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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歷史

為了解決charles&keith評價的問題，作者莎拉‧瑪札 這樣論述：

——我們讀的是誰的歷史？我們該如何思考歷史？—— 　　究竟誰是歷史的創造者？歷史又是如何被生產？ 　　歷史學家該如何評估史料？一般讀者又該如何閱讀史籍？ 　　「描述」和「詮釋」間的鴻溝何在？歷史，到底是事實還是虛構？ 　　「歷史學家不能給你答案，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看問題，可以教你如何提出正確的問題。」 　　--莎拉．瑪札(Sarah Maza) 　　由美國西北大學歷史學教授—莎拉.瑪札(Sarah Maza)所撰寫的《想想歷史》力圖描繪歷史學的廣泛和多樣性，書中每個單元皆圍繞著一個沒有標準答案的中心問題構成，為討論歷史這個學門提供了絕佳素材和案例，並將帶領讀者思索歷史學在近半世紀來如何改變

，為何歷史學家將注意力轉向新的行動者、空間和物體，而歷史生產過程中的衝突又引發了哪些學界內外部的熱議，進而一探創新與爭議如何形塑歷史研究領域。 　　為什麼我們學習歷史？因為歷史回答了其他學科所不能解決的問題。正因為歷史在公共生活中無處不在，並有著無可抹滅的影響力，因而有關歷史研究的爭論在學術界內外不斷出現。歷史學充滿活力、不斷變化並與我們每個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想想歷史》想要提供的不是答案或處方，而是持續與過往對話的邀請函，藉由向歷史不斷地提問，回應時代的需求和好奇心。基於所有耳熟能詳的理由，我們需要我們的集體過往：從我們的祖先的成功和失敗中獲得智慧和靈感、找出我們是誰，並且滋養我們的想

像力，進而找到繼續前進的各種可能方向。 名人推薦 　　杜正勝（中央研究院院士）、胡川安（中研院史語所博士後研究員）、涂豐恩（「故事」創辦人）、蔣竹山（東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____專業推薦 　　導讀： 　　陳建守(說書Speaking of Books創辦人) 　　好評： 　　不可或缺的佳作。——《Choice》雜誌 　　我們終於能夠讀到瑪札既具有高度綜合性又切合當代的作品，此書反映了歷史寫作在過去幾十年的發展。當前沒有第二本書能像《想想歷史》一樣具備可讀性並涵蓋眾多主題，這是本博學多聞、反映現況以及引人入勝的概述。瑪札精彩地掌握住幾個世紀以來困惑著歷史學家的許多問題的複雜性。她提

出了對的問題，回顧了適當的學術成果，並且選擇從最關鍵的領域介入。《想想歷史》是簡潔又深具反思性的史學史回顧典範，也是此類著作中最好的綜述之作。——大衛．布朗（David Brown）｜伊麗莎白城學院（Elizabethtown College） 　　在歷經了過去五十年間歷史學家不斷地重新思考他們研究歷史的方式後，瑪札針對歷史在今日是如何被「落實」的，提出了許多深具洞見的反思。她同時引領讀者迅速地掌握在這半世紀間興起的不同史學流派以及研究方法。《想想歷史》對我而言是有關這段時期西方史學發展最優秀的概論之作。——艾倫．梅吉爾（Allan Megill）｜維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 作者簡介 莎拉．瑪札 Sarah Maza 　　西北大學歷史學教授、藝術與科學「簡．朗」教授（Jane Long Professor）。 譯者簡介 陳建元 　　台灣大學歷史系學士、碩士，英國愛丁堡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導讀 導言 【第一章  誰的歷史？】 上層的歷史：「偉大的男人」和一些女人 社會史與量化 愛德華．湯普森的史學革命 抵抗與施為 權力和私人空間 【第二章  何處的歷史？】 國別史如何變得不自然 海洋、中間地帶及無主之地 全球史的興起 取代歐美 【第三章  什麼的歷史？】 從觀念到事物 不斷變化的觀念史 湯瑪斯．孔恩的科

