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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朝薊遼兵變與餉稅重整

為了解決韓國代收 地址的問題，作者李華彥 這樣論述：

糧食和兵餉，一直是明朝邊疆上的重要議題。萬曆後期白銀普及，明廷將稅賦和兵餉收支由實物改為銀兩；稍後，壬辰倭亂和女真族崛起遼東半島，掀起明清戰爭，糧餉成為17世紀前半明朝財稅支出最大宗，遼餉由萬曆四十六年開徵的200萬兩年額銀，遞增到崇禎四年的668萬兩銀，卻仍不敷應用，明軍因糧餉匱乏和運輸遲滯屢生兵變，牽引出更多財政和人事的弊病，形成關鍵的歷史轉折時代。 崇禎元年至六年，從明朝京城近郊的薊州鎮到山海關外的遼東抗金前線，接連發生八場兵變，共通原因都是營兵不耐長期缺餉而起。兵變在明軍中產生模仿效應，次數增多後，自金而來的降將劉氏爭取家族利益、皮島軍不服新總兵黃龍、山東遼東人的省籍情

仇等特殊因素，也成為欠餉之外的兵變新原因，使少數主謀得以成功煽動明兵從變。八場兵變既使長城堡寨陷入防衛空虛危機，開士兵因變得餉之例，更引發內戰，破壞後勤地區，連帶毀壞明朝遼海戰線。連續兵變的結果，導致明朝在明清總體國力競爭上日趨下風，北京—遼東—山東抗金戰區遭受嚴重破壞。 明廷以裁軍省餉和催繳州縣賦稅的一體兩面政策對應崇禎初年的財政困窘和軍費緊繃，為籌錢力行考成法，視徵稅成效銓敘所有府州縣官，除加緊收齊繳納中央的「起運銀」，更將地方經費的「存留銀」也納入遼餉源，硬性規定州縣認繳，比例佔其總數之半，此稅連同水旱災、民變嚴重打擊地方實力，民心同因生活艱困而日益流失。 天啟、崇禎時期，明

朝兵部尚書大學士孫承宗組織遼東幕僚團，群集文武官兵重整教戰，化敗退入山海關的頹勢為拓地到錦州的復興局面，許多落第舉人也憑藉才幹出仕遼東，另有北京專權大太監魏忠賢及其黨徒插手遼事，欲攫取利權，引發朝野人事鬥爭外擴到薊遼，在戰場競爭事功。本文考證此時期的薊遼人事關係，陳述兵變中主事官員：王應豸、畢自肅、茅元儀和其轄下重要武官的事蹟，以分析晚明士人治軍理政的能力，和明朝財政、軍事衰微受人為因素的影響。 本文應用畢自嚴《度支奏議˙新餉司》內容，理清晚明各省遼餉徵額和繳納日程，確認遼餉自開徵起即採定額徵收制，在崇禎初財政重整時曾獲得控制，但因戰事擴大、各省災亂而膨脹，四年大凌河之戰後則遽增，再難控

制。遼餉因明清戰爭而生，是明末三十年國家財政的重要項目，主要用於北直隸和遼東軍費，屬於正項稅賦之外的臨時加派，原定滅金光復遼土後取消，但迄明亡都未達成。崇禎朝這次財稅重整，不僅層面擴及中央和地方大部分稅目，且嚴格要求簿記管理、定期匯報，卻未能抑制軍費增長，達成停徵遼餉目標，根本原因還是金軍未滅，內戰及災荒不斷，支出源不消，但此次理財仿效萬曆初期的精細控管，嚴格實察，也顯示出遼餉與晚明財稅的緊密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