。最特別的是在諸多食品中有一碗由蕙蘭祖母親自用菠菜製作的「麵」。從下午開始,許多大人陸續聚集到家裡。傍晚時,人們肅立在大客廳裡向這個大相

片講話,我也被叫到人前,站在最前面和大人們一起向照片行三鞠躬禮。以後每年這個時節,都有這個活動。我長大點後從家人口中得知,照片中的人是我祖父,叫楊虎城,是個將軍;來家的近百人都是他的部下。   再後來,一個親戚給我念了一本描寫重慶「白公館」、「渣滓洞」大屠殺的小冊子,我才知道祖父楊虎城是因為要求抗日被蔣介石派特務用匕首殺害的,是烈士。   我懂事後,祖母平日裡也講一些祖父的生活與性格特點,但從沒詳細說過楊家的身世,我想是她不願勾起心中的痛苦吧。   到上小學時,我才回到父母身邊生活。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十二歲的我,在學校也想參加「紅衛兵」,可當時入「紅衛兵」要查三代,而我對家世並不

知道。回家問了母親,才知我的曾祖父是個木匠。   一九六九年春節,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仍然如火如荼。我們家已兩年沒有團聚在一起過春節了。可喜的是,父親在被關了一年的「牛棚」後,回到家中,我們全家共同過了一個團圓節。   過節期間的一天晚上,父親召集全家說:「我現在覺得有必要將咱們家的歷史告訴你們知道。」父親從祖父家遭橫禍,百里扶梓講起,從西安事變一直講到祖父遇害;又講了他自己進延安參加革命的經過,回憶了毛澤東在延安接見他,詢問祖父情況的過程。這晚,在近三個小時裡,他講了許多,十分激動。我們五個子女被他深深感染,被那些聞所未聞的歷史所震驚,所感動。那一年我剛十四歲,第一次比較系統接觸到楊虎城

與西安事變。   一九九六年我移居加拿大後,接觸到許多台灣的朋友。在與他們的交談往來中了解到,西安事變和楊虎城在台灣大多數人都不清楚。知道的也僅知道是張學良作亂犯上抓了蔣介石,根本不了解前因後果。   祖父對張學良將軍的真誠,在我父親楊拯民身上得到了充分繼承。他與張將軍的四弟張學思在抗日戰爭期間,曾同在延安「馬列學院」學習,他們成了好朋友。解放後,來往不斷。文革前,張學思在天津搞「四清」,經常來我家與父親暢談。張將軍的胞弟張學銘也是父親的好朋友。特別在「文革」之後,他有大事願找父親商議。我結婚時,他還送了禮物。張將軍的五弟張學森,也是父親的好朋友。幾年前,張學森在北京突然去世。為了辦理好喪事,

父親不顧自己的身體健康與年事,一天曾數次去見其家屬,忙前忙後。對其女兒張閭衡更是關懷備至,從政治、生意到生活上都給予了力所能及的幫助與關懷。父親對張家的事,始終當成自家的事,有時甚至超過自家的事來辦。   一九九一年,張學良將軍在遭受長達五十多年的幽禁後,獲得赴美探親的自由。消息傳來,大家都很高興。鄧小平發出:「你們要關心這個人。」的指示。隨即,開始了組團赴美看張的準備。當時,中央有一種意見是讓父親去。首先因為他的身分,並且他與張有過直接接觸(這樣的人當時已很少了),更重要的是他長期從事統戰工作,有著豐富的鬥爭經驗與政策底蘊。能夠做張的工作。為完成此行,父親做了充分的準備。但遺憾的是,中央派了

