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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的路：高秉涵回憶錄

為了解決阿毅輪胎高雄的問題，作者高秉涵 這樣論述：

“沒有長夜痛哭的人，不足以談人生。”張慧敏、孔立文撰寫的《回家的路(高秉涵回憶錄)》主人公本身就是一個傳奇。   少年離家，一世鄉愁亂世游離嘗盡世間疾苦，漂落臺灣夜校苦讀學習改變命運。作為軍中法官，榮獲蔣中正與蔣經國父子頒發“忠勤勳章”；作為執業律師，馬英九親自為其頒發“傑出律師服務獎”。年近花甲開始奔波兩岸運送老兵骨灰回家，當選“2012感動中國年度人物”。   他情系鄉梓，心系家國，曾身穿律師袍站在“倒扁”前臺，攜妻子兒孫返鄉認祖尋根，公開發聲反對“台獨”。他就是臺灣老兵高秉涵，讓我們聽他講述自己的別樣人生。 張慧敏，女，祖籍山東，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電視劇編劇工作委

員會會員，北京市作家協會會員。1993年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魯迅文學院第三屆高研班學員。發表文學作品多部，有作品獲“五個一工程獎”，解放軍文藝新作品獎，武警文藝獎等。代表作有長篇小說《回家》等。多部小說轉讓影視改編版權。   孔立文，男，祖籍河北，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碩士，新疆作家協會會員。著有長篇小說《秋水長天》、中短篇集《守望天山》。曾榮獲“吳承恩文學藝術獎”、2007年度軍旅優秀文學作品獎、“武警文藝獎”、“伊犁文藝獎”等。電影劇本《天山不了情》獲第七屆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扶持青年優秀電影劇作計劃”。   高秉涵，1935年出生於山東菏澤。1949年，輾轉流落臺灣。經十年寒窗，於

1963年大學法律系畢業，旋即通過考試，入伍任職法官。十年後退伍，通過律師考試，即轉任執業律師，服務法律界逾五十年。二十幾年以來，他陸續將一百多位臺灣老兵的遺骨運回大陸原籍，並為家鄉募捐贊助文教事業。被央視評為2012年度“感動中國”十大人物。央視《看見》《面對面》、鳳凰衛視《冷暖人生》欄目都做過專題，國內眾多媒體報導。 序：未曾長夜痛哭的人，不足以談人生（柴靜） 第一章 我的家世 一、姥爺與姥姥 二、爺爺和奶奶 三、父親和母親 四、姨媽和姨父 五、二姐和四姐 六、兩位共產黨姐姐 第二章 離家南下 一、最後的晚餐 二、一口糯米白糖飯 三、在父親的墳前 四、母親的最後叮嚀 五

、181旅541團 六、與共產黨的一面之交 七、讓人失望的邊營小學 八、生病的學生們 九、渡向瓜洲 十、被大鬍子醫生救了一命 十一、一件難忘的小棉襖 十二、我們被國軍拋棄了 第三章 逃亡路上 一、181師的學兵 二、潰散長江邊 三、冥冥中的天意 四、醫官的生離死別 五、生命在“嘩啦”聲中消失 六、土地廟驚魂 七、石陂的奶奶 八、溪水中消逝的楊醫官 九、建甌橋上的猶豫 十、兩條腿被燙傷了 十一、戴紅五星的解放軍衛生員 十二、白土鎮的阿娟媽媽 十三、難忘的田頭村 十四、廈門灘頭 十五、海上驚魂 第四章 初到臺灣 一、我是一個小逃兵 二、從高雄到臺北 三、以垃圾為食的日子 四、救我于苦難的孔伯伯 五

、改變命運的一次邂逅 六、我又當兵了 七、我的臺灣小朋友 八、那些溫暖的瞬間 九、苦讀中的“大插曲” 第五章 成家立業 一、考上軍法學校 二、在金門當法官 三、終生愧疚的一次宣判 四、在太武山中央坑道 五、違背長官意志 六、避免一起軍中冤案 七、粉紅色的軍法審判 八、我在臺灣有了一個家 九、走上律師生涯 十、一樁“冤案”引起的佳話 十一、為一位逆子作辯護 十二、可憐天下父母心 十三、三個孩子的不同成長之路 十四、出席世界法學大會 十五、站在“倒扁”最前臺 第六章 遊子回家 一、來自故鄉的泥土 二、我的第一封家書 三、四十八年後姐弟重聚 四、為了回家我們走上街頭 五、四十三年後遊子回家 六、組建

菏澤旅台同鄉會 七、首次組團返鄉 八、五十年後的同學聚會 九、父母合葬 十、心系家鄉教育 十一、母校百年校慶 十二、捐建家鄉小學 十三、接待訪台鄉親 第七章 送“老兵”回家 一、我與老兵結緣 二、走上送“老兵”回家的長路 三、孤守一夜風雨 四、骨灰壇的幾次歷險 五、在地願結連理枝 六、九十一歲母親等到的“兒子” 七、等待返鄉中離世的老兵 八、從新疆伊犁回來的兒子 九、七份公證書 十、撒在他鍾情的土地上 十一、把悲傷留給自己的老兵 十二、湮沒在茫茫歲月裡 十三、有一種情懷叫鄉愁 十四、誰人能懂遊子心 第八章 榮耀祖國 一、我成了小說的主人公 二、在呼和浩特路遇“熟人” 三、接受柴靜採訪 四、成了

“感動中國人物” 五、參加中央電視臺頒獎 六、清明節的祭奠 七、把獎盃捐給檔案館 八、兩首思鄉曲 九、做真實的自我 十、許個心願 十一、尋根消“獨”之旅 後記 附錄：高秉涵年譜簡編 未曾長夜痛哭的人，不足以談人生 柴靜 一 “我是踩著屍體上船的。”高秉涵說。 數萬人在廈門的海灘上等船，來了兩艘，每艘最多能裝一萬人。他十三歲，拖著一根棍子，瘸著腿站在人群裡，他不知道這是哪兒，也不知道要去哪兒，他離開山東老家逃難一年多了，他媽媽說，跟著人流走，要活下去。 天亮的時候登陸艇靠岸，人像海水一樣往上沖，剛開始沒有一個能進去，全都卡在門口，“擠不進去就往下踩呀，就這麼踩著人上滿了。”

他肩膀一沉，身後有個兵拿槍托往下拼命壓小孩子的肩膀，準備踩著他上船，一個軍官一槍把士兵從他肩上打下來，救了他，“我上了船兩隻腳都沒有鞋子了，鞋子老早就掉了，踩的都是人，都沒有走路，是被推上去了。你不走都不行。” 船要關門，門還卡著很多人，關的時候，有的人從頸部一下切掉了，有的人是切斷一條腿。比起那個場面，孩子更害怕的是聲音——船剛剛離開岸，沒有上船的人喊的聲音，“那就是鬼叫一樣，大聲叫。聽不清楚，都在叫。” 有些沒上船的兵，拿著槍就對著船上的人打，機槍打過來，甲板上的人死了一大片，都是血。一個炮彈落到船上，又死了一大群人，如果是大炮彈，船就會沉了。 他躲在船艙的廁所裡，裡面擠了七八個人

