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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是羅德斯：東亞國際主義的理想與現實

為了解決首爾大學中文系的問題，作者崔元植 這樣論述：

　　韓國思想家崔元植蹣跚摸索東方道路的過程，不僅是從既有問題尋找答案的過程，其思想更側重於對問題本身的重構，他對東亞話語的摸索過程充分具備「思想」所應有的厚度，起到了建構問題的作用。其所吹響的東亞論之第一聲號角，將社會主義沒落所帶來去冷戰的衝擊轉化為東亞內在的動力。本中譯選集選收崔元植迄今長達四十年（1979-2019）的重要評論17篇，蜿蜒地承載著其過去幾十年來的思考和著述生涯的點點滴滴。 名人推薦 　　崔元植是韓國當代最重要的思想者之一，他的「東亞論」倡議是在「民族文學」與「第三世界」的基礎上，試圖打開韓半島超克分斷體制時所面臨的困境，其中「小國主義」、「大國主義」

與「中型國家」相互作用的理論想像，突破了民族國家的局限，本書為處於劇烈紛爭中的世界找到了重構的契機。──陳光興，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人間思想》主編 　　崔元植教授為我們提示了一種眼光，它來自對於傳統智慧的創造性轉化。東亞是我們通向世界的基點，是否具有人類視野，不取決於我們是否有能力縱論世界，而取決於我們是否有能力重造開放性的東亞主體。在無從逃避、無可依徬的歷史時刻，崔教授啟示我們思考：如何為東亞這個充滿了糾葛的歷史之場注入靈魂，如何使「國際」轉化為「民際」，成為我們民眾休戚與共的生存紐帶。這裡是羅德斯──讓我們拒絕虛假的幻象，面對真實的考驗！──孫歌，北

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特聘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崔元植教授從冷戰到後冷戰的韓國，在這段現實與智識參與的歷史進程中，試圖探索當代現實與思想核心的解決方案。順循著作者的思考脈絡，讀者即能把握韓國當代思想史的一種進程。以崔教授長期深耕於文學評論與學術研究的敏銳眼光，不僅能勾勒東亞國際主義艱辛歷程，而且本書的出版更能展現亞際知識人共同企劃合作的努力，也是東亞民際連帶運動的實質成果。這個從韓國發出的東亞論述，即是被稱為批判性地域主義或是東亞體制代替論，實是以分斷體制中的韓半島作為核心現場的情勢論，也是一種文明論述。欣喜此思想論述的主要推動者的勞作精髓，終於能在台灣出版，有機會接觸到華語圈的讀者，希

望本書所堅持的理想能在各種不同生活現場中轉化為變革的推動力。──白永瑞，延世大學歷史系榮譽教授 　　如果我們不只是把崔元植當作韓國當代思想史的代表人物，把本書當作了解韓國當代思想史的重要讀物，而還從──柏林牆倒塌三十年後，東亞不僅沒有從當初的冷戰大幅度鬆動走向冷戰的終結，反重臻今日冷戰大範圍重啟、乃至熱戰爆發的危地，這當中知識和思想的責任是什麼──這一角度來讀這本書，我們才會把這本文集讀成一本對中文世界有高度重要性的書。一方面從它的知識、觀念視野和問題意識來理解與反觀，為什麼中文知識界在東亞從冷戰高度鬆動走向新的冷戰危地過程中未能發揮相當的作用；另一方面可參照它的知識、觀念視野與問題意識，來

重構中文知識界的知識與思考意識。 　　希望中文讀者把此本崔元植文集視為和東亞現實與未來性命攸關的大書，期待你們像我一樣愛它！──賀照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人間思想》簡體字版主編 　　崔元植所倡議的東亞論向東亞知識界「發出的聲音」即將開始獲得豐富的溝通的可能性──若說韓國的東亞話語過去主要是「內需」話語，透過長時間的知性摸索和果敢的自我反思，現在東亞論終於具備超越民族主義，走向「批判性」區域主義的基礎框架──韓國的知識界也做好準備跟隨他一起與東亞其他國家、區域的知識界進行「有效的對話」。──李政勳，韓國首爾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民族文學論要求超越左右理念、建立統一戰線，而第三

