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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革命、國家、與相嵌式霸權體制: 臺灣和泰國的民主化。

為了解決CIVIC 8 換 檔 頓挫的問題，作者韓大德 這樣論述：

自十九世紀以來，現代民族國家的民族塑造和國家建構進程，其後果不僅是民族國家的出現，而且還有政治制度的出現。換句話說，民族國家的形成造成了兩種政治制度，不是民主制度就是非民主制度。在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結束後的許多國家，學生和知識分子為民主化做出了貢獻（波蘭，匈牙利，南韓，台灣，印度尼西亞等）。在國家形成期間，國家通過脅迫和同意征服和保留霸權並塑造政治制度。 這就是為什麼Seymour Martin Lipset（1959）的現代化理論主張「一個國家越富裕，它維持民主的可能性越大」，就無法解釋泰國民主化程度的惡化， 即2006年和2014年的重複軍事政變。因此，我認為只有民主意識形態成功地轉變為

國家的「遊戲規則」或「霸權主義的制度」，民主化才會蓬勃發展。 也就是說，「我是國家」（“l’état, c’est moi” - 朕即國家）的威權主義意識形態得到改革， 「機構民主主義者」和「人民成為國家」的觀念（Das Volk als Staat）出現並被制度化為「遊戲規則」。該研究選擇兩個國家進行比較：台灣和泰國。台灣被選為成功鞏固民主化的代表，即台灣通過「雙翻轉理論」（Huntington 1993），「民主已然成為城裡唯一的遊戲規則」（Linz and Stepan 1996）。 相反的，由於經常發生軍事政變，泰國的民主化惡化了。 在過去，泰國被稱為「微笑之地」。但近年來，由於軍事政

變的高統計數據，它應該改為「政變之地」。本論文啟動了新葛蘭西制度主義，以闡明當泰國的民主化逆轉時台灣正鞏固的民主化過程。本研究認為民主化將因意識形態的改革而成功或失敗，即威權主義只有在專制的霸權機構完全改革並轉變為民主的時候才會被消滅。確切而言，台灣實現了民主化，因為國民黨國家的專制霸權機構已經成功地通過學生革命進行了改革。也就是說，自由，正義，平等和自決的意識形態已經轉變為「社會中的遊戲規則」（North 1990）或霸權機構。相比之下，泰國的學生革命未能挑戰和改革主導的霸權機構。值得注意的是，泰國占主導地位的霸權機構有幫助為軍事政變和官僚制度辯護。總之，本研究旨在為現代化理論未能解決的成功

民主化和失敗的民主化開闢另一種解釋和理論框架。 為了回答這個難題，通過歷史比較分析和歷史定性研究對台灣的鞏固民主化和泰國的民主化進行了比較，檢驗和證實。 研究數據包括檔案，期刊，論文，書籍，新聞，政府資源以及前學生領袖的個人訪談。

內戰下的上海市社會局研究(1945-1949)

為了解決CIVIC 8 換 檔 頓挫的問題，作者李鎧光 這樣論述：

本研究以上海市社會局為主體，探討其從1945年10月至1949年4月間各項業務執行的情況及其市民生活的關係。首先從社會局的職權與人事談起，社會局最早成立於1927年7月，負責農工商業相關行業的註冊、處理勞資糾紛與相關統計。一年後職權增加了對人民團體和社會福利機構的管理，也負責各種度量衡器具的檢定，戰後再增加糧食管理及書報影劇審查兩項工作。就人事方面而言，社會局局長以吳開先在任的時間最長，同時他也出任市黨部的執行委員會委員。另外針對1948年社會局全體公務員的學經歷進行分析，發現49歲以下的職員占絕大多數，以學歷而言，超過半數的男性職員受過不同程度的高等教育，女性職員是以中學學歷者占多數，附屬

機構的公務員則更年輕，學歷也相對較低。與戰前的社會局相比最大的特點在小學以下的成員大幅減少和隨著局長異動而大量換人的情形也不復存在。 本研究的其他部分皆與社會局如何執行它的職權有關，分為四大主題：(1)報紙、雜誌、通訊社審查；(2)電影戲劇審查；(3)調整工資及調解勞資爭議；(4)對人民團體的管理。 在報紙、雜誌、通訊社審查部分，共舉行了三次大規模清查措施，只有1949年3-4月的「報刊總清查」才有比較主動的抽查措施。在獲准發行的報紙與雜誌中有一個特點，就是越晚獲得許可的刊物轉呈次數越多，可見社會局沒有最終決定權。在沒有獲得發行的報紙與雜誌中，社會局常以「申請手續不完整」的理由(包

括各種文字)讓申請案無法通過，數量上甚至多過發行後才被查禁的。 社會局對電影影片的審查是某種形式上的複審，重點是核對內政部發給的准演執照是否相符。劇團、票房和俱樂部審查強調的重點是表演內容，包括所有劇本、科白與節目流程都要申請核准方能表演。總計3202部電影中未通過審查的只有28部，凡是有墮落的、不符現實的場景與情節都會被要求刪減或修改。劇本審查方面，可能出於受戰爭影響無暇創作或比較容易通過審查，大多以重演舊的劇目為主。 工人工資的調整以市政府每月發佈的生活費指數乘上1937年6月的底薪為計算方式，與糧食價格互相比較，貨幣購買力逐確實漸下降，使得多數工人不足以養家活口，所以勞資爭議

越來越多。而就勞資爭議進行分析，以有沒有發生罷工停業分為兩類，有罷工停業的案件有589件，沒有罷工停業的則有5521件。就行業類別來看，與上海的產業結構相符，以紡織業最多。從具體的個案討論中，社會局確實努力促成和解，但卻沒有能力預防與阻止勞資爭議與暴力衝突。 人民團體分為資方的同業公會、勞方的工會、與一般民眾的社會團體，三者的數量在戰後四年間皆有顯著的成長。從電影院公會的例子可以看出，公會與社會局爭執的焦點在票價的調整，還有公會也必須負責各種臨時性或經常性的賑災捐款。相關資料也顯示，社會局對於勞工福利設施推行不力，也無法控制工會基層組織，在那些被共產黨吸收的工會中，社會局只能在警察局取締

之後，解散工會再加以重組，無法有效防止共產黨的滲透。社會團體的問題在於社會局僅僅做到登記的工作而無法加以有效的管理，即使是國民黨成立的團體也是如此。 整體來說，社會局在這四年的時間裡，雖然進行很多種的社會統計，也透過機關刊物向民眾進行法令宣傳，但被動的登記成效比較好而主動執行力不足，其中又以無法有效防止勞資爭議與積極管理各種人民團體為主要缺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