，“站的地方動都不能動啊，就是這樣到臺灣來了。” 這是1949年，最後一艘開往臺灣的登陸艇。 二 高秉涵的外祖父叫宋紹唐，清末最後一批公費留學生，在日本追隨孫中山加入同盟會，是資深的國民黨元老派，後任東昌府知府。 高秉涵的母親叫宋書玉，與丈夫在山東菏澤農村創辦新式小學，發展鄉村教育。1948年，內戰激烈，一個家庭就此分崩，高秉涵的父親是學校校長，在地方衝突中被槍殺，姐姐失蹤，後來才知道是去了延安，“我父親死的時候，我大姐正在高喊口號，毛澤東給她頒獎，她是模範女青年。” 母親擔心十三歲的兒子安危，在他包袱裡放了二十塊袁大頭，一根父親死亡時身上的繩索，一張初中新生入學證明，命他在父親墳前磕了三

個頭後，讓他離開家，去投奔設在南京的流亡學校。 母親送他到東關外上車，馬車上是木板，兩個車輪是汽車胎，一二十個同學，都坐在自己行李包袱上。上了車天就亮了，母親怕他記不住，擰了一下兒子的耳朵，“跟著帽子上有太陽的部隊走，他們回來你才能回來，如果你早回來，就跟你父親一樣了，知道了麼？” 9月石榴剛熟，姥姥摘了一顆，塞在他手裡，大石榴已經熟得裂開了口，小孩子看著鮮紅晶亮的榴籽，忍不住低頭吃了一把。這一口的工夫，同學推他：“你媽喊你。” 他一扭頭，車已經拐過彎，他媽再也看不到了。 七十七歲的高秉涵說：“我這一輩子再也不吃石榴。” 三 他把褲腳卷起來，小腿上全是黑色的傷疤，他一生不能穿短褲，沒有

進過泳池。 知道是陳年的疤痕了，但我還是不敢來回摸，只把手輕蓋在上面，上面沒有肉，只是一塊一塊黑色的皮。 他微笑，“都被蟲子吃完了。” 六十年前，南京學校解散，學生們一哄而散，他無處可去，不敢返家，跟著人流走，走了兩千多公里，七個省。稻田裡也全是人，汽車、騾馬、傷兵、難民……軍隊紮營做飯時，他扯一片芭蕉葉，窩一點粥喝。前面排著兩個士兵，剛盛的熱粥，突然有人喊“共匪來了”，第一個士兵荒促轉身，一缸熱粥全潑在他腿上；第二個士兵磕在他身上，手裡的粥又潑了上去。沒人顧得上，他自己也只能跟著逃。 深山裡面慢慢就落下了他一個人，部隊都走過去了，難民都走過去了。他一個人走，下著小雨，山上猴子野豬叫，他拿著

個木棍，披著個蓑衣，都是棕葉做的，腿已經腫得爬滿蛆蟲了，沒有鞋子，拿破布在腳上裹。雨越下越大，伸拳不見五指的晚上，有一個土地廟，他就到裡面摸摸，一踢有人在睡覺，他往邊上一躺就睡了。 第二天，天還不太亮，山老鼠在他身上跑。他醒了以後，看到山老鼠在吃躺在他旁邊的人的耳朵，那是一個人的屍體。 他再往前走，遇到一個兵，背著個紅十字的包，高山邊是懸崖，彎彎的路上有水流，“他拉著我，說小朋友過來，拉著我腿就沖，我把你蟲子沖掉，沖完以後，他就給我用救急包把我包住。我就仔細看他的帽子，是個星星，是共產黨。” 一個禮拜後，傷口流的膿，加上人的溫度，救急包都變成打石膏的盔甲了，硬殼揭不開，他又遇到一個帽子上有

太陽的士兵，用刺刀給他挑開，裡面都腐爛了。 我問他，這一路上你想起你媽麼？ 他說，不想，只想活著。我活著，就是為了她。 四 他跟著兩百多萬人遷徙到了臺灣，一個自給自足的農業小島湧進這麼多人，無可安置。沒人顧上他的死活，他睡在火車站的凳子上，一瘸一拐地和野狗在垃圾堆裡搶吃的，群狗欺負小孩，他要趁一隻狗落單時，才能把它從西瓜皮邊上趕走。 他說：“那時候沒有將來呀。我怎麼活，今天怎麼活，明天怎麼活都不知道呀。”他看著我：“你能不能體會我那時候？那時候真的是沒有明天了。” 我只能無力地說：“我能聽明白，可是我體會不到……” 他搖搖頭，這次是自言自語：“沒有明天了。” 他能夠生存，是因為他媽在包袱裡

放進去的初中新生錄取證明。 那是一張棉紙，他遞給我讓我摸，稀軟綿薄，居然沒有破損。逃難中他把所有的家當都丟了，有一次扒上了軍車，車上的軍官讓士兵把他扔下去，士兵說，現在是石子路，扔下去小孩子就死了。等到過河的時候，兩個人把他推了下去，他掉下水，全身都濕透了，但這張棉紙居然後來一直完整無缺，他怎麼也記不起來，想不明白。 靠著這張紙，高秉涵在鐵路局當小販的時候，才有機會半工半讀，完成了六年中學教育。後來，他考上臺灣“國防管理學院”的法律系，1963年畢業後被派往金門任審判員。 我問：“您剛到臺灣生活那麼孤獨的時候，逢年過節怎麼過？” “大年初一早晨，天不亮我就到山上去了，一個人。大聲哭，對著淡

水河口對著大陸痛哭一場。我平常不掉淚，掉淚是弱者，所以我不掉淚，我就大聲叫。” “叫什麼？” “叫娘，大聲喊娘，娘，我想你。” 他一直說普通話，只有說這句時，還是濃重的山東口音。 五 他審的第一個案子是金門逃兵案，一個姓鄭的士兵在值崗時冒險抱一隻輪胎穿越金門海峽想遊回廈門的家。第二天一早終於登了岸，舉起雙手對走過來的持槍者說：“不要殺我，我是回來看我媽的”，他不知道他遊了一夜，海水回流，自己又被沖回了金門。 這個逃兵當年並不是軍人，他是廈門漁民，出門給半身不遂的母親抓藥時被強抓入伍的。僅在1950年，舟山撤退的四天，為了補充兵力，國民黨軍隊從舟山一地帶走一萬三千人，岱山兩萬多人口中，帶走四

千人。明知危險，這個被強征入伍的漁民還是要逃亡，因為他駐崗的地方，天氣晴好時能看到自家村莊的屋頂。 按照當時臺灣“陸海空軍刑法”第九十七條，他被判處死刑。 我問高秉涵：“你給這個人下死亡裁決的時候，你有沒有在內心問過自己，假如換作你在他那個位置，你會怎麼樣？” 他想都沒有想，“我比他還逃得快，還逃得早。” 姓鄭的士兵對他講，希望能夠早一點被槍斃，“他說早一點槍斃，他說他的靈魂可以去看他媽了。” 臨刑前，有一個細節，高秉涵從沒跟任何人講過，因為每次想起，都內心刺痛難忍。 “臨槍斃以前我叫士兵給他準備了肉，準備一盤菜，準備一大瓶高粱酒，我說很快你就要走了，你吃一點吧。他說我吃不下，我就拍拍他