世界運動試圖在冷戰兩大陣營之外開拓第三疆域，二者的交界點就是崔元植東亞論奮力一跳的起點。民族文學論和少數者、東亞論和小國主義的相持，集中體現了崔元植充滿悖論和自我否定的思想歷程。如同當民族文學論試圖建構「新的nation」時，受到了少數者的制衡，小國主義針對東亞論試圖重構立足於現實而不是追隨西方理論的主體這一向心力，進行著自我制衡和揚棄。──白池雲，韓國首爾大學統一和平研究院助教授  

打造二Ｏ一三年體制

為了解決首爾大學中文系的問題，作者白樂晴 這樣論述：

　　※亞洲思想家系列，韓國最重要的知識分子 　　※這是韓國思想家白樂晴為亞洲特有的政治形態「分斷體制」，提出的思考、行動架構。雖然因韓國大選結果未能施行，但或許能為歷史背景相似的亞洲國家指出更接地氣「民主」的思考方向。 　　這或許是一個失敗的提案，卻指出「民主」新的思考方向。 　　「2013年體制」是韓國思想家白樂晴於2011年所推出的思考、行動架構，企圖以2012年的年底大選為契機，開創朝鮮半島的新局勢。 　　雖然2012年最後是由大國家黨的朴槿惠當選，而非在野的文在寅，所以這個計畫未能真正推行。但這本推動運動的小書，不只總結了白樂晴原創的「分斷體制」等論點、直接用來分析韓國的政經體系

，更成為訴求一個新政治架構的提案。 　　所謂「分斷體制」是白樂晴以韓國現實為基礎發展出來的概念。雖然韓國「分斷」的現實是在1951年就誕生，但1953年「分斷體制」才建立，也就是說，有許多社會機制、利益團體、意識型態，因為「分斷」而得以存在，也因此保護著「分斷」的現實。這在對「統一」多有共識的韓國，成為諸多不公平、利益分配不均的理由。白樂晴認為，未來的政治走勢，無論是福利國家或者是民主制度，都必須面對「分斷體制」這個不存在於西方思想、制度的事實，才得以讓韓國成為更好的國家。 　　在這本書中，白樂晴認為如要解決「分斷體制」造成的困境，應跳脫政治角度，集結南北內部的改革力量，從民眾的位置思考並

創造出新的結構性條件，深化與民眾息息相關的經濟、社會民主機制，進一步發展福利國家及東亞共同體等概念，一方面解決南北韓的分斷問題，同時推進朝鮮半島民主的發展。 　　現在世界各國民主體制的設計，大都根源於歐洲「民族國家」歷史的前提，而其憲政制度、代議政治、政黨政治等制度都已證明困難重重，不論是一黨、兩黨或者是多黨政治，都因政黨的內在本位邏輯而與民眾社會生活情況漸行漸遠。各個地區必須創造出新的、更為開放、更接地氣的民主形式。 　　基於殖民地國家及民族自決等歷史背景，「分斷體制」成為亞洲特有的政治形態。白樂晴在這本小書中在「分斷體制」這個大前提下，提出「2013年體制」為韓國因應方式；其他歷史背景

相近的亞洲國家，該如何面對自身在「分斷體制」下的衝突與困境，或許才是我們最需要與這本小書，以及與白樂晴對話的意義。 作者簡介 白樂晴Paik Nak-chung 　　1938年生於韓國大邱。高中畢業後赴美，1972年取得哈佛大學英美文學博士學位。曾任首爾大學英文系教授、哈佛大學客座教授，現為首爾大學英文系名譽教授。定居首爾。 　　白樂晴於1966年創辦季刊《創作與批評》，並擔任《創作與批評》編輯至今。曾擔任「民族文學作家會議」會長、「六一五民族文學人協會」顧問、「2007年亞洲、非洲文學慶典：全州」組織委員長、「市民和平論壇」顧問、「朝鮮半島和平論壇」的聯合主席以及「六一五共同宣言實

