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中古彪虎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包括價格和評價等資訊懶人包

漢藏語同源問題

為了解決高雄中古彪虎的問題，作者李長興 這樣論述：

歷史比較語言學是研究語言之間是否具有發生學關係及其演變過程的一種歷史語言學，旨在建立語言間的親屬關係及系屬劃分，並重建原始母語，探索出語言自母語分化後的演變規律與方向。其所利用的研究方法是歷史比較法，是透過比較語言或方言間的差異，透過語音對應規律確定同源詞，重建原始語言音系，並找出從原始語言演變至後世親屬語言的演化規律。第一章敘述漢藏同源歷史比較所需的材料跟方法以及介紹漢藏比較近50年來的研究成果跟所遇到的困境。第二章則首先介紹漢藏語言系屬劃分的不同觀點以及介紹多家學者對於原始漢藏語性質的看法，其次嘗試以漢語書面文獻材料所考證的音類成果以及周秦兩漢時期的借詞對音規律去觀察、構擬上古漢語音系，

探討上古漢語音系的聲母系統及韻母系統面貌，進而上溯至原始漢語音系。透過歷史比較法建構原始藏緬語音系。第三章則從原始漢藏語的歷史比較背景入手，本文主要運用借詞在貸入諸親屬語言內部無法形成整齊的語音對應規律原則來判別漢藏語間的同源詞跟借詞區別，透過實際舉例操作進行漢藏語同源詞跟借詞的鑑別，凡符合這條鑑別原則的皆為借詞。在從多個面向探討漢藏語言的語言現象後，提出6條關於鑑別漢藏語同源詞跟借詞的原則。第四章則透過漢藏比較尋覓漢藏同源詞，1074個比較詞項的歷史比較尋覓到22個漢藏同源詞。第五章則從藏緬語言的形態進行歷史比較，得出藏緬語言可溯源至原始藏緬語時期的僅使動態、肢體與動物名詞前綴、反義詞前綴三

個形態，再與上古漢語的形態進行比較。本文針對漢藏語同源的相關議題進行討論，希望能夠解決長期圍繞漢藏語言是否同源的爭議，內容包括漢語古音的重建、古代漢語是否具有形態、同源詞表的選擇、語言分化時的共同創新、漢藏間是否具有嚴整的語音對應規律、類型是否轉換、多音節與單音節等問題重新探索，從具體的語言探索語言的發展，從歷史的比較重建語言的音系。本文在進行漢藏比較前，先利用漢語書面文獻材料(以諧聲及詩韻為主，佐以通假、又音、詩韻、聯綿詞等綜合運用)重建漢語的原始形式，排除後起詞項，繼以藏緬語言書面文獻及活語言材料進行跨級比較，重建藏緬語言的原始形式，最後進行比較詞項的漢藏比較。

中國古典詩歌篇製原理研究——以近體詩為中心

為了解決高雄中古彪虎的問題，作者葉汝駿 這樣論述：

「篇製」是詩文作品的章句組織所形成的外在結構形態。凡詩皆有篇製——它是構成詩歌乃至所有文學作品普遍且必備的基礎性形式要素。然而，由於篇製自身屬性、生成過程及表現方式等原因，篇製問題在中國古典詩歌形式的研究中長期受到遮蔽。本書的核心目的即在於揭顯篇製這種實際存在，但又被長期遮蔽的基礎性形式要素的地位與特質，探抉以近體詩為中心的中國古典詩歌篇製隱而未發的詩學原理問題。從構造原理來看，篇製是一個自洽的封閉系統，它由底層的「構件」、中層的「形態」、上層的「格律」三個層級的子系統套疊形成金字塔形的系統架構。其中作為底層系統的構件體系包括「句」、「聯」、「章」、「篇」四個具有套疊關係的層級；中層系統是指

上述篇製構件所呈現出的「長短」、「齊雜」、「奇偶」與「圖形」等基本形態；至於上層系統，則為分別規範上述篇製構件之形態的四種格律——「篇製律」——「長度節制律」、「均齊整一律」、「奇偶相生律」和「幾何構形律」。中國古典詩歌的篇製系統在運行原理上呈現出鮮明的秩序性、封閉性和歷史性的特點。中國古典詩歌的篇製是一系列主客觀因素綜合作用的產物。其中，生理規律、漢字特性、書寫載體、題材內容等客觀因素構成了篇製這種章句秩序的「前規」。與篇製同為中國古典詩歌三大基本形式要素的對偶與聲音，則為影響篇製的最主要因素。其中對偶從形上的思維層面到形下的技術層面皆深刻形塑了中國古典詩歌的篇製；在聲音規則體系中居於控制性

地位的節律，乃是締造篇製的最重要技術因素，而在南朝興起的聲律又成為了中古時期影響篇製的一種新興的關鍵變量——其直接引起了篇製的律化。至於政治權力的介入，主要表現在科舉試詩制度的建立，這一方面標誌著近體詩篇製系統的最終完型，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它的僵化並引起了篇製的新變。中國古典詩歌篇製的美感兼具聽覺與視覺兩條表現路徑，然篇製的聽覺美感需依附於詩歌的聲音規則（節律、韻律、聲律）以實現，而訴諸視覺表現的「建築美」實為篇製美感的主要面向。以近體詩為代表的中國古典詩歌的「建築美」講求內部要素的絕對均衡，在外在形狀上也造成了一種精準的、方正的幾何圖形，且在靜態性質和動態發展上皆呈現出一種鮮明的「簡化」趨向。

不過由於中國古典詩歌具有鮮明的「主聲」傳統，故這種「建築美」在古典時代以隱性的表現為主。除了篇製本身所內具的「建築美」，形下的篇製還成為諸如「中和之美」、「雅俗之辨」等其他形上的美學觀念的表現載體。近體詩的篇製系統在完型之後停止了自體演化，然而在廣義的詩歌體裁系統中，一系列對近體詩篇製的解構、分化與重構的進程正在悄然發生。這一進程在前現代時期主要發生於兩個脈絡之中：一是「圖形詩」在「主聲」的詩歌傳統之外建構了一個異質的「主形」傳統；一是作為「詩之苗裔」的詞、曲對近體詩篇製的激進變革。不過上述變革皆發生在中國古典詩歌體裁系統的外圍，近體詩篇製系統本身則始終維繫著高度的穩定性。直到漢語新詩的誕生，

近體詩這一篇製傳統的絕對權力與壟斷地位才被徹底解構。同時篇製作為新詩建設的核心議題，在古與今、中與西的宏大時空對照框架中，以近體詩為中心的篇製傳統之特質與價值也重新受到了反思與估定。要言之，以近體詩為中心的篇製系統並非一種機械的、被動的形式外殼，而是一種有機的、能動的「生命的形式」。藉助本書提出的新型闡釋架構，中國古典詩歌篇製的基本原理得以系統揭顯——遮蔽已久的「篇製律」也得以首次歸納，吾人亦可藉此重新發現、認識和理解篇製這種基礎性形式要素之地位與特質，並認識到篇製看似簡單的表象背後實際蘊藏的豐富性與複雜性。同時，本書開展的中國古典詩歌篇製原理之研究，既是踐行中國古典人文學術「內造建構」之闡釋

進路的嘗試，亦為構建確當的中國文體學的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