的頭，說把這個酒喝下去。他看看我，咕咚咕咚就喝了，喝了以後馬上要槍斃了，叫我離開。我說等一下。” 他說到這兒，難過得說不出話，用手扶著頭。 過了一會兒，他繼續說：“為什麼呢……因為還有幾秒就要槍斃他了，我怕酒還沒有發揮作用，我希望他不要太痛苦，因為高粱酒很濃，喝下去以後幾分鐘大概就醉了。我就用‘等一下’三個字使他減少痛苦。” 說到“等一下”，他捂著臉，下頷無聲地抖動。等慢慢平靜下來了，他說兩岸開放之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廈門，想能找到這個逃兵的母親，替這個逃兵行孝。但那位母親和那所房子，早已不在。 六 1979年，高秉涵去國外開會，有大陸代表與會，他寫了家信，想請他們轉交又不敢，“當時要

求我們六不，不接觸，不交流，不拍照……而且一起出去的人要你監視我，我監視你。”日後這封信還是委託同學，經由英國，到美國，終於寄到：山東菏澤，西北三十五裡路，小高莊，宋書玉。信中寫道：“娘，這麼幾十年，我還有這個毅力，還要活著，就是為了最後能夠活著見你一面，娘，你要等我活著回來。” 第二年5月12日，高秉涵收到來自故鄉的第一封家書。他的信到的時候，媽媽已經去世一年了。弟弟說：“自從你離開家以後，我們家裡幾乎沒有笑聲。除夕晚上這一餐，媽媽幾乎沒吃過飯。都是淚流滿面，在媽媽旁邊，餐桌上放一個碗放一雙筷子，留給你，‘春生，不管你活著沒活著，過年了，你就陪媽媽再吃一餐吧。’” 媽媽去世後，在她枕頭底

下發現兩件東西，一個是他幼年的小照片，一個是當年為他做的小棉襖。 當年給高秉涵做這件小棉襖時，母親常哼唱的旋律，高秉涵唱給我聽：“冷風兮兮，冷雨淒淒，流浪的人兒需寒衣。” “你怎麼老記得這幾句呢？”我問。 “我需要寒衣，我需要媽媽，寒衣就是代表媽媽是不是？冷雨、冷風代表大時代洪流衝擊，衝擊著。我需要溫暖，需要媽媽。” 這個快八十歲的老人，說“媽媽”時，是娃娃才有的聲調。 七 沒有了母親，高秉涵能夠寄託的只有故土，他說：“原來蔣介石總說要反攻大陸，後來看著看著沒有希望了”，他覺得永遠也回不去了，就在臺灣結婚生子。結婚的條件是找一個“鐵飯碗”，我不明其意，他說：“那個時候怕有戰爭，我隨時會死，

要找一個有工作的女人，可以獨自把孩子帶大。”他寫了十五本日記留給後代，記述他童年印象中的萬事萬物：白馬尿、小茅草，羊角蜜、白兔最喜歡吃的花、隔壁二狗爺家的黑狗，門口槐樹上的喜鵲，童年最好的夥伴糞叉子——之所以叫糞叉子，因為他最愛偷吃桑椹，一臉的蜜汁，風一刮一臉土就糊上了，總有蒼蠅圍著烏黑的嘴轉，被奶奶打得雞飛狗跳…… 日記被同鄉們翻得都快散了，後來毀於洪水。去往臺灣的老鄉，很多沒有受教育，沒有工作技能，也沒有娶妻生子，有幾位開了“北方饅頭店”或是“河南牛肉麵”，靠一點鄉土滋味，就這麼生存。 上世紀80年代初，曾有一位已經移民阿根廷的菏澤老鄉回鄉探親,路經臺灣，帶了一些家鄉的泥土和小吃來。三

公斤的土，分給一百多個菏澤老鄉，只能一家一調羹，高秉涵怕小偷“不識貨”把“寶貝”偷走，就把一半土拿塑膠布包起來鎖到保險箱裡，另一半分七次沖水喝下。“水是從我嘴裡面進去了，但是水一刹那之間又從我眼裡出來了。掉的淚何止七杯呀。元朝有一個作曲家，說‘斷腸人在天涯’。只有真正流浪在外，無歸期的人才會斷腸。” 二十八年了，在他家冰箱裡，還放著那包山東的芝麻糖，和一包袋裝的胡辣湯。他捨不得吃，孩子不願意吃，都已經硬結成塊了。 八 1987年10月15日，臺灣當局宣佈開放臺灣居民到大陸探親。1991年5月高秉涵回到故鄉，在村口，他一個人呆了半個小時，走不進去，“我怕，怕進去。那種心情，用文字沒辦法形容，

近鄉情更怯，老祖宗真是偉大，那真是形容到家了。” 村口一個老人就問，先生你找誰呀，他說：“我找高春生。” 那是他的小名。 “哎呀，高春生他死了好多年了，幾十年前就死到外地了。” 這時他才認出，說話的人是他童年的玩伴，他問“糞叉子”還在嗎？過一會遠遠看著有人拄著拐棍一點一頓來了，喊“春生哥”，他摟住已經鬢髮皆白的童年玩伴，說“糞叉子，我不嫌你臭”，兩個老人笑淚交加。 家裡的房子都不在了，親人也都已經離開了村莊。他看到老樹猶在，拉了一把樹上的榆錢，晶綠的銅錢一樣，只有口中這一點新鮮的苦澀滋味沒變。這個十三歲離家，年過花甲的老人，終於站在母親的墓前，大哭一場。 我問：“她當年希望你活下來，後

來你已經可以生存了，你覺得母親對你的希望是什麼？” “我想她當年一個大家庭的女兒，去農村教書，是希望讓黑暗的地方有一點光，那她對我的希望也是一樣。我認為不要恨，因為這個大時代不是讓我痛哭流涕嗎，讓我遍體鱗傷嗎？那我既然是已經活下來了，我已經沖上岸來了，我這一生要發一點光呀，我要使這個死的人減少一點痛苦，不能恨呀。” 他是同鄉會會長，當了律師，年紀最小，老友一個個逝去，死前說“如果反攻大陸成功”，希望他把自己骨灰歸鄉。從1992年開始，他把這些故人的骨灰從花蓮公墓一個個接回，有次遇到大颱風下不了山，他抱著骨灰在公墓四面漏風的亭子裡蹲一夜，“沒事，真有鬼，他會幫我打”，第二天被直升機救回。

骨灰罐是大理石的，一個七八斤重，而他的體重只有四十四公斤，一次最多帶兩隻，放在拉杆箱裡，上飛機運回大陸。安檢人員以為他運的是毒品，要他開箱檢驗，他次次都要解釋。 有的骨灰一時運不回去，他就放在辦公室；辦公室放不下，就帶回家。家人有顧忌，他把骨灰搬去地下室，母親的遺物也放在那裡，他放張小床和書桌，住在那裡，寫字畫畫，陪著他們，有時候跟他們說說話。夢裡見到，醒了，再閉上眼，想再回到夢裡去——那裡是最相親的人。 九 送回大陸的骨灰，很多已經沒有逝者親人認領。他找到村子的大槐樹或者玉米田，一邊撒，一邊跟他們說話：“我把你交在這兒啦，落了土，你安心吧。” 邊上村裡人說，這老頭，神經兮兮。 我問：“這

