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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臺灣保險市場的接收與重整（1945-1963）

為了解決順豐大陸寄台灣報關的問題，作者黃正宗 這樣論述：

現代商業保險制度於19世紀中葉開港通商後引進臺灣，經日治時期長足發展，無論在業務規模或制度層面皆已奠定相當基礎。戰後，隨政權移轉，臺灣保險市場經歷制度轉換的過程，在1963年完成新體制的確立。本文廣泛蒐集多元史料，從（1）業務發展、（2）監理制度、（3）組織、資本及人事、（4）資金運用等四個觀察視角出發，儘可能重構臺灣保險市場在此「制度轉換期」的樣貌，除說明制度如何轉換外，也嘗試分析轉換過程中產生的問題與影響，並歸納戰後臺灣保險市場的特徵，及保險業之於金融體系與總體經濟體系的關係。業務發展方面，產、壽險業的分歧是這段時間最明顯的特徵，戰前業務規模遠大於產險的壽險嚴重萎縮，並處於長期停滯，產險

業則伴隨總體經濟復甦與成長，在1958年便已接近戰前高峰。這背後是產、壽險契約性質差異、是否承擔政策責任，及市場競爭與否等多重因素產生的結果。組織、資本與人事方面，有四點值得注意。首先，市場形態由戰前的「民營且競爭」轉變1960年以前的「公營且寡占」；其次，保險業「分支機構」為主的組織型態在1950年後全數轉為「總公司」；其三，1960年保險市場開放除了讓市場型態重回民營且競爭外，也是戰後本國民間資本涉及全國性金融的開端；其四，戰後臺灣保險人才可歸納為外省籍、日治經驗、新生代三批，日治經驗的發展情況相對較差。監理制度方面，戰後保險法制體現「內地延長的再延長」路徑，由於中國保險法制本身的問題，這

次「再延長」呈現法律現代性及完備性的倒退，1963年《保險法》修正施行除改善上述問題外，也完成史上第一次「保險法制臺灣化」。資金運用方面，戰後保險業資金運用規模極小，未能充分發揮「重新分配資本」功能，要到1960年保險市場開放後才有顯著成長，但較之戰前，資金運用比率仍較低，法令限制及不成熟的資本市場，是形成上述特徵的主要原因。就保險業在戰後臺灣經濟發展過程中所處的位置而言，產險業大致與整體經濟相輔相成、共同發展，壽險業在保險市場開放前則顯得乏善可陳，尤其是無法有效發揮提供長期資金的產業特性與優勢，對整體經濟發展的助力有限。此外，本文也以保險市場為例，就延續與斷裂、穩定或發展，及產業史研究之重要

性等議題略紓淺見。

道地藥材的東亞移轉：台灣當歸的興起與科學爭議，1957-1972

為了解決順豐大陸寄台灣報關的問題，作者張嘉芮 這樣論述：

從明清開始，中藥材一直是台灣與中國大陸間重要的貿易商品。戰後國共對立時期，中藥材是台灣政府唯一准許進口的「匪貨」。為減少外匯流失、降低對中國藥材的依賴，政府鼓勵進口他國藥材、提倡藥材在地栽培。中醫常用的當歸，就是其中之一。然而，中醫用藥講究「道地」，來自原產地的「道地藥材」，被認為是最有價值的藥材，品質、藥效最好。日、韓進口，以及台灣栽種的「省產當歸」，能不能取代中國「道地」當歸，是1960年代台灣當歸進口與栽培爭議的焦點。本研究以文獻資料為主，訪談為輔，從當時台灣中藥科學研究及其社會技術網絡、中醫「道地藥材」概念，以及藥材知識與價值的政治切入，對上述爭議進行分析，企圖了解對當時行動者而言，

何謂「道地」、有價值的藥材。本研究發現，在政治情勢、經濟考量與國族認同等因素影響下，歷史上日、韓傳統醫學曾發生「道地藥材」的轉移，中國藥材不再是最有價值的藥材。1960年代中國、日本、韓國的當歸植物品種皆不同，台灣生藥學家透過比較建立起日本種當歸的價值，並據此創造了「省產當歸」，但上市時卻遭中醫藥界批評「不道地」，被中藥市場淘汰。當歸藥材的價值不只取決於產地和品種，也關乎加工方式、感官特質、臨床藥效，更涉及了當歸進口與栽培相關群體的競爭與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