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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財產權制度執行問題之研究--以墾丁國家公園內三個個案為例

為了解決陽明山農地出租的問題，作者張昱諄 這樣論述：

財產權是於社會認同下，決定人與人之間因物之使用所產生的關係，經執行後，財產權制度具有限制人們使用資源之行動的強制力。財產權理論的三個關鍵為界定、執行與權利配置，過去學者應用財產權理論進行個案分析過程，發現界定角色以政府為主，但是制度執行角色多樣化，形成不同治理機制，產生不同的制度執行方式，且制度接受者擁有的權利範圍不同，除了制度界定的財產權範圍，混合式與市場之治理型態下，私部門組織尚具有界定與執行權利。所以，財產權界定、執行與權利配置，與三個經濟化層級相關，界定決定總體層面的制度環境，執行即為治理機制，權利配置為個體層面的資源分配。墾丁國家公園土地財產權是由政府界定，土地利用型態不同於都市土

地或非都市土地，以保育為目的，土地利用規定較為嚴格，卻不斷產生非法占用或違法擴張使用之事實上權利情形。而且，面對較嚴格的懲罰機制，制度接受者仍直接反抗制度的執行。長期的事實上權利之狀態，已形成當地社會中一群人的共識，並群起反抗制度執行者的監督懲罰行動，不僅是妨礙制度執行，更造成公私部門之間的衝突，甚至引起非法占用者於籠仔埔牧場上放火以示抗議的事件。上述的非法占用或違法擴張使用等土地問題其實與土地財產權界定與執行息息相關，故而本文基於財產權理論，透過半結構式訪談法、直接觀察法與書面資料蒐集等方式，探討墾丁國家公園內的原墾丁大街林班地、南灣海域、社頂自然公園與籠仔埔牧場等三個個案土地財產權制度執行

問題，以分析土地財產權制度下的非法占用與違法擴張使用問題之主要原因，從到土地財產權界定與執行層面，提出改善建議。經個案研究分析結果，本文提出以下研究發現與財產權理論反思之課題：（一）Alexander（2001）與McChesney（2003）主張政府為主動界定土地財產權的角色，而本文個案研究發現制度接受者的積極行為影響政府的解決對策，並促使土地財產權制度環境改變，政府在土地財產權重新界定過程處於被動地位，可能會衍生過度配置給予制度接受者土地財產權範圍等界定問題。（二）理論上土地財產權範圍愈大，與土地投資利用動機愈高（Schlagar and Ostrom,1992），本文研究發現卻有不對等的

現象，是由於土地財產權制度執行問題。（三）對於可移動性土地利用行為，Andersson（2004）、Agrawal and Ostrom（2001）、Gibson, Williams and Ostrom（2005）等學者建議採混合式治理型態，而本文研究發現混合式治理型態教適合治理可移動性土地利用行為，是由於階層式治理型態的正式規則受限，促使治理機制改變，私部門組織形成自主性調適與合作性調適機制。本文針對上述研究發現提出相關建議，供未來墾丁國家公園土地財產權制度執行問題解決對策之思考方向，一是政府應注意土地財產權制度執行問題發生的主要原因而積極解決之，以避免問題愈趨嚴重；其次，有條件的重新界定

並設定重新界定土地財產權範圍配置的最高限制，降低過度界定土地財產權範圍的界定問題；第三，建議設置混合式治理型態之彈性調整、風險管理等安全機制，以避免混合式治理型態的公私部門合夥契約不完全問題；最後，階層式治理型態有共同執行者，建議透過公部門之間部分制度執行內容的委託代理，降低制度執行過程的溝通協調等交易成本，但應注意目標一致性與訊息對稱性。

臺灣戰後空間治理危機的歷史根源：重探農地與市地改革（1945─1954）

為了解決陽明山農地出租的問題，作者廖彥豪 這樣論述：

　　本文的研究主旨，首先是透過一手檔案的交互檢證與運用，針對國府高層決策者蔣中正與陳誠在1950年代先後推動《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與《實施都市平均地權條例》的決策與立法過程重新進行研究，藉以挑戰並推翻官方與主流反對論述共享那套關於「成功的農地改革」與「失敗的市地改革」的歷史論述及其架構；　　其次則透過此歷史論述的重建，重新掌握當時國家─社會架構下不同行動者在重大政經決策過程裡的複雜競合關係，以挑戰過去官方與主流反對論述共享對1950年代國府政權性質及其與臺灣社會的關係，所習於採取「強國家」與「弱社會」的架構假定，並分析當時不同行動者（高層決策者、技術官僚、本省菁英與地主階層等）捍衛其自身立場

所建構的論述及其實質影響；　　最後則透過重新掌握農地與市地改革各自制度變革的內涵，探討在此階段制度改革所奠立的架構基礎，提出應從「城鄉土地雙軌制度」的分析視角，重新評價1950年代的土地制度改革對臺灣戰後空間發展模式與治理體制危機的長期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