點念想就那麼重要嗎？” “在我們來說，沒有深夜痛哭過的人，不足以談人生。因為我們流浪過，曾長夜痛哭過。所以我們的人生跟一般人感覺不太一樣，也是心靈的一個歸依吧。” 他為長孫女取名佑萱，庇佑母親之意，小孫女取名佑菏，如果還有小孫女出生，想叫佑華。我問一個普通人為什麼要有家國的情懷，他說，“就等於一隻小狗，來了一個新家，裡面有電器設備冷氣，很漂亮一個狗窩，你放心，到晚上那只狗他要去它原來的窩。為什麼？他聞聞味道，那個不是他的味道。” 他說，“家國，就是一個人的窩。” 十 一期節目從始到終，有無數的事情，讓我常想起高先生的話：“不要問值得不值得，價值觀的事是沒有辦法討論的，只是直覺。我母親的老

花眼鏡已經快風化了，值得嗎？那是我的寶。” 這個片子的結尾，他把母親用過的藍綠鑲金的胸針，滴玉小耳環，已經風化的眼鏡，用來搗蒜的小缽子，都裝在小盒子裡，留在身邊。他用手輕輕觸著胸針上面的青鏽，怕蹭掉。 地下室的側牆上，母親穿過的湖藍色綢衣，一直掛在牆上，衣襟胸口處有當年留下的一粒斑點，他連洗都不捨得，怕丟掉一根絲。 他說：“我是每天，每天都到地下室用頭頂頂我母親那個衣服，這樣等於在她懷裡一樣，因為我現在已經快八十歲的人了，還是像小孩兒一樣。” 老范把羅大佑的《鄉愁四韻》放在這裡，一聲歎息後唱出：“給我一朵臘梅香啊臘梅香，母親一樣的臘梅香，母親的芬芳是鄉愁的芬芳，給我一朵臘梅香啊臘梅香…

…” 很多事不用問值不值得，只用問，它對你來說，是不是有如珍寶。

多桑的世代

為了解決阿毅輪胎高雄的問題，作者盧世祥 這樣論述：

　　「多桑」在我心目中是台灣最偉大的世代，為這一世代整體立傳，是身為一個台灣新聞工作者的卑微心願。——盧世祥 名人推薦 　　李筱峰  謝森展   鄭弘儀    感動推薦 　　全書以六個人物為取樣，來書寫他們的生命史，包括：民主及獨立運動先知彭明敏、獲頒諾貝爾獎的科學家李遠哲、帶領台灣度過金融危機的金融銀行家許遠東、把一家糕餅店經營成台灣食品業巨擘的高騰蛟、當過「台灣人日本兵」的資深媒體人游禮毅，以及世祥的令堂大人謝氷治。六個人所處領域互異，但他們都是歷經兩個時代的人物。透過這六位不同領域人物的「微觀」（micro）歷史，交織組合，可以讓我們看到「宏觀」（macro）的台灣近現代史。——李

筱峰 　　我在日本時代出生，這是我這一世代台灣人讀來百感交集的一本書。書中所寫的許多人與事，讓我特別有感。例如第四章所提彭明敏先生優秀的為人，而當年被迫提早辭職離開公共部門，對台灣真是太可惜了。本書的重點因此是︰台灣隨著戒嚴令的解除及動員戡亂臨時條款的終止，所有社會的桎梏解體，今後對於「台灣史實」的研究，可說是方興未艾，誠盼本書帶動台灣走向自由民主的坦途。——謝森展 　　這一本書的寫作出版，是個人遲來的覺悟之後的書寫報告。我嘗試把自己觀察、讀書、思辨的結果寫下來。當然，在台灣的日本時代歷史仍未受應有重視，「多桑」世代沒被珍惜卻已明顯凋零的今天，這本書也有作者的用心。因此，說這是拋磚引玉，絕

非客套話；說不自量力，也不是謙虛之語。個人的心意，不僅表達對自己覺悟太晚的懊悔，也期待更多台灣人從身旁這塊生養我們土地之上的人、事、物著手，挖掘更多被湮沒的台灣歷史。特別是如今至少已八、九十歲、碩果僅存的「多桑」、「卡桑」，都是台灣史的國寶級見證人，如果大家多與他們對話，留下記錄，「自己的家史自己記」，進而匯聚成台灣人「自己的歷史自己寫」，誰還敢輕蔑我們先人在台灣所創造的歷史？誰還能灌輸我們子弟扭曲的史觀？——盧世祥 作者簡介 盧世祥 　　台灣台南安平人，1949年生，高雄中學畢業，台灣大學學士、政治大學碩士、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碩士。歷任新聞機構記者、編譯、採訪主任、編譯主任、特約撰述、

主筆、總編輯、總主筆、副社長、常務董事、常駐監察人、董事長、顧問，並先後兼任教職於文化學院、台灣大學。 李筱峰先生序 鄭弘儀先生序 謝森展先生序 自序——遲來的覺悟   第一章 多桑——台灣最偉大的世代 第二章 謝氷治——永遠的卡桑 第三章 高騰蛟——經營食品業的老實人 第四章 彭明敏——打破政治神話的巨人 第五章 游禮毅——台灣人日本兵 第六章 許遠東——台灣紳士 第七章 李遠哲——說台灣母語的諾貝爾獎科學家   參考書目 自序 遲來的覺悟 　　從年輕的時候，就常自問︰我是誰？為什麼在宇宙這麼浩瀚的時間與空間，我會來這一趟？我從何而來？會去到哪裡？這一切是偶然嗎，還

是必然？ 　　許多宗教家和哲學家都嘗試回答這些人生的基本問題。坦白說，我至今還沒有找到令自己信服的答案。特別是近年在從天文學及動植物學吸收越多科學知識，自己就越相信生命的偶然，也認為在地球之外的宇宙，必有其他生命。 　　儘管如此，我也不能當「迷途羔羊」，至少要把自己所生長的時間和空間盡力搞清楚。羅馬時代哲學家西賽羅（Marcus Tullius Cicero）說得好：「一個人若不知出生以前的事，一輩子是童稚。」 　　（To be ignorant of what occurred before you were born is to remain always a child）個人的基本

「尋根」，可由近而遠，從身旁人事物擴及其他。於是，近年自己從整理已過世的父母年表做起，嘗試探討他們的一生經歷，以及他們所處的時代。同時，也要努力學習，瞭解自身已住了幾十年的這塊土地。 　　我的父母是台南安平人，父親因工作搬遷高雄之後，在原來六個兒女之外，又增添我和兩個弟弟。從小，安平對我來說，是父母的家鄉，一個充滿溫情、美食、古蹟、傳統巷弄與美好回憶的地方。 　　我還記得，與母親坐火車、公路局車到台南，轉往安平曾搭過三輪車、汽船及汽車。一到安平，美食家的外公就會立即差表姊買來安平最有名的蚵爹、（天從伯）魚丸湯。母親也會帶我們孩子到台南的沙卡里巴（盛り場），那裡的鱔魚麵和鼎邊趖，美味至今仍難

