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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專利訴訟之證據蒐集−以美國證據開示法制為借鏡

為了解決Acer Swift 5 (2021)的問題，作者黄新崴 這樣論述：

相較於固有有體財產權所生之民事訴訟，專利侵權事件因專利權屬無體財產權，權利範圍不易確定，又具公共財「無耗竭性」之性質；再加上高固定成本及低邊際成本所致之高侵權誘因，及侵害事證往往偏在侵害人一造等特性，往往導致專利權人就其專利權受侵害與否、如何受侵害，甚至是否受有損害、損害範圍如何等事實均欠缺必要或具體之認識及掌握，從而難以舉證，實現其實體法上之權利。我國民事訴訟法於2000年即已參考德國法制，擴大證據保全程序之機能，新增確定現狀型之證據保全，允許當事人在訴訟前就物之現狀或事實預先進行證據開示或調查，以釐清事實，並藉此促成當事人和解，避免進入本案訴訟；或縱進入本案訴訟，而能夠促進集中審理。再者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亦意識到專利權人在證據蒐集及保全上處於先天弱勢之地位，而就專利侵權訴訟之證據保全規定進行強化。然而，學界、司法實務界及產業界批評智慧財產法院未能有效落實立法意旨，甚至未能履行TRIPS協定所課予確保權利迅速、有效執行之義務，而認為我國專利侵權訴訟法制並未賦予當事人有效蒐集事證之管道，致使當事人間事證近用地位不平等，有損當事人之訴訟權。鑑於美國之專利訴訟制度及其強大的證據開示制度仍對於權利人團體有相當大之吸引力，且美國係各國廠商專利佈局之重要市場。本文擬透過比較美國證據開示（Discovery）制度，聚焦專利侵權訴訟脈絡下，證據開示制度之規範、實務運作與學說理論，進而探尋美國

證據開示之起源、發展與運作實況，分析其有效保障權利人訴訟上證明權之關鍵，並透析其制度之利弊。最後，本文藉由比較美國法制所得之啟發，考量專利訴訟之特殊性，以宏觀且全面之視角，嘗試就我國專利訴訟證據蒐集制度應如何修正，甚或是否有必要於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中增訂獨立的證據開示制度，提出建議，以期能對我國專利訴訟法制有所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