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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台灣經濟的左翼分析：劉進慶思想評傳

為了解決韓國大學香港認可的問題，作者邱士杰 這樣論述：

　　劉進慶是戰後台灣經濟研究的先行者，也是戰後台灣左翼運動和民主化運動的親歷人。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抵抗」與「學問」是其人生的兩大線索。他的抵抗源自戰中戰後均未能避免的政治壓迫，他的學問則來自東京大學多元傳承的左翼經濟學說。儘管這樣的學問必然在台灣噤啞，他卻以此為基礎，迎戰壓迫、展開抵抗，終於在1970年代完成博士論文《戰後台灣經濟分析》。這是第一本分析戰後台灣經濟本質的著作，影響學術界至深。 　　作為思想傳記，本書將介紹劉進慶在台日兩地經歷的抵抗人生、東大經濟學科的學問傳統、《分析》的形成和改寫過程、《分析》因拒絕美化戰後台灣經濟而產生的論點和難題，以及劉進慶為解決難題

而在後半生做出的各種理論嘗試。  

韓國大學香港認可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從物業管理及防疫觀點探討集合住宅公共空間規劃設計之研究

為了解決韓國大學香港認可的問題，作者徐子淇 這樣論述：

2019年12月中國武漢爆發不明肺炎，並在2020年初擴散至全球，相較於2003年的SARS擴散速度來的急又快，嚴重影響全球社經。藉由COVID-19的傳染特性，政府部會發布各項相關應變調整計畫，採取隔離與疏散防控手段，集合住宅成為重要的基本隔離單元，防疫管理成為規劃設計的重要課題。本研究針對根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下成立管理委員會之集合住宅社區公共空間，選擇四種不同物業管理個案-自行雇用、分項委託、委託統籌、全權委託之集合住宅社區，對疫情前中後的管理組織、公共空間設計、疫情管理面向進行分析。深度訪談歸納出集合住宅之疫情管理課題及對策，包含「門禁管理」、「設施管理」、「健康環境管理」及「生活管理

」四大項。研究結果顯示社區事務決策因素為區分所有權人及管理委員會，與物業管理模式之選擇無關，並歸納出集合住宅公共空間防疫設計重點共四大項14小項。希冀本研究未來提供社區管理單位對公共空間的防線管制措施，及設計單位於常態性疫情發展下對公共空間之設計方向參考。

譯鄉聲影：文化、書寫、影像的跨界敘事

為了解決韓國大學香港認可的問題，作者單德興,廖咸浩,施如芳,吳瑪悧,黃涵榆,楊乃女,王怡茹,吳珮慈,孫松榮,王萬睿,林子晴,王震宇,陳俊強,翁素涵,陳彥豪,蔡慶樺  這樣論述：

　　在全球化的劇變時代，不同文化間的流動越界，引發了東/西方理論的概念競逐及社會體制運作的建構與解構。「譯鄉」是一種翻轉與跨越的新觀點，跳脫原鄉與異鄉的二分對立思維，讓文化的中介、轉接、創造、再生、形塑有了多元的想像與多重詮釋之可能。現今各種異質文化和身分符碼的相互協商與高度互涉都提點出如何與過往歷史連結，並在當代時刻質變幻化新生這項文化翻譯工程的重要課題。本書從亞洲地域出發，以跨國觀察的眼界和解殖視角的洞察，企圖勾勒出文學、電影、戲劇、音樂、藝術策展美學的跨界表述與展演，期能深刻解讀越在地、越國際的文化發展趨勢及社會創新現象。《譯鄉聲影：文化、書寫、影像的跨界敘事》是由十

