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viate poverty 中文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包括價格和評價等資訊懶人包

哈伯瑪斯自主性觀點的研究與批判

為了解決Alleviate poverty 中文的問題，作者薛彥桂 這樣論述：

自盧梭以降私人自主(private autonomy)與公共自主(public autonomy)的關係問題已經成為現代政治、社會理論的基本問題。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認為不管是在個人生活還是在公共生活中，人們都應該按照理性的法則行事，康德為理性提供一種形式性的標準，即可普遍化的原則。黑格爾(Georg Hegel, 1770-1831)認為康德的自主性是以其空洞性為代價的，雖然純粹形式性的標準，意味我們的生活可以不受限於傳統的規範和外在的經驗，保證了人們的自主性，但是一種純形式的原則，事實並沒有規定任何東西，因為僅僅從純形式的原則出發，並不會產生任何矛盾，

沒有什麼行為是被禁止的。人類真正的自主性的實現，必須依賴於倫理實體，也就是只有在國家生活中才能實現個人意志與公共意志的統一，而這種體現與國家實體中意志又是與普遍的宇宙精神相聯繫的，人和人類歷史都是精神自我實現的工具。黑格爾的這種觀念論的結論，引起了馬克思(Karl Marx,1818-1883)的不滿，馬克思批評其為頭腳倒置的辯證法，這種思辨的辯證法必須在客觀經驗的層面上予以重建。馬克思看到了在黑格爾的理論中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分裂，在這兩個領域中人們過著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在政治領域是自由、平等的生活，同時在經濟領域被宰治、被工具化的生活。這種分裂使得馬克思認為，人類要想實現真正的自由解放，必須

從經濟關係中入手，馬克思將經濟關係和經濟衝突理解為人們生活最核心的關係與衝突，這種衝突又表現為一種階級關係的衝突，這種階級衝突的解決必須通過一種全面的社會改造，使得人們的經濟生活中能像政治生活中一樣，達到一種自由與平等的關係，這導致馬克思得出一種暴力革命的結論。哈伯瑪斯認為馬克思之所以得出這種結論，在於其將策略性的目的性行動（典型為生產活動）作為社會生活的基本行動，而沒有看到以相互理解為導向的溝通行動的意義。雖然，在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 born1929）在後期著作《在事實與規範之間》中將私人自主與公共自主的關係問題作為自主性問題的核心來處理，但從哈伯瑪斯的總體的思想發展

歷程來看，對自主性問題的處理，以及自主性概念的理解為是持續變化的。在其早期的，《認識與旨趣》中，哈伯瑪斯將自主性問題理解為個體層面的問題，即去理解什麼是個體真正想要的（真正的旨趣），以及相關的社會壓力、意識形態等如何扭曲、威脅個體。在哈伯瑪斯看來，各種社會症狀的產生，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人們的真正的旨趣，即一種解放的旨趣，被遮蔽和扭曲。哈伯瑪斯區分了人類的三種基本實踐活動，生產實踐的活動、溝通活動、以及自我反思的活動，自我反思的活動是人類建立起自我身份的核心活動，這三種活動又是受到三種旨趣的引導，即技術的旨趣、實踐的旨趣和解放的旨趣，由於解放的旨趣被遮蔽，人們無法真正的建立其自身。這就需要一種批

判的知識，解除意識形態對人的扭曲，推動人們的自我反思，真正的建立其自身。在後來的其他學者論辯與反思中，哈伯瑪斯意識到《認識與旨趣》中的這種觀點，將整個社會的意識理解為一個統一式的主體意識，這是與多元化的現代社會不符的，同時人作為「存在於世」的個體，人的自我反思必然也是在社會溝通中實現的，所以自我反思的活動與溝通實踐的活動，事實上是同一個活動。所以對於實現人的自主性來說，重要的就不是通過批判，解除意識形態的扭曲，推動人們的自我反思，而是保障溝通活動的有效進行。在《溝通行動理論》中哈伯瑪斯區分了，策略性的目的性行動和以相互理解為導向的溝通行動，這兩種活動又對應於兩種社會整合的模型，即系統整合的模式

和溝通整合的模式，社會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在於：理應是通過溝通整合的領域被系統整合的模式給取代，哈伯瑪斯將其稱之為系統對生活世界的殖民或入侵。在這種殖民現象中，人們無法通過溝通去建立自身的身份，人類理性中的道德和審美需要被壓抑，造成一種理性意義的喪失，人成為一種單向度的，被抽象化的存在。經濟和政治系統對於生活世界的殖民，是以法律為媒介進行的，所以他在《溝通行動理論》的最後指出，我們需要將法律從系統導向轉向溝通導向。到了《事實與規範之間》中，哈伯瑪斯看到法律對於自主性問題更深層的意義。在前面的論述中，筆者指出康德希望通過形式性的理性標準來統合私人自主和公共自主，而黑格爾則認為人的自主性必然只能在