行委員會」南方首席代表等職。 　　重要的中文譯著有《白樂晴：分斷體制‧民族文學》（聯經／台社，2010）、《全球化時代的文學與人》（中國文學出版社，1998）。主要研究成果包括：《重新尋問文學》（2011）、《何處中道，為何變革》（2009）、《朝鮮半島式統一，現在進行時》（2006）、《動蕩中的分斷體制》（1998）、《分斷體制變革學習之路》（1994）、《看待現代文學的視角》（1991）、《民族文學的新階段》（1990）、《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II》（1985）、《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I》（1978）等。 校訂簡介 白池雲 　　現為首爾大學統一和平研究所的HK研究教授，《創作與批評》的

編委之一。著有：〈Murakami Haruki and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East Asia〉（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2010）、〈East Asian perspective on Taiwanese identity〉（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2010），和《暴力的連鎖，連帶的環節：沖繩文學的發現》（2013）等。 李政勳 　　任職於首爾大學中文系，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想與文化，同時也關心東亞區域內的知識交流活動。近期有編有《東亞：認識視野與實踐場域》（2010）。 譯者簡

介 李大可 　　1966年生於山東省德州市。文學博士，現為山東師範大學文學院，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教研室副教授。代表論文有：《20世紀30年代中國左翼文藝刊物中的朝鮮聲音》、《魯迅在韓國社會變革運動中的接受方式——以李泳禧為中心》、《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1980年代韓國的譯介》 中文版序言 韓文版前言 第一部 　第一章　籌備「二○一三年體制」 　第二章　開啟東亞和朝鮮半島的新時代 　第三章　「後金正日時代」與「二○一三年體制」 　第四章　「二○一三年體制」再思考 第二部 　第五章　走向「包容政策2.0」 　第六章　走過二○一○年洗禮，恢復常識和教養 　第七

章　韓國民主主義與朝鮮半島的分斷體制 　第八章　「二○一三年體制」與「包容政策2.0」 在運動中思想：《打造二○一三年體制》讀後／陳光興 在運動中思想：《打造二Ｏ一三年體制》讀後 陳光興 一 　　迥異於白樂晴先生一貫長篇大論的著作，《打造二Ｏ一三年體制》是南韓重要思想者白樂晴介入現實的暢銷小書。構思與寫作完成於二Ｏ一一年之際，這本小書的出版可以說是一個推動政治變革的思想運動者在現實動態過程中思考的實錄。契機出現於二Ｏ一二年南韓的國會選舉與之後的總統大選，他呼籲各個（進步）政治勢力集結在一起，把選舉轉化成與民眾一同思索韓半島下一步可以怎麼走的平台，凝聚共識才能預先規畫二Ｏ一三年即將出現的

新政治體制，並克服當前所面臨的結構性僵局。因此，讀者會發現書中與韓國現實有很強的對話性，作者是在演講討論中不斷修正、推進他的思路。 　　白先生思想的基本動力，在於他長期關切超克韓半島分斷體制的問題，但是他的思維方式具有更為寬廣的整體性、延展性，因為分斷是一個牽一髮動全身的環節，絕對不能孤立起來看。 「打造二Ｏ一三年體制」這個具有啟發性的分析架構──（一九四五戰後→一九五三體制→一九六一體制→一九八七體制→二Ｏ一三體制的想像）──可以收縮到以下的敘述中來理解：二次戰後，韓半島在脫離殖民地命運重新恢復獨立時，是處於體質脆弱的託管狀態，國際勢力之間的競爭與國內政治力量的結盟，讓南北在一九四八年成立

意識形態對立的政權，導致一九五Ｏ年韓戰爆發，直到停火協定樹立起了一九五三體制，其實質內涵除了確立兩種不同的政治制度與社會型態，也同時逐步形成延續至今的「分斷體制」，成為全球冷戰體系在東亞區域的核心構造。而南北的分裂與對峙更進一步造就了北邊金日成四十多年的一人極權領導，與南邊一九六一年起的朴正熙所代表的軍事獨裁體制。經過二十餘年各種反對能量的積累，一九八七年的六月民主運動打破了獨裁體制與軍人政權的格局，新的政治體制雖然取得文人政權得以形成的方向，乃至於二ＯＯＯ年的兩金南北高峰會議等， 但是並沒有營造完整的經濟與社會民主的條件，也仍然沒能衝破一九五三年以來的分斷體制。換言之，所謂「打造二Ｏ一三年體