忘懷。 　　安平雖行政區隸屬台南市，但因係屬海口之鄉，有如台灣一般海口的鹿港、澎湖，腔調較重，安平人講話口音與台南人也有顯著差異。我在高雄長大，在不忘父母鄉音的同時，也聽得出群聚當地的「出外人」，如台南、屏東、澎湖等各種口音。服預備軍官役時，甚至只要阿兵哥一開口，我就能說出他是台灣哪一個地方人，他們都認為我事先看過個人資料，其實不然，我只是耳朵比較靈光，加上好奇心而已。 　　不過，對於安平，自己實在所知有限；即使所知的部分，也很不深刻。從這個意義說，雖然我的「籍貫」從父母，早年身分記載的是「台南市」，勉強算是「安平人」；但這個「安平人」，其實當得並不踏實。 　　相較於對安平的懵懂，於父母

所長期經歷的日本時代，自己就更幾近無知。我的日文程度不足、戰後有關日本時代的資訊受限制，都是原因；更主要的，我從小所受的教育，幾乎完全抹煞那段台灣邁向現代化重要時期的歷史。 　　事實上，跟我一樣終戰前後出生的台灣人，從國民學校起，包括歷史、地理、語言教育，每個學生的腦袋，都彷彿被植入中國晶片。在這種「重中國、輕台灣」的框框之下，台灣的人、事、時、地、物盡遭輕蔑，陷入邊緣化。其結果是，台灣人被形塑以中國為尊的外來價值觀及時尚，卻不知珍惜自己身邊豐富而多元的文化。 　　以地理來說，由於考試一考再考，長年記憶背誦，我年輕時對中國地理如數家珍，卻難以列出台灣從北到南的山脈、河流及族群人文分佈。初中

階段，我們許多同學就對從北平（當時不能稱「北京」，因為那是「共匪」用語）經上海到廣州要搭什麼線的鐵路，知之甚稔。同樣地，中國東西向的隴海鐵路經過哪些省份與大城市，我們也可倒背如流。謝志偉教授說得好︰有些台灣人「只顧得痛惜遠在天邊的神州沉淪，從不知欣賞眼前的淡水落日」。我們都是那樣的台灣人，一群從小受「中國化」教育灌輸長大的受害者。 　　即使時至今日，這種外來政權的緒餘仍到處可見。戰後台灣各地市街道路名稱全盤中國化，中山、中正、四維八德之外，以台北為例，迪化、西藏、塔城、濟南、南京、杭州、廣州、廈門︙，「置身台灣，如在中國」，台灣人反而對自己生長之地的感情連結淡漠。 　　歷史教育同樣以洗腦的

手法，強加外來政權的史觀於學子。以中國史為例，從國小起，就是我的必修課（上課加月考、期考）。後來雖因保送初中不必為準備升學考試而苦讀，上了初中仍需再上一次中國史課程，考高中時又從頭詳讀加背誦一次。高中三年，中國史又來了，且因大專聯考我選丁組（社會科學及財經科系），中國史再大大折騰一番。考上大學，中國通史是我們大一的共同科目，如此又讀了一年。總計從小學到大學，上課加考試，一再重複的中國史，花了我好幾年的青春歲月。 　　歷史的洗腦教育不只強制於於教育，也具體表現在竄改歷史的社會現象。在台北，台大醫院旁的常德人行地下道，市政府在手扶梯兩側掛了歷史景物照片，讓行人從浮光掠影中，可看到昔日台北風采。然

而，照片旁白一律把日本時代的紀年改成「民國」，既未附註公元，且把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成立以前的年份，強指為「民前」。 　　按此旁白，台北重要的現代化建設及建築物，如台北火車站、帝國大學（台灣大學）、明治橋（中山橋）、總督府（總統府）、台北測候所（中央氣象局），乃至於第一高等女學校（北一女）、第一中學（建中），彷彿都建立於民國時代。從而，照片說明不但沒有忠實描繪景物的時空背景，無助市民瞭解台北的發展，甚至還惡意竄改、錯亂了台灣歷史。 　　台灣銀行也是顯例。它的官方網站宣稱：「本行係臺灣光復後政府設立的第一家銀行，成立於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二十日。」然而，人們只要從位於台北市重慶南路台銀總行廳舍的文

藝復興式典雅建築，不必是歷史學者，也可以看出台銀這一「成立沿革」只說出部分事實，誤導公眾。事實上，成立於一八九九年（明治三十二年）的台灣銀行，日本時代除了發行官方通貨台灣銀行券，遠在一九二四（大正十三）年台灣與中國「一邊一國」的年代，它就已經於上海建造台銀大樓。台銀現今如此敘述行史，背離史實，自我閹割將近五十年歷史，讓真正的「百年老店」蒙羞；理應講求信譽及傳統的銀行業，如此自我作踐，令人匪夷所思。 　　把日本時代的歷史一律改成「民國」或「民前」，容或如拿破崙所說：「歷史就是一整套的謊言互相圓謊。」（ History is a set of lies agreed upon.）然而，圓謊之間，

不免左支右絀，破綻百出：台灣的存在，遠早於中華民國；而日本時代的人事時地物，實與「民國」毫不相干。 　　竄改台灣歷史時間紀年，所凸顯的是戰後當權者的心態：台灣曾被日本「佔據」，當時的歷史不應承認，必須奉中華民國為正朔，從紀年開始，加以模糊、掩飾或竟竄改。這一歪曲歷史的做法，至今未見轉型正義。相較於中國史，我考試屢獲好成績，卻對台灣史極其無知。我算是好學生，從小所受中國史觀罩頂的影響更大。所幸在語言方面，我們全家大小以母語交談，南台灣的高雄尋常百姓也以台語交通，我的母語雖未流利到演說時可全程使用而不夾雜「國語」，也沒有被摧殘殆盡，大致還能維持一定水準。透過母語，加上在尋常人家長大，自己是台灣庶

民文化的一部分，對社會人情世故不致脫節。相對地，「國語」對我而言，是一種在學校、職場使用的工具語言；我幸虧沒有被洗腦到不自覺地陷入「講國語蓋高尚」、「阿公阿嬤對兒孫講蹩腳國語」的可悲地步。 　　對台灣史所知有限，要探討包括日本時代的台灣史，在近年隨台灣民主化所陸續出現的越來越多著作之前，最方便的方法是請教自己的父母及長輩。說來慚愧，我覺悟太晚，等到自己有心從父母及其同時代的「多桑」（とうさん）、「卡桑」（かあさん）探究日本時代的種種，已經太遲，他（她）們大都年邁、失智或甚至在天上。 　　這種因外來史觀導致台灣人對父祖輩的歷史記憶及連結出現顯著落差，覺悟既遲又晚的我，自是因此懊悔不已。閃靈樂

團主唱林昶佐（Freddy）有一段告白，最足以反映被清除「台灣記憶體」的受害人，比比皆是的現實。林昶佐對比阿嬤的歷史回憶與自己的認知差異，指阿嬤回憶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是躲防空警報，他心中出現的卻是「四行倉庫、南京大屠殺，可惡的日本鬼子」，自己與阿嬤完全沒有連結，「甚至有一份疏離感。」最終，當林昶佐理解阿嬤的故事之後，「我哭著跟她說對不起，過了廿年才真正的瞭解妳，當時，她已經老人癡呆，連我是誰都忘記了。」（註） 　　我從小以「多將」（とうちゃん）、「卡將」（かあちゃん）稱呼父母，他們都屬後來被稱為「多桑」的世代。父親年輕時到日本就讀東京鐵道學校，戰後雖未能學以致用，一生敬業奉公，與母親勤勉簡約，