倫理實體（國家）中實現。哈伯瑪斯看到了，康德和黑格爾的這兩個方面可以統合於一個程序性的法律典範之中，一方面，這種程序性的法律典範是以形式性的程序條件為中心，另一方面這種法律典範又要求公民的立法參與。哈伯瑪斯說在這種法律典範中私人自主與公共自主在這種循環關係中得到實現。在程序主義法律典範中一個正當的法律只有通過公民的普遍參與才有可能，所以，這種法律典範必然一個徹底的民主模式為條件。哈伯瑪斯提出一種審議式的民主模式，在其中公共論域被理解為一種與正式的政治系統相對「弱公共」。公共論域作為這個模式中的核心成分，是作為連接市民社會和政治系統的媒介，它既是收集生活世界中的意見、意志的蓄水池，也是各路政治菁

英、專家展開辯論的競技場，還是市民的意見、意志趨於一致化的共振板。最後，筆者想指出的是，雖然，哈伯瑪斯對於私人自主與公共自主的關係問題上，提出了一套包含哲學、法律、民主的完整理論，但是對於馬克思所提出的，人們在經濟生活中自主性的喪失問題，卻沒有給與足夠的關注，哈伯瑪斯希望通過法律的間接影響，如經濟補貼、工資和工作時長的限制等，來緩解經濟生活的不平等、被宰治的現象，但是，經濟生活於民主生活在內在邏輯上有著更深的衝突，這需要法律對經濟系統有著更緊密的結合與介入。

新北市偏遠地區小學在數位學習實施現況之研究

為了解決Alleviate poverty 中文的問題，作者黃如惠 這樣論述：

　　本研究旨在探討新北市偏遠地區國小實施數位學習之現況。研究之主要目的首先是調查新北市偏遠地區國小師生知覺數位學習實施的現況，其次了解新北市偏遠地區國小在實施數位學習時面臨之困境，並針對遭遇的困境提出可能解決之道，接著比較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學生知覺數位學習實施現況之差異情形，最後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供權責單位參考。　　本研究先採用問卷調查法蒐集量化研究資料，根據文獻探討結果編製「新北市偏遠地區國小數位學習實施現況之教師調查問卷」及「新北市偏遠地區國小數位學習實施現況之學生調查問卷」，對新北市110學年度45間偏遠地區國小教師與學生進行調查，教師有效問卷共408份，可用率達85.7%，

學生有效問卷共837份，可用率達82.3%。蒐集的資料以SPSS統計套裝軟體進行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t考驗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並藉由訪談進一步探討問卷調查結果之相關議題。本研究獲致以下結論：一、新北市偏遠地區國小師生知覺數位學習實施之現況（一）新北市偏遠地區國小教師認為實施數位學習整體情形良好，對教師教學方面之實施現況最認同，而在行政支援方面得分相對較低。（二）新北市偏遠地區國小學生對數位學習的現況大致上認同，樂於進行數位學習，且認為數位學習有助於提升學習興趣與動機，但對於提升學業成績、批判思考能力和問題解決能力仍有待加強。（三）教師希望提升學生正確使用數位載具進行學習的能力已初見成效，但學生

主動學習和問題解決能力還需努力。二、新北市偏遠地區國小教師實施數位學習面臨之困境（一）多數教師不具備自行排除故障的能力，教師們認為設備更新與維護不易是嚴重的困境，另外雖數位載具充足，但網路設備還有待加強。（二）偏遠地區教師人力缺乏，教師負擔過重無多餘時間準備數位學習，遭遇困難時也缺乏具備資訊專長的同仁協助。（三）教師們對自身資訊能力信心不足，部分教師缺乏實施數位學習的熱情與動機，多數教師寧願選擇熟悉的傳統教學方式。（四）偏遠地區弱勢學生比例高，且學生文化衝擊較少，家長對資訊科技的重視程度不一，部分家長擔心使用資訊設備影響學生視力而反對，不利數位學習推行。三、新北市偏遠地區國小實施數位學習時遭遇

困境的可能解決之道（一）主管機關持續給予補助或推動數位學習計畫，建構良好的數位學習環境並有完善的維護機制，可確實改善校園中的設備環境。（二）政府由政策面給予更多支持，補足偏遠地區學校教師人力，尤其是具備資訊專長的人才，緩解偏遠地區教師負擔過重的問題。學校領導者重視數位學習的推行，可有效帶動教師願意投入。（三）通過教師社群的互相鼓勵與團隊合作，輔以校方提供適當福利，讓教師共同提升資訊科技能力，可引起教師實施數位學習的動機。（四）由教師教導學生正確使用資訊設備的觀念，盡可能在學校中提升資訊能力，避免沉迷在娛樂活動或影響視力，並鼓勵家長共同成長。四、不同背景變項國小教師知覺數位學習實施現況之差異情形

（一）年齡41~50歲的教師在實施數位學習時，認為對設備環境方面比起51歲（含）以上的教師更為滿意；年齡20~30歲的教師在準備課程時，比起41~50歲的教師更願意使用數位學習教材；年齡31~40歲的教師在教學時，比起51歲（含）以上的教師更願意使用數位學習的方式。（二）教學年資11~15年的教師知覺數位學習實施現況，在課程內容方面的認同程度顯著高於教學年資6~10年的教師，也顯著高於教學年資16~20年的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