制」，就是要創造新的結構性條件，深化與民眾息息相關的經濟、社會民主機制，同時能超越一九八七體制的限制，特別是其中所延續的一九五三體制，在南北問題上進一步以「和平體制」取代「停戰體制」，才能有效推進並解決韓半島的分斷問題，也才能在沒有後顧之憂的前提下推進韓半島民主的繼續發展。所以白先生的「打造二Ｏ一三年體制」是對韓國當下提出分析性的架構，在指出目前的狀況處於一九八七年體制的後期，當初雖然打破一九六一體制的格局，為可能的變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但也設下了爾後發展的限制，希冀創造新的局勢來翻越障礙。 二 　　南北韓問題是歷史的產物，與亞洲的其他第三世界地區分享著相通的命運。第三世界的反殖民運動大都

以民族解放為動力，最終以「民族國家」的打造為現代化工程的核心目標，然而過程中幾乎沒有例外地均帶來了影響深遠的暴力傷痕。在亞洲區域內，印度／巴基斯坦分裂（一九四七）、台海兩岸分治（一九四九）、兩韓分斷（一九五三）、新加坡／馬來西亞分離（一九六五）、沖繩為美軍占領後的復歸（一九四五到一九七二），等等，所體現的國家暴力一方面是在戰後的民族國家內部以族群差異的政治動員為奪權手段，延續戰前殖民統治的種族主義分化邏輯，另一方面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對抗的全球冷戰，在民族國家造成內戰效應，兩者之間交叉重疊、相互作用；從今天來看，冷戰在世界史所處的關鍵效應在於延續殖民主義的運作，特別是在所謂前殖民地深化、複製民

族國家作為殖民主義核心統攝裝置的思維。後殖民時期亞洲各區域在搶奪、鞏固政權時，大規模的肅殺行動於是發生：韓國濟州島四三事件（一九四八）、台灣二二八（一九四七）與白色恐怖（一九五Ｏ年代）、印尼大屠殺（一九六五到一九六六）、大陸反右（一九五七）、馬共的長期鬥爭（一九五Ｏ年代到一九八八）等。分斷與肅殺事件造成受害的民眾長期以來心靈上無法平息的巨大陰影，卻因冷戰形塑成政治禁忌而無法公開討論，以致喪失對歷史認識的能力。前人的心情無法為後輩理解，逐漸成為世代差異的鴻溝，而族群之間經驗不同又無法對話，成為另一股衝突矛盾的暗流。一九九Ｏ年代後，冷戰漸趨鬆動，國家暴力、民族分斷、掃紅、肅殺等被壓抑的禁忌問題在各

地以各種方式重返人間，原先被官方湮滅的「歷史」，正在以「記憶」的形式（口述、自傳、訪談；影、音、文字……等）慢慢大量湧現，在此關鍵點上要如何透過多元異質的歷史記憶重訪過去、恢復記憶、認識歷史、接受歷史，才能抱著釋懷的心情縫補傷口、卸下包袱、繼續前進，成為當前各地思想界共同的難題。白先生「打造二Ｏ一三年體制」的提出，必須被放在上述的問題意識中來理解，因為「打造二Ｏ一三年體制」不僅僅是對韓半島內部的分析而已，它的普遍性理論意涵該更被彰顯，困難之處在於上述的理解雖試圖揭示共通的結構，而各地在地歷史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屬性，也反映了不同地方的能量。 　　白先生的分析架構的參照作用正在於它提供透視各地當代

政治歷史結構限制： 　　‧韓國　一九四五─一九五三─一九六一─一九八七─（二Ｏ一三） 　　‧台灣　一九四五─一九四九─一九八七─ 　　‧大陸　一九四五─一九四九─一九五七─一九八九─ 　　‧沖繩　一九四五─一九七二─ 　　‧日本　一九四五─一九五一─一九五五─一九六Ｏ─ 　　以上簡圖的時間點可以向前向後延伸，為了便於討論，以一九四五年戰後為起點，列出幾個東亞地區各地對應的關鍵時間點。參考上述韓半島體制變動的軸線，對台灣與大陸而言，一九四九年兩岸分斷體制的形成，在台灣的表現以戒嚴體制出現，壓制了島內的異議政治力量，也阻絕了兩岸之間的連動，直到一九八七年蓄積的政治、社會力量衝破了戒嚴體制迎來了