也足以維持小康家庭，養育我們九個兒女，特別注重我們的教育。 　　從小就常聽父親總結日本社會的特色：有禮貌、講衛生、守秩序、很敬業。一九七七年，我第一次去日本，親身觀察、體驗並證實父親這一極為貼切的日本評斷。儘管如此，從求學到工作，我主要挹注心力於台灣經濟，對歷史、地理、文化這些層面的台灣，並未付出應有的關注，當然也就無以深入理解，遑論對父母親所長期經歷的日本時代，有所探究。 　　不過，新聞工作、出國、留學、外文及網際網路，開啟我儘管來得既慢又晚的覺悟，仍頗有助力。從年輕到今天，一直從事新聞工作，一九七八年，我第一次去香港參加國際新聞會議，發現香港人不是講廣東話，就是用英語；「國語」（現在稱

「普通話」）在不少地方講不通。不僅一般香港市民如此，高級官員在電視上或官方談話，亦復如是。這是一次機會教育，既打破「我們都是中國人」的一廂情願，尤羨慕香港人把母語保持得如此完整。 　　後來去美國留學及工作，處在資訊流通的自由社會，是破除洗腦很有效的解藥。有一段日子，由於工作，我每天必須大量閱讀英文資訊，有時還需翻成中文。英文資訊的質與量，都遠非中文所能及；英文報章對有關台灣政經社會歷史的報導之完整而接近真實，也非台灣同業所能比，自有助打破威權當局對台灣人民所形成的資訊障蔽。 　　同樣是在國外求學及工作期間，接觸的人與事增多，有更多場合與機會試煉自己的認同。美國的台灣人社區，長年關心家鄉事，

家庭通常保留遠較台灣（尤其台北）道地完整的母語。在那個台灣逐漸掙脫外來威權統治的年代，台灣同鄉更是積極奔走，發揮促進家鄉最終邁向民主化的外在積極力量。這些經歷對個人的認同轉變，從被灌輸的中國回歸人本的台灣，頗有助益。 一九九○年代初期回到處於民主轉型的台灣，持續的新聞工作讓我有機會接觸更多人物，從尋常百姓到社會賢達，更見識了「多桑」世代的各種典型，並報導他們在各行各業的表現。 　　回顧台灣邁向經濟蛻變與政治變革之路，身為「多桑」的下一代，在自己進入中年之後，不能不對他們積極進取，為台灣及子孫所創建的繁榮與民主，產生敬謝之心。經由對「多桑」世代的長期觀察比較，深覺這一代台灣人的共同特質及所處

的時代，必須忠實際記載，重點強調，加以闡發；雖以自己並非史學科班的背景，從事這一工作也許不自量力，但新聞工作的特性之一，正是實踐終身學習，從新聞工作中學習成長，仍決心為「多桑」世代留下紀錄。 　　在探究與寫作過程，近年出版的研究、史料、傳記無疑是很大的幫助，特別是網際網路傳播資訊既多且快的特性，對於搜尋相關資料，助益尤多。我也跟許多台灣人一樣，到戶政事務所調閱日本時代所建立的戶籍謄本，找出當年簡單但重要的正式記載。同時，寫作期間適巧高中學生為反對黑箱課綱而奮鬥，當過台灣人日本兵的李登輝前總統闡明史實而引發熱烈議論，對我都是適時而有益思辨的案例。 　　其間的收穫良多，不勝枚舉；許多自己不知，

或雖略知卻不夠深入的，都有機會因學習而重新認識。例如，有關戰爭期間的空襲，從小只知三伯父秩宗公在台南的空襲中失蹤，也聽過台北曾遭「五三一大爆擊」，經由寫作所必要的探究，我對一九四五年台南所遭到的轟炸，同年台北空襲死亡三千人，乃至於台灣北起基隆、南至屏東所受的全面空襲，有較清楚的瞭解與認識。 　　同樣地，安平是「台灣」地名的來源，也是全台灣第一個王國─東寧王國（Kingdom of Formosa）首府，它有最早的漢人聚落、首座西洋砲台、最古的城堡、第一條商業街、最早而興盛的鹽鄉；台灣的開發，由南而北，台南冠領全台灣，這一切都從安平起頭。安平是如此地迷人，以致當年在安平生長、工作的日本人，戰後

在日本組成「安平會」，長期關心安平，並常回安平懷舊，還出有專書《望鄉安平》；這是廣義的「灣生」（台灣出生的日本人）精華版。關於安平的種種，自己經由這一番探究，得以較有系統且大致地認識；做為安平人或安平後人，心理至少變得較為踏實。 　　這一本書的寫作出版，是個人遲來的覺悟之後的書寫報告。我嘗試把自己觀察、讀書、思辨的結果寫下來。當然，在台灣的日本時代歷史仍未受應有重視，「多桑」世代沒被珍惜卻已明顯凋零的今天，這本書也有作者的用心。因此，說這是拋磚引玉，絕非客套話；說不自量力，也不是謙虛之語。個人的心意，不僅表達對自己覺悟太晚的懊悔，也期待更多台灣人從身旁這塊生養我們土地之上的人、事、物著手，挖

掘更多被湮沒的台灣歷史。特別是如今至少已八九十歲、碩果僅存的「多桑」、「卡桑」，都是台灣史的國寶級見證人，如果大家多與他們對話，留下記錄，「自己的家史自己記」，進而匯聚成台灣人「自己的歷史自己寫」，誰還敢輕蔑我們先人在台灣所創造的歷史？誰還能灌輸我們子弟扭曲的史觀？ 　　「多桑」在我心目中是台灣最偉大的世代，為這一世代整體立傳，是身為一個台灣新聞工作者的卑微心願。如今，本書終於完成，要感謝王景弘、鄭銘文、謝明宗等先生的協助；李筱峰、鄭弘儀、謝森展三位先生賜序。內人金萱做為本書寫作及出版前的第一位讀者，需要過人的耐性、包容與細心，也要藉此表達謝意。當然，書中有任何誤謬，都由作者本人負責。 　

　我平日從事新聞工作，週末讀書寫作，本書寫作伊始，猛然發現，今年是先母（謝氷治，一九一五—二○一一）滿一百歲；謹以本書獻給天上的她，並向台灣所有的「多桑」、「卡桑」們致敬！ 　　註：〈只要求台灣人接受抗日故事林昶佐批缺乏同理心〉，自由電子報， 2015年8月22日。 推薦序一 李筱峰先生 序 　　摯友盧世祥兄寄來《多桑的世代》的書稿，囑我寫序，我雖然剛剛動了一次手術從醫院出來，仍迫不及待先睹為快。拜讀完之後心想，寫序誠然惶恐，但不寫實在可惜。惶恐的是，世祥兄是台灣媒體界、文化界的知名前輩，我的輩份與分量豈敢為之作序？但是不寫實在可惜的理由是，正因為他不僅是知名前輩，而且這實在是一本有血