學革命 歷史脈絡中的科學 新物件史 自然和其他非人類行動者 【第四章  歷史如何被生產？】 從史官到學院學者 大眾和公共歷史 正統與修正主義：辯論如何塑造歷史 史料和檔案是否決定了歷史？ 【第五章  原因或意義？】 因果關係和歷史 追尋規律和模式：社會科學式的歷史與比較 馬克思主義與年鑑學派 多元歷史與事件的回歸 追尋意義：微觀歷史 紀爾茲、傅柯以及「新文化史」 【第六章  事實還是虛構？】 客觀性的興衰 後現代主義和歷史：激進的懷疑主義和新的方法 所有事情都是被建構的 門口的野蠻人 扭曲或想像：我們如何劃定界線？ 結論 致謝 導讀 新的歷史地景，不一樣的漫遊指南 陳建守(說書S

peaking of Books創辦人) 　　我第一次認識《想想歷史》（Thinking About History）的作者莎拉‧瑪札是在2004年的夏天，那時我承負她一篇討論歐洲文化史作品中的歷史敘事論文的譯事工作，譯稿完成後，我時不時關注她的動向，本書就是她在2017年最新出版的著作。《想想歷史》是一本關於歷史學方法論的著作，討論的是歷史學這門學科與其他研究領域的獨特之處，瑪札縱筆所及，特別關心的是歷史學所呈現的「折衷主義」（eclecticism）特質，以及這項特質如何引發這門學科的內在張力與爭議。在瑪札之前，有許多歷史學家投身探索史學史／歷史編纂／歷史書寫（historiograph

y）這方天地，書名相近者則有美國老牌文化史家卡爾‧休斯克（Carl E. Schorske）的《以歷史來思考：對現代主義的探索》（Thinking with History: Explorations in the Passage to Modernism, 1998）與迪耶戈‧歐斯坦（Diego Olstein）的《以全球視角思考歷史》（Thinking History Globally, 2015）這兩本書。休斯克的大作關注的是精英文化的範疇，他所要論辯的是「現代性」的課題。休斯克認為20世紀的歐美知識人不以歷史進行思考，無論是現代藝術、建築、音樂或科學都不是面向過去而生的領域，而是從一種

嶄新且自主的文化空間中所發展而出的領域。這與十九世紀懷持歷史主義的人們大相徑庭。然而，不論是十九世紀依戀過去的歷史主義者亦或是二十世紀拋棄過去的現代主義者，兩者皆企圖探詢歐洲文明的意義與型態，等於是表述「現代性」焦慮的不同方式。休斯克書末則順筆提及歷史學如何在後現代文化的脈絡下，尋找新的出路與用途。      　　歐斯坦的大作可謂是全球史的操作手冊，提出全球史的四大分析策略：比較、連結、概念化和脈絡化。歐斯坦本人是研究中世紀西班牙和世界史的專家，他的祖父母從東歐移民到南美，屬於第二代阿根廷移民的他，耳際聽的是以意第緒語（Yiddish）吟唱的民謠，開口講的是西班牙語，腦中的智識洗禮則來自以色列

的學術社群和獨裁統治下的阿根廷，寫作此書之際的他則是匹兹堡大學歷史系的副教授。歐斯坦的成長歷練，就彷若全球思想的旅程一般，為《以全球視角思考歷史》預先譜下豐厚的樂章。歐斯坦跨越國族疆界、語言隔閡和區域分界的人生經驗，與全球史關懷歷史經驗的全球網絡和跨國接受若合符節。歐斯坦提出如何書寫大規模（big scale）歷史的12種可能取徑：比較史、關係史、新國際史、跨國史、海洋史、歷史社會學、文明分析、世界體系、全球史、全球化的歷史、世界史和大歷史。歐斯坦的所思所為正是要提供超越民族國家邊界的各種故事，打破方法論的國族主義，而這種浪漫主義式的國族中心方法論正是休斯克筆下十九世紀流行的歷史書寫模式。《想

