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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食安全保障之研究-從日本的對策探討我國的因應

為了解決112年農機補助的問題，作者朱慶馨 這樣論述：

受到全球人口增長、新興國家經濟成長、糧食穀物轉向生質能源、氣候變遷及石油價格上漲等因素，導致世界糧食供需失衡，糧食安全備受全球重視。糧食始終是維繫人類生命和健康所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其重要性無可替代。我國在加入WTO之後對全世界開放市場，歐美粗放農業低成本農產品大量進入台灣，國內農產品無力競爭，紛紛棄守原有市場。日本與台灣 同樣面臨了農田休耕、廢耕、農民接受政府補助、大量農地流失、從業人口極度老化、農事斷層；加上飲食習慣改變，西式烘焙麵食取代了傳統東方米食，動物性蛋白質攝取增加，進口穀物大量用於飼養牲畜，種種因素皆導致日本與台灣糧食自給率低下等諸多問題。 2020年在COVID-19

疫情的威脅下更顯糧食安全保障的重要性。農業的未來發展以及產業升級、轉型更是備受關注。本文研究世界糧食安全，針對日台二地糧食產量結構與分配 問題，糧食自給率以及糧食國產化率的概念，借鏡日本在糧食與農業問題上的管理措施、產業六級化，以及食農教育等措施的推動，對比台灣政府的糧食安全與農業管理措施，提 醒國人重新認識農業的地位與重要性，建立完善的農業政策，提升糧食自給率，積極應對糧食安全課題。

1970年代後的臺灣農村發展體制

為了解決112年農機補助的問題，作者黃仁志 這樣論述：

「農村發展」是在面對總體變遷和農村結構改變的情況下，以特定的農村願景圖象為目標所採取的規範性和組織性行動。要理解臺灣農村發展特質和運作樣貌，必須在歷史的變動軌跡中，掌握國家如何將因應國際局勢而轉譯的發展目標，透過各種相關的政策計畫和資源分配策略，佈署於農業與農村的行動體系之中，並以此形塑能與發展目標相互接合的行動體制。本研究即以「體制研究」的觀點，以戰後至1970年代的農政發展成果為基礎，探討1970年代後各階段臺灣農村發展的體制運作結構與特質。「體制」是具有高度政治意涵的詞彙，而體制研究則是著重於政策制度、治理模式和行為策略之間的互動關係，並以特定事務的發展或維繫為運作目標。現實中的體制從

來不是獨立存在，涉及政治的各種事務運作往往是諸多體制運作的結果，因而必須以「複合體制」的概念來加以掌握。而以體制論點所探討的農村發展研究，則是強調主導治理模式的影響力來源，並先後提出外源式發展、內源式發展，和新內源式發展等不同類型的體制運作模式。這些體制類型如何對農村發展模式產生影響，成為研究者關注的焦點。戰後土地改革，是遷占者國家在「以物質資源調配策略鞏固執政穩定性」的政治目標下，透過改變土地所有權和耕作收益分配模式的策略，強化改由國家汲取農耕收益的正當性與可行性，並以此組構出「土改增產體制」。而在1970年代的國際局勢巨變中，國家作為影響農業與農村發展最主要的調節機器之角色更為明顯。如何調

度國內的農工資源安排，既加速由農轉工的推展進程以強化國際經濟角色，又能避免快速的城鄉移民造成都市部門的治理負擔，成為國家策劃發展策略的核心命題，而農村則是在工業化的浪潮中演化出「農村工業化複合體制」。1990年代之後，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的歷程，則是使國內社會的意見能夠轉化為對國家施政規劃的壓力，並使農政體系浮現三生架構，進入「農村三生化複合體制」階段。但競逐經濟自由化利益的資本，也成為國家在轉為民選政治體系後不易調解的力量，更突顯出當時政府在「參與全球化」、「維繫國家主權」，和「推動政治民主化」三者之間左支右絀。2000年之後，在總統與地方首長選舉中持續變動的政黨輪替過程，使兩岸政經關係的

經營策略成為影響國內政策布局的重大變數；而氣候變遷所產生的環境災害，以及人口結構高齡化對於農村社會經濟活動的影響，也都各自引發施政對策的需求，使農村在面對資源多功能應用的需求下，形成「農村後生產複合體制」。從臺灣的經驗來看，影響「農村發展」的政策架構之所以演化成一個複合式的運作體系，是隨議題事務分化而產生的內部專殊化導致，使戰後初期的農地改革、農業強化、農家改善，逐漸分化為農地利用、農業產銷、農村建設，和環境生態等四個專殊化的基礎體制，並從戰後初期的「土改增產體制」，逐漸走向「農村後生產體制」。在此一複合體制的演化過程中，也為臺灣農村發展留下三個有待解決的難題：發展效益難題、統合機制難題，以及

不確定性難題。如何在複合體制的運作中解決這些難題，將是影響後續農村發展是否有所進展的關鍵。臺灣的農村發展經驗也顯示，單純以發展動力來源的內、外之分，並不足以分析農村發展所面對的問題和行動特質，而是必須深入探討其內、外動力的層級結構樣貌和運作特性，並以此反饋農村發展體制論點的理論內涵。面對未來持續發生的趨勢變遷，以及其所帶來的新課題與新政策，如何從農村發展體制的分析成果中，找到更深入的研究課題和對應的政策規劃框架，更是農村發展研究者與規劃工作者未竟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