解嚴體制，打開政黨政治為主軸的空間，同時開啟兩岸重新互動的條件。而大陸方面，一九四九年建國時所形成較為寬鬆的一黨專政體制，在一九五七反右運動後深化，錢理群稱之為「五七體制」，簡單的說是第一書記大權獨攬的一元領導體制，開啟了爾後的大躍進、人民公社、文革發生的政治條件。這個體制所積累的危機於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爆發，調整中逐漸形成「六四體制」，一方面以「改革開放」的經改為核心，以市場經濟紓解壓力，一方面持續「五七體制」的第一書記專政，全面控管政治、社會。一九九Ｏ年代後確立的「六四體制」推動了快速的經濟起飛，卻也帶來至今階級分化、工農失所的巨大壓力。 兩岸放在一起看，一九四九年所種下的分斷體制在一九八

Ｏ年代末期起開始鬆動，但跟南北韓一樣，沒有解決，造成當前兩岸之間的新危機，而類似白先生所提出的二Ｏ一三和平體制是否能夠有效解決衝突與僵局，值得討論。台灣的一九八七體制跟南韓的一九八七體制一樣，政黨政治的民主形式沒有設計、解決更為深遠的社會與經濟民主問題，而大陸所面臨的困境是從「五七體制」到「六四體制」所遺留下來的未解的危機，也必須有新體制的想像出現，超越目前的難題。同樣地，沖繩地區戰後歷經一九四五年美軍軍統體制，直到一九七二年復歸日本，立即陷入日本一九五一脫離軍統後在一九六Ｏ年以來形成的美日安保體制，美軍基地在沖繩就地合理化，至今無解，要解決沖繩問題就要鬆動安保體制；而安保體制的實質意義，是在

日本本島一九五五年形成「五五體制」，即自民黨長期執政的狀況下，進一步設定了日本在東亞作為美國代理人的位置。長達三十八年的五五體制雖然在一九九三年被打破，但是除非有區域性的和平體制取代安保體制，日本在東亞的政治與文化位置很難產生變化，在此意義下，安保體制可以理解為日本與東亞其他地區存在分斷關係的基礎。 　　換句話說，白先生對於韓半島的分析，有助於我們上升到區域的視角俯視各地特有的變動與結構性限制，這個相互參照的視野值得繼續深化，這裡只能提出相當初步的想法。 三 　　以上的討論可以看到，「打造二Ｏ一三年體制」的提案，其實暗示了一個特定的思想位置，是從超克既有體制困境的能動主體的發言位置來看全

局。在二Ｏ一二年上海舉辦的亞洲思想界論壇中，白先生以〈韓際關係中的「第三方」及其對亞洲現代思想潛在的貢獻〉為講題， 試圖思索運動的主體，而所謂的第三方就是除了南北韓官方、政府以外的「民眾」，包括市場等非官方的組成。一個以民眾生活世界為主體的思想運動必須能夠啟動，成為二Ｏ一三年體制的動力，也就是要能使現有的民主運作能夠升級，克服僵局，而二ＯＯ八年韓國出現的大規模「燭光運動」，反映出既有的政黨與代議政治無法回應、吸納民眾生活的需求。當然，東亞各地出現的大型民眾運動不是南韓所特有，日本二Ｏ一一年福島核災後掀起的巨大能量可以說是沉寂了半個世紀以來民眾運動的復甦，台灣從紅衫軍到太陽花的各種群眾運動也都在