想歷史》出版於這兩本著作之後，我注意到瑪札似乎沒有引用這兩冊書名近似的著作，我無法斷言瑪札的這本書必然後出轉精，但《想想歷史》是以一種更加全面的方式來概述過去半個世紀以降歐美史學思潮的流變。更重要的是，《想想歷史》是立基在折衷或辯護的立場上，探討歷史知識性質、書寫技法，以及這門學科特質的著作。就如同書名所示，思考關於（about）歷史的二三事，這比用（with）歷史進行思考更加寬泛，也比在全球範圍內思考歷史更為折衷。      　　過去對於歷史學方法論或史學思潮的寫作大抵不出兩種模式，一種是以時間的先後序列進行鋪陳，以歐美近代史學思潮為例，首章披掛上陣的可能是赫伊津哈（Johan Huizin

ga）、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和蘭克（Leopold von Ranke），再一路順筆而下論及1960年代橫掃千軍的社會史、1980年代異軍崛起的文化史以及上個世紀末的後現代／結構／殖民主義的後學家族。另一種類型則是各個次領域的盤點清單，寫作者以學林點將錄的形式，介紹歷史學的分支和該領域的重要人物。讀者會看到性別、勞工、底層、社會、文化、思想等克利奧女神在史學萬神殿中的位置。瑪札的這本大作則不從此道，她先從歷史學的3個W進行提問：誰的歷史（who）、何處的歷史（where）和什麼的歷史（what），下半部則以三章針對歷史學性質的提問和論爭作結。對於瑪札來說，歷史學較之其他

學科受理論的影響較小，歷史學家側重的是深描細寫事件發生的經過，並且注意事件和脈絡之間的相互作用。在《想想歷史》中，瑪札在每一章中都提出一個思考的論題，但不提供標準答案。就如同她所說的，這本書的主題是要告訴讀者，我們應該如何思考歷史，而非我們為什麼要研究歷史。歷史（過去）之於我們的重要性不證自明，我們所要知曉的是過去數十年的創見和爭議，如何型塑這門學科和影響我們的生活。      　　在本書的前三章，瑪札要談的是歷史學家如何將注意力轉向新的行動者、新的空間劃分和新的事物。她所措意的是新的人群分類如何帶來新的敘述方式。當研究者著手研究婦女和奴隸的歷史，背後的意義是要訓練我們所有人都要去尋找過去「正

規」的歷史上那些沒有聲音的人們，挖掘在過去的社會中沒有被言明、存在於縫隙之間以及被壓抑但始終頑強存在的層面。瑪札告訴我們歷史上的「何物」與「何者」密切相關，這裡的「物」不是專指可見的物質或物件，觀念、思想這類抽象的精神世界也包含在內。將精神世界和物質世界合併在一起討論，意味著打破過去精神在上、物質在下的舊有階級關係，偉大的思想和創見不再是亙古不變的觀念，而是受到現實世界物質性設施、社會地位甚至是人類野心影響下的產物。就以「科學」這個概念為例，科學史家告訴我們，「科學」概念的變化深受科學實踐的影響，而科學實踐過程中的物質、環境性因素也是影響「科學」的一大因子，並由此探知知識生產與傳播的過程和外在

因素。譬如夏平（Steven Shapin）研究科學革命這段歷史時，特別措意在實驗如何作為製造知識的實踐過程。由此延伸，作為文化實踐的「知識」和「資訊」成為思想史的新發展，有助於理解「知識」在不同脈絡時空中所扮演的角色與置放的位置，以及知識如何生產、傳播和被接受的過程。思想史不再只是「脖子以上的歷史」，而是在知識網絡的具體世界、在作家的社交世界、在讀者的情感和感官世界、以及在生產和消費書籍的世界中，所具體打造的精神世界。當我們將研究過去的視野擺放在不同的人群和事物之上，這也連帶影響了我們對於空間的劃分與認知。瑪札在第二章談論的重點就在於打破國別史的中心主義，民族國家的概念其實是晚近的發明，是歷

