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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學系碩士班 余佳穎所指導 洪莉涵的 手機介面動態視覺回饋之研究 -以服飾網路購物為例 (2020),提出Micro A2 scooter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手機介面、介面設計、動態視覺回饋、使用者經驗、行動網路購物。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政治大學 傳播學院博士班 王淑美所指導 劉倚帆的 協作的⾏動性與城市空間實踐:以WeMo Scooter共享電動機⾞為例 (2018),提出因為有 城市空間、行動媒介、行動性、協作行動性、實踐的重點而找出了 Micro A2 scooter的解答。

接下來讓我們看這些論文和書籍都說些什麼吧:

除了Micro A2 scooter,大家也想知道這些:

手機介面動態視覺回饋之研究 -以服飾網路購物為例

為了解決Micro A2 scooter的問題,作者洪莉涵 這樣論述:

智慧型手機的普及,改變了人們與手機、平板等裝置的互動模式,也改變了人們對於互動的期望。2019年台灣網路報告指出,有65.2%的人透過網路購物,其中20-44歲有較高的使用率。資策會(MIC)2019年網購行為大調查中也發現,行動下單比例從2018年35.9%大幅成長至49.6%,曾行動網購的比例以35歲以下族群為大宗,可見行動商務已成為主流。現今針對動態視覺回饋研究皆以電腦介面為主,手機介面尚未被探討,本研究以lativ服飾購物應用程式為例,探討使用者透過智慧型手機進行網路購物時,介面的動態視覺回饋是否會提升使用者的正向經驗與滿意度。研究對象為最常使用行動網路的20-35歲之年輕族群,實驗

樣本以lativ服飾購物應用程式作為原型,分為實驗組及控制組,實驗組為「有動態視覺回饋之樣本」,控制組為「無動態視覺回饋之樣本」,並以網路購買服飾之操作流程作為研究任務,控制組32人、實驗組30人進行測試,共62位受測者。研究結果顯示:1.在行動網路購物流程介面中使用動態視覺回饋,有助於提升使用者滿意度。2.在行動網路購物流程介面中使用動態視覺回饋,可提高使用者對於介面操作效率之感受。3.行動網路購物流程介面中,是否使用動態視覺回饋,對於有網購經驗的使用者之主觀感受無顯著影響。本研究探討行動網路購物流程中,介面上動態視覺回饋的使用,對於使用者的經驗及滿意度之影響,建議後續研究可探討動態視覺回饋

於不同目的或類型的app上之運用,以及其如何提升使用者對手機介面的正向經驗與滿意度。

協作的⾏動性與城市空間實踐:以WeMo Scooter共享電動機⾞為例

為了解決Micro A2 scooter的問題,作者劉倚帆 這樣論述:

媒介研究領域已有豐富成果指出,智慧型手機在促成人際溝通之時,亦促成個人空間經驗變化。本文認為,進入行動時代後,智慧型手機應用範圍已不再僅作為人際溝通之用,在物聯網發展趨勢下,智慧型手機可與其他日常物件連動,逐漸廣泛地介入日常生活,成為個人進行日常活動所仰賴的終端管理裝置。因此智慧型手機所帶來的城市空間變動已不只在個人經驗層次,社會空間生成的物質向度亦因其介入而產生改動。本文以智慧型手機與電動機車連動共構的WeMo Scooter共享機車為例,試圖理解這個需由媒介中介的行動性體系如何構成,及其介入城市空間生成的過程。循「空間轉向」(the spatial turn)思潮,本文首先指出城市空間乃

是物質實體與社會關係的共構產物,且城市空間處於持續生成的動態過程中;在此認識基礎上,本文進一步援引「行動性典範」(mobilities paradigm)以掌握行動性體系的構成要素,並說明行動性體系如同城市空間皆處在持續生成的動態過程中,且兩者相互影響各自生成。同時,由於本文欲探究的共享機車系統必須經智慧型手機中介方得運作,因此本文以媒介介入城市空間的歷史補充說明,在城市空間的生成過程當中,媒介亦扮演重要角色,到今日行動時代亦然,其幅度甚至更深且廣。由此本文認為無論是行動性體系或是媒介體系,皆在城市空間生成的過程中展現其「政治性」。在前述基礎上,本文認為行動性體系與行動媒介兩者皆可視為「社會—

技術—文化」共構產物,據此,本文進一步說明在日常生活逐漸朝向編碼化的進程中,行動性體系(電動機車)與行動媒介(智慧型手機)的彼此接合共構出了新型態的行動性體系,本文將其定義為「協作行動性」(collaborative mobility),其乃促成媒介實踐與移動實踐無法二分的技術系統,並由此介入城市空間的生成。本文所指涉的「協作行動性」以有別於過往的型態介入城市空間生成,關鍵環節在於其構成與運作皆必須仰賴智慧型手機,且必須以常民實踐為本方得以持續完成。故本文緊接著從實踐角度,探討常民參進協作行動性體系的實踐過程,說明常民實踐並不僅在象徵意義層面轉化了個人生活空間的意涵,具物質向度的城市空間紋理與

行動性體系自身,乃至常民日常生活,皆因常民具協作性質的移動/媒介實踐而得以持續變動生成。研究發現,協作行動性在台北市區浮現與運作的過程,確實展現為一種「社會—技術—文化」動態過程,並且分別在這三方面展現出新意。在技術層面,智慧型手機與電動機車接合而成的協作行動性因促成媒介實踐與移動實踐的不可二分,因此有別於既有的編碼化行動性體系;同時,協作行動性展現出一種「擬個人」特性,不僅因其可模擬個人自有運具,提供同等的移動便利性,更因其在運作過程中,以「數據化個人」的使用行為數據,將個人轉化為擬個人。在社會文化層面,由於協作行動性符應當前智慧城市發展趨勢,其亦進一步反映出智慧城市所需之「智慧精神」治理形

構;這種以數據為本的治理形構要求一種「好市民」主體形構,而此種主體形構在「擬個人」的運作基礎上,展現為混雜了技術客體與兼及個人認知與身體主體的新型態「機靈」主體形構。同時,協作行動性亦反映出一種新的監視型態:一方面,使用者並非單向被監視,其亦施展監視並據此進行移動實踐,且其可以逃逸甚至缺席於技術體系監控;另一方面,不同於過往監視相關討論,在協作行動性運作過程中,使用者可有能力在物質向度實質改動空間關係。由於行動性典範並未深論媒介實踐環節,同時媒介實踐研究領域中亦缺乏與移動實踐相關的討論,本文認為,以WeMo Scooter共享機車服務為例探索本文所提出的協作行動性之構成,不僅有助於理解行動時代

中的城市空間生成過程,亦可在理論層次上為行動性研究與媒介研究兩個領域做出研究視野上的延伸與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