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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張雅如、陸清松所指導 張秀禎的 以臨床、生化指標、定量步態測量來探討「腳踏車合併認知之雙重任務訓練」對於早期帕金森病的影響 （2016），提出Fishman psy 301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帕金森病、自動化缺損、動作功能、認知功能、腳踏車運動、步態、腳踏車合併認知功能訓練。
而第二篇論文中原大學 心理學研究所 洪福建、葉理豪所指導 溫芳瑩的 以思考風格探討心智游移影響負向情緒的調節 （2014），提出因為有 心智游移、作業無關的想法、情緒調節、經驗式思考風格、分析式思考風格的重點而找出了 Fishman psy 301的解答。
以臨床、生化指標、定量步態測量來探討「腳踏車合併認知之雙重任務訓練」對於早期帕金森病的影響
為了解決Fishman psy 301 的問題，作者張秀禎 這樣論述：
背景：帕金森病是因為黑質細胞死亡，無法產生足夠的多巴胺神經傳導物質，造成基底核機能障礙而出現臨床症狀，主要是動作性、非動作性症狀，以及自動化缺損。最近的研究認為步態-認知或是跑步機-認知等雙重任務訓練可以改善帕金森病在單一或是雙重任務情境下的行走速度和步長，提升自動化行走的表現，對於平衡以及認知功能也有改善。然而，以腳踏車合併認知功能之雙重任務訓練對帕金森病患的效益並未被完整評估，而且病患經過長期規律的腳踏車運動訓練之後，是否可以提昇抗氧化能力，其臨床研究證據仍然缺乏。目的：探討八週腳踏車合併認知之雙重任務訓練，對於早期帕金森病的效益及提升自動化行走的效果。方法：這是一個前瞻性、隨機分配、平
行組別的研究設計。我們徵召26位早期帕金森患者，以1:1比例隨機分配為單純腳踏車訓練、腳踏車合併認知訓練。所有參與研究的受試者於訓練前、訓練後四週及八週，共接受三次完整的評估與測試。主要成效測量包括帕金森病動作功能、自動化行走表現、腳踏車轉速、雙重任務下的認知表現，次要成效測量包括蒙特利爾認知評估、改良式Hoehn & Yahr帕金森氏症分期表、帕金森病評估量表總分、步態參數變異係數、生活品質的影響、抗氧化壓力檢驗指數。結果：本研究納入26位早期帕金森病患(女性8位、男性18位)，年齡60.15±6.24歲(47-68歲)、發病年齡53.42±8.41歲(35-65歲)、病程6.73±3.60
年(2-14年)，最終完成訓練與後測有25位，分別是單純腳踏車訓練組(單一訓練)13位、腳踏車合併認知功能訓練組(雙重任務訓練)12位。二組受試者在訓練前的基礎資料，包括疾病臨床資料、認知功能、計時起身行走、生活品質、自選舒適的行走速度、踩腳踏車的轉速等測量指標都沒有顯著差異。訓練八週後，二組病人都顯示動作功能及四肢自動化缺損症狀的改善、疾病嚴重度的減緩，但是，日常生活活動能力、生活品質以及自我跌倒關注程度都未改善。在腳踏車轉速，二組病人也都有顯著進步。然而行走自動化的表現只有雙重任務訓練組有顯著改善，包括行走速度及步長增加、步時及雙腳承重時間減少、步長變異係數減少。在認知表現的部份，二組在5
次連續減3的算術測試，整體分數都有顯著進步，雙重任務訓練組在空間記憶的整體分數亦有顯著進步。但是對於提升抗氧化能力、降低氧化壓力的效果並不明顯。結論：我們的研究證實，八週的腳踏車訓練對於早期的帕金森病人是安全的。不論是單一或是雙重任務訓練都可以顯著改善動作功能以及自動化缺損的症狀；此外，腳踏車合併認知功能之雙重任務訓練可以提升認知與行走能力，有益於改善自動化行走的表現。
以思考風格探討心智游移影響負向情緒的調節
為了解決Fishman psy 301 的問題，作者溫芳瑩 這樣論述：
摘要研究目的與背景:本研究的目的是藉由兩個實驗來探討心智游移的思考風格在情緒調節中所扮演的角色。過去的研究採用SART等注意力作業，顯示當個體在心智游移時，情緒較為低落 (Killingsworth & Gilbert, 2010)，以及經過負向情緒誘發的個體，出現較多的心智游移(Smallwood, O’Connor, Sudbery, & Obonsawin, 2007)。在實驗一中，我們嘗試採用了一個新的實驗派典，也就是倒數作業，以了解經過負向情緒誘發的個體是否出現較多的心智游移。除此之外，在實驗二中，我們引用Watkins及Teasdale (2001)等人有關反芻風格與情緒調節的研
究，以便更進一步地分析是否不同的思考風格會影響心智游移的思緒內容，進而影響個體的情緒調節。Watkins及Teasdale (2001)以憂鬱症患者為樣本，發現思考風格可以分為分析式思考風格和經驗式思考風格，比起分析式思考風格，經驗式的思考風格更有利於情緒恢復。因此，在實驗二中，我們會分別誘發分析式與經驗式兩種思考風格予處於負向情緒下的兩組受試者，並且觀察是否接受經驗式思考風格誘發的個體有較佳的情緒調節。方法:本研究分為兩個實驗。實驗一的獨變項為負向情緒的誘發，依變項為計數錯誤率、作業無關想法的頻率、情緒狀態(四次)。實驗流程如下: 一開始要求受試者報告的當下情緒狀態(基線)，之後將受試者隨機
分派至負向情緒組或中性情緒組。負向情緒組的受試者接受負向情緒誘發作業，接著進行倒數作業以測量心智游移。實驗最後會請受試者填寫貝克憂鬱量表、貝克焦慮量表和反思反芻風格量表。共有40位受試者參與實驗一。實驗二的獨變項為思考風格(分析式、經驗式)與認知負荷量(高、低)，依變項為計數錯誤率、作業無關想法、情緒狀態(四次)以及生理回饋指標。實驗二共有67位受試者，每位受試者皆須誘發負向情緒，並且隨機分派至不同的思考風格和認知負荷量的組別，之後的流程與實驗一相似。結果:實驗一的結果顯示處在負向情緒的個體，計數錯誤率較高，雖然他們在作業無關想法的頻率上沒有顯著差異。實驗二的研究結果則發現在低認知負荷量下，個
體出現較多的作業無關想法。此外，只有在高認知負荷量的情況下，不同思考風格的誘發對個體的情緒調節才會有顯著的差異；分析式思考風格的個體較經驗式思考風格的個體有較佳的情緒調節效果。討論:本研究以一個不同的研究派典，同樣地發現了當個體處在負向情緒中，會產生較多的心智游移。此外，我們也發現當個體執行控制資源較充足時，會出現較多作業無關想法。然而，與原先預期相反的是我們並沒有在低認知負荷組中發現思考風格對情緒調節的效果。相反地，我們在高認知負荷組中發現分析式思考風格的受試者有較佳的情緒調節效果。這個結果也與過去研究憂鬱症者反芻的結果有所差異。我們認為這樣的差異可能是由於本研究的受試者是一般的大學生而非憂
鬱症患者，所以他們不會像反芻的個體一直圍繞在某些問題上不停打轉(Nolen-Hoeksema, Wisco, & Lyubomirsky, 2008)。另一個可能的因素是，經驗式思考風格的受試者似乎更能察覺身體的疲累或是自我的作業表現，因此才會有較差的情緒調節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