史學家、政治家和其他弄潮兒攜手打造的結果。瑪札引入海洋史和全球史的思考取徑，認同邊緣、排拒中心，試圖去搜尋歷史上文化交流的跨國心聲。瑪札所排拒的中心，不僅是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中心，更是以歐美為代表的中心。她所要提倡的是「將歐洲地方化」（provincializing Europe），歐洲以外的歷史不再是歐洲主流敘事的變奏曲，而是具有獨特意義的主體。      　　舉例來說，我們在課本上所認知的「啟蒙運動」，是作為一個開啟西方現代政治文化的「現代化命題」（modernization thesis）。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再從啟蒙運動到法國大革命，法國大革命所帶來的民主和自由的政治概念，因而澤披後

世。這樣的歷史敘事邏輯預設了一個立場：單一的和法式的啟蒙運動。於是，英年早逝的英國史家波特（Roy Porter）告訴我們，我們需要打破以法國為中心的啟蒙運動研究，將啟蒙運動置放於不同的國族脈絡中予以檢視。啟蒙運動不是非得要如同法式啟蒙一般，擁有革命、顛覆性的運動性質，在其他國族脈絡中的啟蒙哲士，對於創建秩序的渴求要比法國的啟蒙哲士更為深刻。以波特自己的著作為例，他所研究的英國啟蒙運動就不是以推翻舊秩序和建立自由的世界為要務，英式的啟蒙不是以激進為特質，關注的重心也從政治的向度轉為道德的問題。波特的研究等如把啟蒙運動置放了國族的脈絡底下，成為複數的啟蒙運動。威瑟斯（Charles Wither

s）則將空間視角從國族往地理區域轉移，措意的是啟蒙運動如何置放於地理學的脈絡之中，地理學這項出現於18世紀的科學如何與自然和世界產生連結，而不再強調啟蒙運動國族特徵的重要性。倘若進一步將視角從各色的國族脈絡往全球史的脈絡推進，檢視啟蒙運動的全球史意涵，則能進一步地去除啟蒙運動的歐洲中心論，重新考慮這個由歐洲創發的概念，如何輸出到世界的其他國度。由這個角度出發，啟蒙運動是概念交換和交織的歷史、是翻譯和引用的歷史以及共同生產知識的歷史。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全球啟蒙運動的時間和空間向度，作為概念的啟蒙運動大部分是由位居地方的（local）歷史行動者加以形塑的概念，而非由歐洲的原生脈絡文本摶成的概念。作為

概念的啟蒙運動讓地方的歷史行動者，開始進行全球式的思考方式，並將自身的處境置放於世界的位階。這樣一來，歐洲以外的世界不必然要亦步亦趨跟隨歐洲的啟蒙方案，要討論的是啟蒙運動與全球世界的創造之間的關係。      　　歷史是什麼？來自過去的聲音？人類經驗的傳承？還是帝王將相的生命史？這句標語是初入史學門徑的學徒，日夜吟誦和提問的基礎。「歷史是過去與現在永無止盡的對話」，則是另一句金科玉律。「歷史是什麼？」一語來自於卡爾（E. H. Carr）在1961年出版的《何謂歷史？》。卡爾在學術研究上，主要是以俄國史的研究為主。他曾經發表過與俄國有關的人物傳記，在1950年到1978年間出版了十四冊大部頭的

History of Soviet Russia。因為研究蘇俄革命及個人背景的原因，使卡爾對歷史產生興趣，這也影響了他研究歷史時所切入的視角。諸如「個人與社會」、「自由意志與物質決定論」、「因果關係與偶然性」和「客觀性與主觀性」都成為他思索歷史問題的主要關鍵點，也構成《何謂歷史？》書中的主要內容。瑪札的後三章基本上圍繞著卡爾的這個命題進行開展，分別討論歷史學（知識）如何被生產、歷史解釋的因果關係和意義以及歷史研究的客觀性和虛構。瑪札對這些問題所提出的解答，與一甲子前卡爾所提供的答案已經有很大的不同，唯一相同的是「歷史是過去與現在永無止盡的對話」。      　　無論是歷史寫作中的事實與虛構，抑

