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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病緊急時期醫療量能管制研究 —以醫療專業人員為中心

為了解決ce醫療器材自我宣告的問題，作者蔡紫君 這樣論述：

COVID-19是本世紀繼SARS、H1N1、伊波拉病毒、茲卡病毒後，造成公共衛生緊急狀況的新興傳染病。在新興病原爆發大規模感染時，必須依賴公共衛生措施的採行，使確診曲線趨緩，以維持醫療量能不墜。而醫療量能決定因素包括設施、物資、訊息、空間、以及醫事人員，後者又為緊急時期的核心防疫主體。醫師向病患提供醫療服務，並因其具有專業知識技能，且為國家以證照制度保障並負擔社會醫治責任，而被定位為醫療專業人員。醫療專業起初以醫學倫理行自我規範，但隨著二次戰後多起的人體試驗事件的揭發，以及醫療專業與自然科學的結合成為深具影響力的霸權階級，讓國家逐步介入醫療專業的管制。然而，工業革命後的近代醫學逐漸集中在醫

院，並朝科層化與產業化發展。世界各國也根據該國社會文化與行政結構，各自發展出不同強度的醫療管制，並在法治國家以法規逐步補充、甚至取代醫師的倫理自律或醫治責任與工作權益的社會契約。我國除了透過醫學教育與證照制度直接管制醫師之外，另外藉由監管醫療給付、藥品醫療器材、醫療品質等多元管制來管理醫師醫療行為，並在緊急時期要求參與包括通報監測等法定傳染病防治任務。在這些彼此交織的多重管制下，醫療體系在公共衛生緊急時期因缺乏彈性與韌性而很難有效增加醫師人力與提升醫療量能。我國雖以法律規範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與專家諮詢會議的架構，但仍需以法規命令制定傳染病防治醫療網計畫，以能在面臨公共衛生緊急狀況下，靈活調度醫師

與醫療體系。本文並針對我國多重及多元管制下的醫療專業在公共衛生緊急時期的應變與表現，提出短、中、長期的法制改革建議，並檢討衛生行政與醫療專業的管制關係與防疫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