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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 法律學系 洪令家所指導 鄭毓郿的 從企業社會責任談企業員工多元化與兼容 （2017），提出1919業績公佈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企業社會責任、多元化、反歧視、積極平權措施、組織正義、永續發展目標。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歷史學系 林滿紅所指導 梁瓈尹的 國家與檢疫：日治時期臺灣海港檢疫之研究 （2008），提出因為有 公共衛生、醫療衛生史、檢疫、港口、霍亂、天花、鼠疫的重點而找出了 1919業績公佈的解答。
從企業社會責任談企業員工多元化與兼容
為了解決1919業績公佈 的問題，作者鄭毓郿 這樣論述：
十幾年來，企業社會責任的推展已受到政府機關及產業界的重視，台灣證券交易所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於2010年制定並公佈「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鼓勵國內企業積極實踐企業社會責任，而2018最新修訂之公司法中，也將企業之社會責任明文入法。在企業的各種利害關係人中，員工無疑是無法排除的重要利害關係人。員工是企業創造利潤和強化業績的關鍵角色，應被視為企業社會責任管理的重要基礎工程 。員工多元化與兼容在歐美已行之有年，對內被認為是組織競爭優勢的來源，幫助組織提供顧客更好的商品或服務，具多元化的員工可以提供對於困難或潛在機會各種不同觀點或方法，有助於管理層面的決策制定；對外被多數
知名跨國企業認為能提高公司形象，在企業全球官方網站上將相關措施列為重要揭露資訊，亦積極參加各種民間組織的大幅宣傳推廣。雖然目前法學界對員工多元化與兼容的討論有限，本文由企業社會責任理論的起源及發展出發，再整理企業社會責任目前實務應用之國際性規範以及評量標準，參考管理學及社會學的觀點，由利害關係人角度切入，論述員工多元化與兼容的關聯性及對企業的重要性，最後，本研究參考美國發展員工多元化與兼容之歷程，探討我國是否適合師法美國經驗發展具本土性的員工多元化與兼容。
國家與檢疫：日治時期臺灣海港檢疫之研究
為了解決1919業績公佈 的問題，作者梁瓈尹 這樣論述：
本論文欲探討日治時期臺灣海港檢疫制度建立之過程。根據檢疫實施機關的更迭，可將海港檢疫制度的發展可分成三大階段：(一)無檢疫專責機關時期：發軔期(1895-1899)、(二)海港檢疫所時期：草創期(1900-1910)以及(三)隸屬於港務機關時期：定制期(1911-1945)。 海港檢疫機構與警察系統關係密切，因此在疫病流行時，得以快速指揮警察人力協助檢疫工作。公醫制度是殖民地衛生行政上特有之制度，港口地區的在勤公醫平時就須協助海港檢疫；當境外爆發傳染病疫情時，亦須立刻支援事務繁重之檢疫工作。海港檢疫制度與警察系統、公醫制度緊密結合，是日治時期臺灣海港檢疫制度成功要件之一。 另外，
本論文亦關注「檢疫與商業」、「檢疫與戰爭」兩大議題。本論文發現，總督府在防疫政策上雖然常居主導地位，不過商業組織有時為避免利益損失擴大，通常也會採取降低損失的應變措施，如此的應變措施有時不但會改變總督府原先檢疫措施的規劃，甚至成為定制、形成海港檢疫制度中的一環。 此外，戰時臺灣海港檢疫措施得當，不僅使臺灣免受惡疫入侵，成功的臺灣「防疫經驗」亦在日本政府有意推動下輸往中國地區。相對於戰爭期間海港檢疫之成效，戰後初期衛生行政當局輕忽檢疫工作，因而導致1946年中旬以後傳染病大舉入侵臺灣，成為228事件的導因之一。不過政府衛生部門在此次之回應經驗當中，逐漸反省出因應本島衛生環境的特色性，由於此
一體系及時建立，才有辦法因應1949年以後大量大陸移民遷入臺灣，疫病入侵流行的不幸事件，得以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