或歷史解釋中的因果關係，這都涉及到歷史（知識）如何被生產出來的過程。本書的第四章討論的就是另一個W：歷史如何被製作（how）。瑪札告訴我們歷史學的折衷特質，就在於歷史書寫的工作並不壟斷於學院派史家之手，任何有讀寫能力和蒐集檔案的人，都能從事書寫歷史的工作。通俗史家和專業學者的差別在於，學者要開拓新的知識疆界、尋找新課題和新方法，通俗史家則是要利用既有的研究成果來吸引成果。伴隨著通俗史學而來的是「公共」歷史如何呈現過去的課題，這涉及到博物館、檔案館、歷史紀錄片和口述歷史如何保存和呈現歷史的方式。這些機構和展演歷史的另類方式，一方面暗含了檔案文件該如何被保存與歷史該如何被書寫，另一方面則是與學院內

的研究者進行對話，嘗試打造出「正規」歷史學的另一項面貌。瑪札在第五章主要談論的是因果關係／事件的二元對立，如同卡爾所言「研究歷史就是在研究原因」，無論是馬克思主義者、年鑑學派或受社會科學影響的歷史學，皆是透過尋求原因來創建解釋的模式，而且相信作為底層建築的社會和經濟因素在歷史上會發揮高於一切的影響力。作為浪花頂端泡沫的事件（布勞岱爾語）重回研究者案頭的議程表，這是出自於長期強調結構的反動，於此，事件本身不作為歷史事件的原因，而是作為變革性的力量。事件的回歸標誌出一個時代的結束：試圖對歷史變遷提出一套有系統的、科學的解釋之時代的結束。事件的形式呈現了人類對身處脈絡的回應，而非因果關係的影響，並且

提出一套關於人類如何行動以及世界如何運轉的設想，特別是那些影響（但並非決定）人類行為的因素。本書的最後一章聚焦的是歷史學的客觀性問題。現代主義以降、後現代主義的洗禮，層層挑戰與更新研究者的視野與思維。研究歷史這件事不再等同於卡爾筆下，手工業抄寫檔案時代就存在的一種古老技藝──所謂「據實以告的人」。在後現代主義的影響下，歷史學家早就揚棄歷史學是全然客觀的學門這一觀念。後現代歷史學家指出，沒有任何歷史學家可以涵蓋並復原過去的所有事實，沒有任何敘述可以向過去本身查證，只能依靠其他敘述進行查證。後現代的浪潮使歷史的價值和內容劇烈震盪，就如同本章的小節名稱所示：「一切事物都是被建構出來的」。後現代歷史學

的大將詹京斯（Keith Jenkins）的名作《歷史的再思考》（Re-Thinking History, 1991）在1996年由麥田出版社引進漢譯本。再隔四年，臺灣學者古偉瀛和旅美中國學者王晴佳合著《後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巨流圖書公司）出版，後現代歷史學在當時的臺灣有駸駸然蔚為大國的態勢。2006年，《歷史的再思考》出版修訂譯本，當時麥田出版社的叢書主編盧建榮還為此撰文介紹漢譯本出版十年的時代意義。古偉瀛亦以本地學者介紹後現代歷史學之姿，列為修訂譯本的另一位導讀者。後現代歷史學模糊了事實與虛構之間的界線，歷史寫作中的虛構並非造假，虛構的部份反倒是展演真實的必要之處。      　　本

文絮絮叨叨討論《想想歷史》的寫作向度和理念，終究只能觸及這本書的幾個側面，無法得其全貌。從1961年卡爾的《何謂歷史？》，中經1973年懷特（Hayden White）的《後設歷史學》、1991年詹京斯的《歷史的再思考》再到本書，一條隱然可見的歷史變遷線索於斯可見。我們可以發現專業歷史知識生產的轉變，單數大寫的歷史書寫文化業已瓦解，新的歷史圖像隨之浮現。不過，當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的框架被請下神壇後，我們該如何繼續書寫自己獨特的歷史？「歷史是過去與現在永無止盡的對話」，自從卡爾為歷史下此定義之後，各方的書寫論客莫不以此探究過去／現在之間的關係。我們生活在一個開放的世界，歷

