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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未「麻煩」過：《紅衣小女孩》系列（2015-2018）之童年寓言研究

為了解決高雄和逸鬧鬼的問題，作者呂俊葳 這樣論述：

本研究的核心問題是電影如何想像童年以及童年何以變成一種恐怖類型。電影類型既是商業機制也是社會文化的表徵，本文檢視恐怖童年的建構策略以及其社會文化之意涵。我們以《紅衣小女孩》系列（2015-2018）作為主要分析文本，利用電影與視覺研究的主要工具：敘事分析、符號學、類型學等進行影像文本的分析。藉由新童年研究的理論視野，本研究「以童年作為方法」試圖指陳與拆解《紅衣小女孩》系列電影的寓言意義及成人意識形態。我們發現電影創作者以兒童為載體，投射國族、本土想像，以民俗和語言型塑另一種共同體；同時，影像再現規訓童年的方式，其目的既有出自於以其為烏托邦的憧憬，也有整併至資本邏輯為導向的成人社會。由此，兒童

一方面作為成人的創傷，另一方面也飽受成人的創傷，在世代之間形成一股拮抗的張力。最後，與美國、日本的作品比較，臺灣的恐怖童年從中師法恐怖的類型元素，卻因各自的歷史脈絡，產生不同的焦慮根源。相較於日本，恐怖兒童作為反國族的詛咒輪迴，紅衣小女孩卻想要製造新國族；相較於美國，恐怖兒童挑戰傳統價值與破壞父權，紅衣小女孩則是憂慮核心家庭的匱缺與反映厭女思維。記憶本身並不只是回望過去，而是放眼未來。童年做為社會製品，更是一種之於當下的寓言體式，指向文化、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的交織。以童年為核心的電影研究成為二十一世紀方興未艾的次領域之際，本研究除了拓展臺灣對童年電影研究的新進路之外，也寄託著對臺灣本土的文化

想像及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