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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臺灣官方政策之推動與都市社會的因應── 以大龍峒保安宮之祭典為例

為了解決青山宮文化祭的問題，作者劉濟寬 這樣論述：

寺廟祭典乃國家與社會互動的重要樞紐。每逢祭典，總有大批人群湧入，致使統治者會利用各種管道加以規範，而民間為了維護傳統，勢必有所因應。 關於歷代政權對臺灣民間信仰的治理方針── 清代以國家化、標準化、儒教化為目標，透過納入祀典、封號、賜額、捐獻助建、助撰碑碣、列載地方志等為媒介，將權力延伸至地方社會。日治初、中期，總督府推動宗教法制化，採尊重舊慣、加強監督信仰活動之雙軌模式。只不過，1930年代後，伴隨日本軍國主義崛起，官方推崇國家神道、實施國民精神作興，寺廟與祭典在社會教化運動、民風作興運動下面臨改革。戰後初期，國民政府則是沿用〈監督寺廟條例〉、〈寺廟登記規則〉，試圖以公權力介

入寺廟事務，並陸續頒布〈查禁民間不良習俗辦法〉、〈改善民俗綱要〉等政令，約制迎神賽會，嘗試統一中元普渡和各地神誕遶境，這種政策導向直至1970年代後期才逐漸改變。 本文聚焦1895年至1981年的大龍峒保安宮中元祭典和保生大帝聖誕遶境，探究其發展以及觀察都市社會因應國家政策的方式。大龍峒地處臺北盆地，日治時期因鄰近人口密集的臺北市街區，受惠於各項現代建設，大正十（1921）年甚至被劃入臺灣政治、經濟核心的臺北市管轄，成為國策接收與試驗要地，也是觀察國家與都市社會互動的指標。且保安宮自清代以來作為同安人信仰中心，每逢保生大帝誕辰和農曆七月，傳統祭祀網絡的三堡地域居民皆齊聚大龍峒，參

與祭祀、宴請親友。藉由這兩個年例性祭典活動，瞭解官方政策如何在都市推行？成效為何？祭典可能面臨之限制？三堡何以應對？尤其日治後期到戰後初期係戰事最激烈的階段，亦是國家權力最為擴張的時期，其發展態勢所呈現之特色，更是本文關注重點。 另外，介於官、民之間尚有一群地方菁英扮演協調與溝通的角色，他們一方面協助官方宣導、推行政策，一方面代表地方居民發聲、傳達民意。不僅如此，諸多菁英還加入寺廟管理或祭祀組織，積極參加祭典活動，例如大正年間三堡菁英擔任管理人、總董事和董事，共同掌理廟務，其中也有不少人出任爐主、頭家，負責辦理中元放水燈、普施。至於保生大帝聖誕遶境，許多人投入力士會或子弟團等祭祀

組織，規劃、籌備迎神事宜。這種現象甚至延續到戰後初期。因此，藉由組織的陣容還有菁英的參與過程，以理解他們如何取得象徵資本、建構文化權力網絡。

《文昌化書》研究：以七十四至九十七化為主

為了解決青山宮文化祭的問題，作者謝政修 這樣論述：

　　南宋中末，道經出現一新興降世之途徑──飛鸞降筆，《文昌化書》即為其中代表性經典。此經為文昌帝君修道聖傳，採修行自傳體，透過帝君自身口吻述其成就神道之歷程，並藉此教化世人，是帝君信仰確立、成熟之關鍵經典。　　《文昌化書》內容共分九十七化，每化包含詩、圖、文三部分，主旨各不相同。此種分化論述、圖文夾雜之體例，應受歷代佛、道爭論中，老子化胡圖文、圖經之啟發，整體而言，呈現一種方便教化之特色。此外，文中融合三教思想，反覆宣達懲惡揚善之旨，可知《文昌化書》本質已偏向廣傳之善書，而非供特定教派人士傳頌之秘密性經典。　　現今所見《文昌化書》九十七化內容，實可分為兩大部分。前七十三化，乃由四川劉安勝道壇

，於1164-1181統一飛鸞而出，是化書原始面貌；七十四至九十七化，乃是於此之後陸續飛鸞而出。今考，七十四至九十四化飛鸞時間介在1181-1194之間，而九十五至九十七化乃在1266年之後，可知化書整體至少經歷了三次編纂。本文將續化書內容詳加梳理、考證，發現在文字風格、故事開展架構、內容取材等方面，其皆與前七十三化有很大出入。由此可知，《文昌化書》雖為神靈飛鸞降筆之經典，然其中在在顯示出人為編纂、修改的痕跡。　　此外，補足續化詩的研究，《文昌化書》整體意蘊因而得以彰顯。帝君整體修道歷程，乃依循「修」與「報」的對應不斷開展。帝君人道修行，從個人品德美善為起始，乃至輔國奠定盛事之宰相；神格亦從一

方山水神，終至帝君級大神。此一過程，闡明了「文昌」意蘊，不僅僅為掌握仕途之運，更有傳法救世、穩定三界秩序之深遠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