史就像一方承載各色記憶的水塘，任何人皆能心領神會，各取一瓢飲。就如同瑪札所云，「歷史學家不能給你答案，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看問題，可以教你如何提出正確的問題。 導言 歷史學家的工作，看似不證自明，不過一旦你開始加以思索，就會發現這其實出人意料地難以定義。大多數人會描述歷史學為「對過去的研究」。但是「過去」是一個龐大的集合，它包括了從你開始閱讀這個句子以來的這段時間。我們在此脈絡下所說的「過去」指的是：「在相當一段時間過去後，我們對其有一些看法」，實際上這往往讓我們至少要回到一兩代以前。科學以外的大多數學科都會處理到這個意義上的「過去」。大多數人文學科研究（文學、藝術史和哲學系）都涉及到人類的過

去。許多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和政治學家使用的材料，也都可以追溯到幾十年乃至幾百年前。那麼歷史學作為一門學科有何獨特性呢？ 雖然它確實獨特地特別關心過去，但歷史學作為一個研究領域，卻十分不尋常地缺乏一個總體結構或是明確定義—這種特性反而矛盾地解釋了為何它在學術界以外具有廣泛而持久的吸引力。人文學的其他領域和社會科學，相比之下更加緊密地受某些經典作品或知識體系方法或是兩者兼具的約束。 在文學系任教的人，一般都被認為應該要閱讀過許多重要的小說，戲劇和詩歌作品，即便在數十年間有些作者會被淡忘，而另些作者重受青睞。社會學家被要求應熟悉諸如馬克思（Karl Marx）、涂爾幹（Emile Durkheim）

和韋伯（Max Weber）等主要學者，哲學家則要熟讀一群奉於萬神殿上的核心作家，上從柏拉圖（Plato）下至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文學和藝術史研究發展出分析文本和解讀圖像的特定研究方法。 有些領域則需要數學或量化的專業知識。這些共同點賦予其他學科凝聚力，但這往往也造成頗成問題的副作用，那便是「行內話」（insider-speak）的出現，在某些情況下是晦澀難解的技術術語。相較之下，歷史系中可能有德川時代日本的專家、研究奧斯曼帝國的專家、研究雷根總統在位時期史的專家。他們所接觸的書可能永遠沒有一本相同，因為沒有歷史的「正典」（canon）存在，但他們必須評價關注不同主題同事所從

事的研究，並要向他們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這正是為何歷史學者所寫的作品與其他領域相比，行話和技術術語出現的頻率較少，而且較能讓一般讀者感到親切。理想情況下（儘管實際狀況並不總是如此），任何人拿起任何一本歷史書甚至是學術專書，在未受過事先訓練的條件下都能夠理解其中的內容。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部人類新史(上下冊)

為了解決charles&keith評價的問題，作者斯蒂芬·平克 這樣論述：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是享譽世界的科學家斯蒂芬•平克最新里程碑式巨著；科學與人文完美融合，綜覽10萬年人類進化和文明發展；《紐約時報》年度最受注目好書；雄踞亞馬遜、《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全球售出30多種語言版權，席卷歐美各大暢銷榜；榮獲薩繆爾•瓊森獎、茱麗婭榮譽獎、英國皇家學會圖書獎等眾多重要圖書獎項提名；革命性的跨學科研究，《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整合歷史學、人類學、社會生物學、演化心理學、法律制度、經濟學、政治學與國際關系等跨學科研究；平克將最權威前沿的學術成果，轉化成結構完整流暢易讀的大眾讀物，寫出了一部超級暢銷著作。大視野的格局、引人入勝的敘事、博學自信的論述、深切的人文關懷，這正是你期