他人赴美,錯過了一次促張回國的時機。從此,父親就留下了一個心願:有生之年見張一面。   在以後的數年中,父親時時關注著張的一切,經常托人帶去問候與思念。一九九六年春,全國政協領導批准了父親赴美探張的要求。他非常高興,要我與他同行。就在我們完成了各項準備(辦好了簽證),打算訂機票時,北京醫院檢查出父親患了癌症。醫院提出要馬上手術。父親問,手術後一個月內能否恢復?如能,他就做手術,因為他要去見張。醫生當時告訴他可以恢復,父親當即表示儘快手術。   就在要去見張的信念促使下,父親在七十六歲高齡做了這次大手術,承受了極大的痛苦。不料,手術後身體恢復極差,探張之旅只得擱下。病榻中他對我講:你先出國,等我

好一些了咱們再去美國看張。到了一九九八年,他的身體稍有恢復,探張的念頭又起。這年九月,我與他通長途電話時,我們討論了新的赴美探張計畫。誰料想,一個月後,就在他參加政協常務會議其間,悄然辭世而去。而未能見到張學良將軍,就成了他最後未了的心願。   三年後的一九九九年六月,我抱著了卻父親遺願(希望能見張學良一面),和對這位曾與祖父一起同過生死,敢「把天戳個窟窿」英雄的崇敬,偕女兒好好踏上去夏威夷的旅途。六月六日在閭衡、閭芝兩位大姐熱情的安排下,我和女兒見到了世紀老人張學良。第二年我再次赴夏威夷參加了他的百歲壽誕慶祝活動。活動中,我還與台灣來的郝柏村將軍進行了友好交談。兩次夏威夷之行,了卻了父親代表

楊虎城後代看望前輩的心願,但卻無法完成父親促其榮歸故土的想法。在與張的接觸中,感到他不願再提西安事變和楊虎城。倒使我萌生了探索其中隱情的想法。   多年來在中國大陸,人們給予祖父楊虎城很高的評價,但遺憾的是,缺少對他的深入研究(包括我本人)。此前,幾十年間僅出版了米暫沉先生撰寫的《楊虎城將軍》、吳長翼先生撰寫的《千古功臣楊虎城》等少數描寫楊虎城生平和思想的傳記著作。   近兩年,在整理父親的遺稿《往事》時,為核對史實,查閱了大量有關楊虎城與西安事變的資料。在查閱這些資料中,我對楊虎城有了前所未有的新認識。產生了撰寫一本能夠儘量反映祖父楊虎城壯烈一生書籍的強烈衝動。   二○○六年八月,我在加拿

大寫完了祖父的一生,原本以為可以為先輩劃上句號,但我的心情依舊沉重。   西安事變應該說是祖父最輝煌的一頁,也徹底改變了他的一生,祖父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但祖父追求真理、熱愛國家民族的精神永存於我的心中。   謹以此書獻給祖父在天之靈。 楊瀚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清晨,蔣介石被槍聲驚起。他顧不上穿衣提鞋,倉皇向外逃命,由此開始了讓他刻骨銘心的十四天。臨潼槍響西安事變的第一槍是東北軍打響的,十二日凌晨四時許,東北軍衛隊一營營長王玉瓚,率領該營中擔任蔣介石週邊警衛的部隊來到了臨潼華清池。因為華清池的大門由他們守衛,所以進大門時沒有引起任何麻煩與驚動。當他們接近二道門時,看見蔣的一個衛

士在來回走動,王玉瓚舉起手槍,連打三槍,命令戰士開始進攻。當東北軍人衝進二道門時,蔣的侍衛長跑出房門,連喊帶問:「什麼事?什麼事?」王玉瓚等幾槍便把他擊倒在地。頓時槍聲大作,子彈橫飛,蔣的侍衛們驚醒後,憑藉門窗拚命抵抗,東北軍戰士奮勇進攻。一時間,槍聲和手榴彈炸聲響徹驪山。王玉瓚和步兵連連長王世民等利用廊柱及黑暗角落,翻過荷花池,繞道貴妃池,躍到五間廳門前平台上。他們一見蔣住的三號廳門半開著,就飛步闖進臥室。床上無人,被子掀著,伏看床底下也沒人,衣帽,假牙、黑斗篷大衣俱在,但人去室空。這時孫銘九帶領衛隊第二營官兵五十餘人也趕到了,他們便立即向西安報告蔣介石跑了。在楊虎城身邊親身經歷了個驚心動魄