強烈衝擊政治體制，中國大陸風起雲湧群眾抗爭也都反映了政治體制的限制。力道強勁的民眾運動在東亞各地的出現，提供了逆向思考問題的契機：要如何從民眾的位置，把政黨政治與代議士制度當成客觀存在的條件；搭配著其他能夠調動的社會資源，民眾運動該如何介入、爭取、主導制度性的安排，讓沒有納入政黨政治的力量，能夠轉化成民主動力的核心？ 　　我想白先生所看到的是既有民主體制設計的限制，其大都以歐洲歷史產出的「民族國家」為前提，而憲政制度、代議制政治、政黨政治的試驗，在世界各地都已證明困難重重，不論是一黨、兩黨或者是多黨政治，都因政黨的內在本位邏輯而與民眾社會生活情況漸行漸遠。特別是「歐體」的出現，意味著以自利為

前提的民族國家體制的崩解，各個地區必須創造出新的、更為開放、更接地氣的民主形式。因此，東亞各地出現的民眾運動，或許可以被理解為嘗試透過社會運動的方式，企圖打開社會空間、建立社會的主體性，壓縮政黨政治的空間，讓民眾的主體性能夠更成熟。用白先生的話來說，民主主義的根本就是「民眾自治」（參見本書第八章），所以「打造二Ｏ一三年體制」也不過是設計階段性過渡的體制，要在過程中不斷鍛鍊民眾參與的能力、修養及功夫，才能超越代議士政黨政治體制，重新發掘以民眾自治為基地的民主形式。 四 　　能夠提出「打造二Ｏ一三年體制」，意味著韓半島的客觀處境使得南韓的進步圈內還存有一定程度的共識，團結合作不是在癡人說夢；與

白先生處於同一陣營的白永瑞甚至進一步提出複合國家（compound state）的想法， 試圖突破既有民族國家的框架，擺脫邦聯（confederation）與聯邦（federation）的想像，在接受兩韓已經分離一甲子的情況下，讓兩個國家體制能夠維持現狀，同時尋求接近現實的統合，目的在於走向「和平體制」，創造新的條件在長遠的未來能更為自然的磨合。相對來說，台海兩岸或是在台灣內部，目前似乎不具備類似的提案空間，任何的提案都會被快速貼上標籤，說明了缺乏共識、分化更深，但並不意味著《打造二Ｏ一三年體制》分析本身不具對照意義。 　　白先生提出的「打造二Ｏ一三年體制」最終沒有在現實中落實，二Ｏ一二年的

國會與總統大選，進步勢力都失敗了，但是第一位女總統朴槿惠二Ｏ一三年上台後所面臨內、外部的多重困境，反倒可以看到白先生分析的有效性，指向的是整體的、結構的限制，遠遠超出了黨派與意識形態立場的對峙。《打造二Ｏ一三年體制》顯然不只是適用於「二Ｏ一三年」，打造運動沒能成功不意味著就此取消思考，反倒是讓我們看到「在運動中思想」的可貴，或許選舉輸了，而更多人看到要繼續前進的關鍵之所在，能在下一波契機出現時更為精準的把握運動方向。所以翻譯此書引進中文圈的用意，在於提供亞際共通的思考資源，從區域的視角共同思索落實的方向。白樂晴的「二Ｏ一三體制」，不僅是思想層次上的啟發，也是實際運動層次上可參照操作的手冊，對我

們最直接的啟發是：兩岸問題是一九四九年體制所設下的局，要想像和平體制的建立，不能在民族國家框架內設定的統獨僵局裡繼續困獸之鬥，要能破框思考才能海闊天空。或許，已經進行了二十多年兩岸民眾之間的實質互動中，暗藏了和睦相處的智慧，值得認真挖掘。更重要的是，和平體制的建立也只是克服歷史中所設置人為路障的一個階段，不是終點站，民眾民主自治的道路還很遙遠，得慢慢修練。 　　最後，感謝白樂晴先生的信任，並為了配合「二Ｏ一三年亞洲現代思想年度講座：白樂晴」的翻譯出版計畫，他也特別為這本書的中文版作序。感謝李大可教授承擔了繁重的翻譯工作，白池雲與李政勳兩位同仁在百忙中分擔了校訂的任務，以及好友白永瑞負擔了出版