六位不同領域的學者專家跨界相遇所撰寫之文章結集而成，以敘事或論述來分享自身的經驗與學思所得，期待促生更多的文化想像與具體成果。

民粹主義成因與政治效應的比較研究

為了解決韓國大學香港認可的問題，作者楊貴 這樣論述：

民粹主義為何興起和興起後的民粹主義有何影響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後，学术界广泛关注的問題。有別於過去的民粹主義研究從政治人物和政黨搜尋答案，筆者將研究對象放在選民，探討選民支持民粹主義的原因和支持民粹主義後的政治後果。按照傳統政治學對民粹主義民主的理解與當前學術界就民粹主義概念定義達成的共識，筆者將民粹主義定義為一種人民反對菁英及彰顯人民意志的薄意識形態。採用政治心理學的研究途徑，筆者視民粹主義為政治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個體選民所持有的一類心理學態度。在此基礎上，筆者使用已有的CSES第五波調查資料和在台灣蒐集的三筆一手或二手調查資料，對個體選民民粹主義態度的成

因與政治效應進行系統的的比較分析和深入的案例討論。在民粹主義態度的成因上，本文發現民主赤字、政治支持、治理績效評估和選舉輸贏，這些對當前民主政治理念及其實踐的認知、評價與經歷顯著地影響了個體選民的民粹主義態度。且認知、評價與經歷愈負向，個體選民所持有的民粹主義態度愈高。台灣脈絡下，影響民粹主義態度的因素只有政治支持和治理績效評估。另外，個體選民所持有的民粹主義態度受到宏觀脈絡性結構因素的影響在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存在顯著的差異。民主模式在縱向分權上愈趨於共識型和貧富差距愈大的國家或地區，選民的民粹主義態度愈高，但在民粹主義政黨選舉表現愈為強勢的國家或地區，選民的民粹主義態度並未隨之變高。在民粹主義

態度的政治效應上，本文發現個體選民民粹主義態度的形成顯著地改變了他們的一些政治態度和政治行為。首先，個體選民持有的民粹主義態度愈高，愈不認可代議民主，也不認同與投票給主流政黨，相反愈認同與投票給包括民粹主義政黨在內的非主流政黨。台灣脈絡下，還愈不喜歡主流政治人物，愈喜歡民粹主義政治人物。其次，個體選民持有的民粹主義態度愈高，在心理層面和行為層面涉入政治的程度愈低。民粹主義態度的這一負向影響也未因政治涉入是制度化管道內還是非制度化管道內而呈現不同。再次，個體選民持有的民粹主義態度愈高，在左右意識形態的政治光譜上愈向兩端走。台灣脈絡下，民粹主義態度未使個體選民在經濟發展、社會分配和統獨等爭議性政策

議題上的立場出現極化。總結而言，民粹主義態度對選民政治態度和政治行為存在退出效應和極化效應，未形成賦權效應。比較分析部分，筆者使用多層模型發現民粹主義政黨對選民政治態度和政治行為也存在退出效應和極化效應，還存在賦權效應。上述之發現是本文在研究方法方面做出改進以推進民粹主義研究的基礎上獲得的一般性結論和脈絡性知識，較為一致穩健。這些改進包括：同時關注社會大眾層級需求面和政黨層級供給面的民粹主義現象；將研究案例拓展至非歐美的國家或地區；使用標準統一的民粹主義概念定義、問卷題目和操作化方式。透過這一研究，本文認為民粹主義內生於民主政治在微觀層級也成立，民粹主義在社會大眾層級和政黨層級的興起對民主政治

產生的政治影響是多元複雜的，既存在負向的也存在積極的，這與過去學術界所強調的民粹主義是民主政治的陰暗面有所衝突。本文也揭示了大眾層級民粹主義是理解政黨層級民粹主義為何興起的關鍵，而後者對前者的影響並沒有學術界預期的那麼重要。就此而言，筆者呼籲學術界應摒棄對民主政治和民粹主義的固有看法，認真對待和系統檢驗民粹主義與民主政治之間的相互關係，將需求面和供給面的民粹主義現象整合在一起進行研究，針對民粹主義研究面臨的新問題與新挑戰，回歸與回應傳統政治學的經典論述亦是一個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