夜晚的王菊人說:天大亮了。劉多荃由臨潼來電話報告說:華清池已完全佔領了,只是蔣介石還尋不見,他的被子尚溫,估計跑不遠,正在搜查中。張接了電話後,放下聽筒不語。大家也相對愕然。原來這次事件,決定時間緊迫,佈置不夠周密,行動又很倉卒,所以發生了漏洞。東北軍捉蔣的部隊,對華清池周圍的地形不清楚。張在事先帶白鳳翔、劉桂五去見了一次蔣介石,只是認清了蔣介石住的房子,旁的地形是不清楚的。蔣的住房,南窗甚大,可以開闔。跳出窗子,向西是華清池的房屋,跑不出去,向南是陡山,上不去,只有向東沿房後山邊是空地,可以上山,下坡向東跑。因為事先無法觀察地形,包圍圈不周密,漏掉了這個地方。所以當時估計:蔣可能向東跑上山,

或者再向東跑向公路尋他的專車上的武裝,也可能由東南逃向山區。那時還擔心蔣介石急急忙忙絆倒在石崖下被摔死。當時我們判斷,蔣沒有事先跑了,而是臨時逃走,按體力說他跑不動,按時間計算(距開槍時間不到一小時)他跑不遠,按地形說他只能在驪山附近。張即要楊下命令。楊從電話機上命令臨潼部隊,立即加派部隊擴大包圍範圍,並以一部迅速截斷臨潼後山一切大小路,特別注意山溝、窯洞、岩間隙洞、山石四周、民房寺院,嚴密搜查。命令藍田保安大隊副立即通知沿山口各保甲,民團,封鎖各山口,遇有進山的人立即解送西安,不許放走一人。命令臨潼縣保安大隊副立即協同部隊,回應搜查。命令衛士隊隊長白志鈞帶兵乘汽車沿西潼公路搜索。當白志鈞帶隊

搜尋至臨近臨潼華清池時,突然碰到一架飛機降落在公路上,白當即扣留了駕駛員和飛機。據駕駛員講,是洛陽警備司令祝紹周命他駕機接蔣委員長的。他把白一行誤認為是委員長,因而降落下來。這一情況報到指揮部後,張、楊分析定是有人洩露消息給洛陽了。後經檢查各自的通訊部門,果然找出了內奸。原來事變發生後,他們把張、楊的八項主張通電延遲發出,卻搶先給洛陽特務機關報告了蔣被扣的消息,所以祝紹周就從洛陽派飛機來救蔣了。西安城裏雖然蔣軍人多,情況複雜,但由於事前準備充分,戰鬥進行得還比較順利。到十二日早七點半,已將大部分敵人解除武裝,槍聲也停了下來,只有新城北門外員警大隊的一連武裝尚在頑抗。後來楊虎城派許權中上去指揮,

半小時就解決了戰鬥。到早八時,十七路軍拘禁了在陝的南京方面的大員陳誠、朱紹良、衛立煌、蔣鼎文、陳繼承、陳調元、蔣作賓、蔣百里、張沖、萬耀煌等,西北「剿總」政訓處長曾擴情、參謀長晏道剛等人。解除了蔣系部隊、憲兵、員警、特務的全部武裝,扣留了機場裏的全部飛機,控制了全城。國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長邵元沖逃跑時被流彈擊斃。蔣介石究竟跑到哪裏去了呢?原來,清晨天未亮時候,蔣介石聽到突然傳來激烈的槍聲。他慌忙下床,穿著睡衣就跑出屋門。因為當時前面槍聲緊,他直奔後門,想從後門跑掉。可是後門鎖住了,出不去,便由衛士扶著爬上華清池後面的院牆,跳牆逃走。不料這一跳牆,使蔣介石受了大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