上協調的瑣務。再次感謝行人文化實驗室、亞際書院、夢周文教基金會與世新大學台社國際中心的支持。 ──二Ｏ一四年八月於新竹寶山 二、何為二○一三年「體制」 無論如何，李明博總統二○一三年二月就要下台了，即使繼任者仍來自大國家黨（譯註：即現在的「新天地黨」），即將到來的也是「後MB」時代；若在野黨重新執政，那就再次出現了政權的交替。無論出現上述哪種情況，我們都不能僅滿足於跨越「失去的五年」，重返此前的狀態。 為克服八七年體制而發揮國民潛力的時期 之所以一定要為「二○一三年」加上「體制」一詞，其原因正在於此。正如「八七年體制」這一概念是用來表現韓國社會因一九八七年六月抗爭而發生的巨大轉折，「二○

一三年體制」也意味著要使二○一三年以後的社會發生足以被稱為又一「體制」的巨大變化。這裡的「體制」相當於英語中的「regime」，相較於「system」，「regime」一詞的體系性較弱，而「二○一三年體制」這一用語本身也許還會被其他用語代替，例如，如果著眼於可能成為轉換契機的二○一二年的兩大選舉的話，它也可稱為「二○一二年體制」，而如果二○一三年之後的變化在短時間內促成了更為劃時代的事件的話，它或許還可以圍繞那個事件來命名。正因考慮到了這種可變性，所以才為題目中的「二○一三年體制」加了引號。 也有人主張將我們目前生活的時代稱為「九七年體制」，因為以一九九七年IMF救濟金融為契機，八七年體制已轉

換成新自由主義主導的新體制。我無意正式介入這一爭論，只想表明我本人出於幾點理由不能對九七年體制論表示贊同。最主要的原因是，雖然在過去三十多年時間裡，「新自由主義」一直是定義著包括韓國在內的現代世界特徵的關鍵詞之一，但在我看來，這個概念甚至在說明一九九七年金融危機後的韓國現實方面都顯得捉襟見肘。 就拿所謂「新自由主義的正式啟動」來說吧，它似乎更適於說明一九九八年後實施的各種福利政策出現後退、市場萬能主義意識形態，甚至壓倒了民主主義的二○○八年；但即使是在李明博時代，韓國也不能說是新自由主義獨霸天下的社會，反而是各種形式的反自由主義隨之死灰復燃的奇特社會。換言之，與其將此解釋為推翻了「堅持南北對抗

、反民主、反自由主義的軍事獨裁」的八七年體制，而以九七年體制取代，不如將之視為已耗盡初期建設性動力的末路局面的延續更為恰當。

從工夫論視角看孟荀心性論的差異

為了解決首爾大學中文系的問題，作者趙鎮藩 這樣論述：

心性論重點在於探討如何在認清人性的基礎，如何透過工夫修煉，向上發展超越並達臻聖王境界。 過去學者多從文本論辯孟荀人性、心性的論說，或從人性本善、人性本惡、人性無善無惡等的觀點，或從傳統人性論對孟子道性善、荀子道性惡的觀點來探討孟荀的工夫論。本文則另闢蹊徑，反向以孟荀工夫論的視角，從孟荀期待由自我修養的終極目標，及其理想如何達成，所顯現的人性主張為研究目的。 從工夫論的視角來看，孟子人性為善；荀子為自然質樸的中性，其並未主張人性為惡。其實孟荀都認同心主宰之知或自覺理性都是心的本體功能，衹是孟子是道德主體的心；荀子則是預設心為道德主體，更是認知主體的心，所以兩者的工夫論看似迥然不同，但異

中有同，精神相通。 本質上，荀子與孟子對性、心、情與為善的觀念同中有異。孟子認為人「可以」為善，只是邏輯上的可能，並非絕對的現實必然。但荀子不僅強調邏輯的可能性，更認為只要人在後天持續不斷的努力學習，那麼邏輯可能性可以轉變為現實的必然。 孟荀修養工夫的終極目標均為內聖外王，但修養工夫次第不同，如果整合應用或按個人稟性、才具，精誠專一實際履踐，長久積聚善德，改造自然的人性，都不難成就聖王人格。關鍵詞:孟子、荀子、心性論、人性、性惡、性善、情、工夫論、內聖外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