肉、有靈性的好書，我有幸寫序可以增加我不少光彩，也是術後一大樂事！何樂不為？ 　　世祥兄是資深的媒體前輩，我則是歷史研究者。新聞記者與歷史學者在性質上有著很微妙的異同關係。相同的是，兩者都在記錄現象、分析事情、論述人物；不同的是，新聞記者所記錄和分析的，是當下的時事，歷史學者研究的對象則是過往的事情。不過，拜讀世祥兄全書，我發現他兩者兼而有之，不僅有記者的銳利，也有史家的靈敏，讓現代與過去對話。 　　全書以六個人物為取樣，來書寫他們的生命史，包括：民主及獨立運動先知彭明敏、獲頒諾貝爾獎的科學家李遠哲、帶領台灣度過金融危機的金融銀行家許遠東、把一家糕餅店經營成台灣食品業巨擘的高騰蛟、當過「台

灣人日本兵」的資深媒體人游禮毅，以及世祥的令堂大人謝氷治。六個人所處領域互異，但他們都是歷經兩個時代的人物。透過這六位不同領域物的「微觀」（micro）歷史，交織組合，可以讓我們看到「宏觀」（macro）的台灣近現代史。 　　我和世祥兄都是戰後出生的一代。書中人物則是高我們一代的父執輩，他們從日本殖民統治時代，歷經戰火，到戰後國民黨的統治，親歷過二二八、白色恐怖、到台灣的經濟發展，與民主化︙。六個人都與世祥兄有過個人的互動，世祥兄透過親自的訪談記錄（記者的筆），再佐以史料（史家的筆），交織成這本具有「史料意義」與「報導價值」的著作。 　　史家A.L.Rowse說過：「閱讀傳記是最便捷的方法

，可以學到許多歷史。」我們從本書的六位人物的介紹，可以看到許多台灣的歷史，包括、台灣的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乃至於精神史。尤其可以看到前後兩個外來政權的迥異。 　　固然透過人物可以瞭解歷史，但許多人往往誤以為必須是「功業彪炳」的「偉人」才有歷史可言，那是傳統史觀的偏狹。例如以前Thomas Carlyle認為歷史是少數大人物創造的，沒有那些大人物，就沒有歷史，這是「英雄史觀」。羅馬的凱撒大帝、亞歷山大大帝；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王、邱吉爾；法國的路易十四、拿破崙；德國的威廉二世、希特勒；俄國的亞力山大一世、列寧︙，固然都有汗牛充棟的歷史紀錄。不過離開他們的身影，歷史依然豐富。民主主義興起

之後，史家逐漸將注意力從大人物身上轉移到大人物以下的各種人物身上。而且人物的研究已經不限定政治人物，其他如企業家、教育家、藝術家、宗教家︙，都是研究的對象。誠如史家Carl Becker說的：「人人都是史學家」。因為每個人都生活在他的時代裡，每個人的生活經驗，都可以反映時代的發展與變貌。在歷史學的研究過程中，有豐富紮實的微觀的資料做根底，才能成就宏觀的歷史解釋，以免流於空泛不實。從本書各種不同領域人物的組合，正可以看出來。尤其世祥兄願意以自己的「非名人」的母親為取樣，來書寫她的生命史，是最好的說明，那麼生動感人，又具有豐富的史料價值。 　　我在病中能先賭本書，無法形容內心的忻然與感動。病雖未

痊愈，應該也好一半了！ 推薦序二 鄭弘儀先生 序 　　小時候，「日本元素」在我們家，及我成長的環境，算是很濃厚。 　　我出生的村莊叫嘉義縣水上鄉竹圍仔，為何是竹圍？因為長輩說在清朝時代，土匪橫行，所以整個村落全部種刺竹，圍起來，以禦外侮，我祖父比我爸爸大四十三歲，一八七八出生，年輕時就必須接受操練，成為鄉勇，以備土匪來時，全力抵抗，保護村人，可清朝末年，治安很不好。 　　一九六一年，我出生，此時國民黨已經來了。我記得我讀小學的時候，村子裏許多人仍稱呼日本名字。三島、一郎、朝日，什麼Ko（日語「子」）、什麼Ko的，一大堆，都是日本女生的名字。當時我很鈍，並沒有特別好奇為什麼會這樣。

　　父親在講到年代時，也不會叫「民國」，而是稱「昭和」、「大正」、「明治」，當時年紀小，覺得很複雜，完全搞不清楚，為什麼大人有簡單的「民國」不講，偏偏要講一個我不懂的日本時代。 　　現在的人講年紀，問「你幾年次？」，我的多桑開口是「你昭和幾年？」 　　記憶中，我爸爸哼的歌常常是〈荒城之夜〉、〈蘋果追分〉，歌手是美空雲雀，有時候，他也會唱日本軍歌，特別是日本海軍軍歌。因為他當兵時，是當日本海軍，在左營訓練，所以他很會游泳。 　　在讀了日本公學校六年後，他在專門承包建造日本軍事設施的日本人所開的公司當職員，公司就在高雄，幾年後被徵召入伍，當了日本海軍，等到受訓完成，要被送去打太平洋戰爭時，日

本剛好宣佈無條件投降，爸爸也聽到昭和天皇的玉音放送，許多日本人無法接受，紛紛自殺。 　　一直到現在，我爸爸的日語還是很厲害，他看的電視，聽的音樂，唱的卡拉Ok，都是日本的。他們也很喜歡講「日本精神」，是一種誠實、負責、事情做到徹底完善的一種態度。 　　相信許多臺灣人家庭跟我們家一樣，舉凡蘋果、榻榻米、日曆、螺絲起子、輪胎、蕃茄、麵包、摩托車、旅館、窗簾、衣櫥、便當、奇檬子⋯⋯，全部都是用日語。 　　以前小時候，我爸爸很嚴肅，不太有機會和他聊日本時代的事，現在爸爸九十歲了，我每週都開車帶他們去走一走，吃吃飯，順便聊天，瞭解一下日本統治台灣時，我不知道的事。 　　爸爸說，日本人很重視衛生，

蓋房子希望你多開窗，才能通風透氣又有光線；以前沒自來水，大都喝井水，要求廁所一定要遠離水井，避免污染；每一季都辦大掃除，警察（巡查）會來檢查，沒通過要複檢，而且戶長要打屁股（沒有開玩笑，是真的打）。 　　當時治安好到可以夜不閉戶，大人、巡查非常有威嚴，社會非常守法。 　　我讀過兩所小學，一所在嘉義縣水上鄉成功國小，一所是嘉義市民族國小，時間是一九六八到一九七四，當時的教室、校舍全部是日本人留下來的木造建築，相當典雅素樸，可是使用日本人留下的房屋，並沒有留意日本在台灣的歷史。 　　因為工作的關係，有機會到處演講，常常我都問聽眾朋友一個問題：中國國民黨統治台灣五十年（一九四九—一九九九），我

們都知道有蔣介石、蔣經國、嚴嘉淦、李登輝，四個總統。但日本人同樣統治台灣五十年（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大家知道有幾任總督？總督的名字？知道的人都寥寥無幾，更不用提第一任樺山資紀、第二任桂太郎、第三任乃木西典、第四任兒玉源太郎、第五任佐久間佐馬太⋯⋯，等共十九任，以及每一任任內發生的大事了。 　　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中國國民黨故意不教，只教「小日本鬼子」、「倭寇」這種仇恨的用語，他們硬把對日本人的仇恨橫加在臺灣人身上。不是說日本人多好或多壞，而是五十年活生生發生在這塊土地上，活生生發生在我的父母親這一輩身上的歷史，我們被耍弄得像個白痴一樣。 　　從這個角度看，盧世祥的這本書，就益形重要了，非

看不可了。 （作者為資深新聞工作者） 推薦序三 謝森展先生 序 　　本書作者盧世祥先生是台灣有名的政治評論家，從他眾多的著作裡，均可看出他治學嚴謹，深入客觀事實的寫作態度，並能秉持寬廣之國際視野，故由他來敘述台灣的近代史實，確能表現出現代人所未能察覺的許多精闢而獨創的見解和內容。 　　這次有機會為盧世祥先生的大作寫序，本人深感榮幸。雖然多次遇到了盧先生，但二○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許文龍先生應邀到我北埔農場參觀並以曼陀林(Mandolin)演奏了鄧雨賢〈四月望雨〉、〈望你早歸〉等曲。當日，許文龍先生的「台灣病了」一席話，由盧先生手記下來，並交給大家詧閱，讓我無限的感動。

　　我向來敬佩盧先生的學識、修養和遠見，只覺得盧先生是一位溫文有禮、作風樸質、自然自在的紳士。但這次拜讀《多桑的世代》一書之後，深為他的寫作動機所感動，本書作者是有感於台灣的存在，幾乎被中國所忽視，又世界少數國家有時涉及台灣的報導遠離歷史事實，也從未作正確的認識，尤其近在咫尺的日本新世代，對台灣的陌生、誤解，更讓我們感到氣憤和不平。 　　誠如作者在本書裡所指摘，本土的年輕人幾乎對「台灣近代史」沒有概念，當然這可能與台灣各級學校或文宣機構，極力避免使用「台灣」的字眼有關。台灣住民從小就被灌輸「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觀念，只要知道中國三千年的歷史就可以了，數千年的台灣史相形見絀，沒有研究的必要。

　　本書《多桑的世代》共有七章，所舉出的菁英多少受後藤新平以固有台灣文化為基礎推動的農業、產業新文明所影響，而其有關內容書寫幾百頁也寫不完。這近代史一百多年之間發生的台灣代誌中，什麼是最重要的事件呢？應屬見仁見智的問題。但是作者在台灣受過良好的基礎教育及高等教育，並曾赴美最有名的學府留學，心理上如何寫出為台灣未來方向定位，新書的發表不但是文史上的大著，更是台灣知識分子應有的承擔使命，這是難能可貴的。 　　我在日本時代出生，這是我這一世代台灣人讀來百感交集的一本書。書中所寫的許多人與事，讓我特別有感。例如第四章所提彭明敏先生優秀的為人，而當年被迫提早辭職離開公共部門，對台灣真是太可惜了。本

書的重點因此是︰台灣隨著戒嚴令的解除及動員戡亂臨時條款的終止，所有社會的桎梏解體，今後對於「台灣史實」的研究，可說是方興未艾，誠盼本書帶動台灣走向自由民主的坦途。 （作者為財團法人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金會董事長、台灣日本學會理事長） 多桑——台灣最偉大的世代X世代、Y世代、Z世代、千禧世代、網路世代……。人有人格，不同世代也有各自的特色。同一時期出生的人群，經歷共同社會背景、政經變遷或歷史事件，產生集體生活經驗、意識及歷史記憶，人們慣常冠以各種詞語凸顯其特色。於是，有如近年各方所常聽聞的，從X、Y到Z……各種世代名稱紛紛出籠。 美國人最喜歡為不同世代冠上名稱，既突出世代特質，區隔世代差異

，也反映時代或社會變遷。不同社會，對世代有各種稱呼。歐洲有失落的一代、台灣有崩世代、香港有八十後、中國有九○後、南韓有三八六世代、亞美尼亞有獨立世代……。這些名詞出現，從社會現象觀察，的確有助人們瞭解並討論某一世代及其所處的時代與社會。 世代既有不同，比較各種世代的觀察與分析應運而生；有比較就不免有高下之分，很自然地，有些人問到：哪一個世代最偉大？ 一九九八年，曾任美國NBC電視網新聞主播的布洛克（Tom Brokaw）在《最偉大的世代》（The Greatest Generation）一書，指約出生於一九○一年到一九二四年、青壯之年為美國打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輩，通稱「美軍世代」（G.I. G

eneration）或「二戰世代」，是最偉大的世代。（註一） 按布洛克的觀察，這一世代在經濟大恐慌年代成長，後來參加二戰，無分男女，或在前線出生入死，或在後方提供後勤支援，犧牲奉獻，不求聞達，為所當為。 這一世代歷經艱難險阻所表現的堅忍不拔，展現了不凡的人格特質，也是布洛克認定其為最偉大世代的理由。由於這一世代男女在戰爭及戰後卓越的作為，美國因此成就更自由、富足的美好社會。 具體言之，這一世代生長於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及經濟蕭條的動盪時期，但他們在青壯之年打敗了希特勒，打造戰後美國經濟發展，開拓科學新境界，並實施醫療照顧（Medicare）等有遠見的社會保險制度。更基本的，他們樹立了「個人責

任、義務、榮譽與信心」的社會價值觀。在生命的每一階段，他們所面臨的挑戰與成就，都屬空前，但他們參與創造且成為這一光輝歷史過程的一部分。 不僅如此，他們為下一代的嬰兒潮世代，帶來自由及富裕；甚至時至今日，美國社會仍繼續受惠。有如布洛克所說，「他們為後代子孫帶來機會，累積大量經濟財富、政治力量、免於外來壓迫，並得以自由選擇。」

企業贊助對品牌形象及購買意願影響之研究—以航空公司為例

為了解決阿毅輪胎高雄的問題，作者鄭行 這樣論述：

隨著社會行銷導向時代的來臨，以及全球化所帶來的衝擊，航空公司紛紛實施有利於企業永續生存的發展政策，其中，透過贊助積極參與醫療及教育等利社會之公益活動，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成為重要的選項之一。此外，許多航空公司更透過贊助進一步與運動及娛樂等商業活動做結合，期望能夠藉此提升品牌形象，擴展品牌知名度，進而增加消費者選擇該航空公司運輸服務之意願。本研究以Speed and Thompson所提出之贊助反應的決定因素模型為基礎，探討航空旅客對於航空公司透過贊助活動參與社會公益、促進觀光及體育發展的作為，是否影響消費者對航空公司品牌形象的感知，進而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意願。本研究以網路問卷之方式進行資料蒐集，共

回收355份有效問卷。研究結果發現，贊助─活動適配度對品牌形象有正向顯著影響﹔品牌形象對消費者的購買意願有正向顯著影響。本研究結果提供航空公司作為實施行銷策略參考，進而提高旅客選擇航空公司運輸服務之意願。關鍵詞：企業贊助、贊助─活動適配度、品牌形象、購買意願、航空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