待的年度必讀圖書；《衛報》《自然》《科學》《紐約客》《經濟學人》《紐約時報》《時代周刊》《新聞周刊》《華爾街日報》100余家重要媒體跟蹤報道；全球科技巨頭、政治首腦、歷史學家、政治學家、經濟學家、科學家、哲學家和一切人文關懷人士，爭先閱讀、贊譽推薦。媒體、名人推薦我這一生讀過的最重要的書┅┅它不只是一項歷史學術貢獻，而且是一項對世界的貢獻。—比爾•蓋茨（Bill Gates，微軟創始人）一本極為振奮人心的著作，對歷史學的重大貢獻。—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著名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歷史教授）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圖書出版，但只有很少數是必讀書，而真正重要的更為稀少。《人性中的善良天

使》就是極少數這樣的好書之一，它將改變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每一位關心世界狀況的社會公眾，都應該讀讀這本引人入勝、充滿人文關懷的重要著作。—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著名歷史學家，著有《文明的度量》《西方將主宰多久》）對於所有對人性感興趣的人，這本書的內容都足夠引人入勝。而當主題變得沉重時，平克又懂得如何用嘲諷和幽默使之變得輕松┅┅這是一本至關重要的書。—《紐約時報書評》（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定會是我們時代最偉大的作品。長期來看各種形式的暴力都在下降——他極其詳盡不留余地的分析有力地證實了這個主題，他還從心理學、神經科學、政治學和

經濟學等多方面探究了這一現象的原因。不僅是它出人意料的主題，而且是他對這一現象原因的探究，簡直是能夠與啟蒙時期偉大思想相媲美的精妙自然哲學┅┅他的文筆優美，讀來如沐春風。—《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當今西方世界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多次入選《時代周刊》當今世界最有影響力的百人名單，以及《外交政策》的世界百名思想家名單。現任哈佛大學心理學系教授，前麻省理工學院心理學教授兼認知神經科學中心主任，是世界著名實驗心理學家、認知科學家和科普作家；是公認的「繼喬姆斯基之後的語言天才」，也是世界語言學與心智科學的領導人物。平克汪洋恣意的才華和學識

，讓他的主要著述成為全球暢銷書和經典讀物。他的研究、教學和著作榮獲多種獎勵，其著作《語言本能》、《心靈如何運作》等兩度入圍普利策獎，且皆為《紐約時報》暢銷書。 導讀重看歷史，重建道德錢永祥前言第一章陌生的國度史前人類荷馬的希臘希伯來《聖經》羅馬帝國和早期基督徒中世紀的武士早期現代歐洲歐洲和早期美國的榮譽觀20世紀第二章平靖進程暴力的邏輯人類祖先的暴力人類社會的種類國家和非國家社會的暴力水平文明及其缺陷第三章文明進程歐洲凶殺率的下降對歐洲凶殺下降的解釋暴力和階級世界各地的暴力美國各州的暴力20世紀60年代的文明倒退20世紀90年代的文明回歸第四章人道主義革命迷信殺戮：人祭，巫

術和血誣迷信殺戮：對褻瀆神聖，異端邪說和叛教者的暴行殘忍與非常處罰奴隸制專制統治和政治暴力大戰人道主義革命源自何方？移情能力和對人類生命的尊重「文字共和國」和啟蒙人文主義文明和啟蒙鮮血與祖國第五章長期和平統計和敘事20世紀真的是最糟糕的世紀嗎？對致命爭斗的統計：第一集：戰爭的時機對致命爭斗的統計：第二集：戰爭的量級大國戰爭的軌跡歐洲戰爭的軌跡霍布斯式的背景與王朝和宗教的時代主權時代的三大潮流反啟蒙運動的思想和民族主義時代意識形態時代的人文主義和極權主義長期和平：一些數字長期和平：態度和事件長期和平是否是核武和平？長期和平是民主和平嗎？長期和平是「自由和平」嗎？長期和平是否是「康德和平」？第六章

新和平世界其他地區的戰爭走勢大屠殺的走勢恐怖主義的走勢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第七章權利革命私刑和種族迫害的下降與民權婦女權利與強奸和家暴的下降兒童權利和殺嬰、體罰、虐童和欺負弱小同性戀權利，消除對同性戀的仇視，以及同性戀非罪化動物權利和殘忍對待動物的改善權利革命的根源何在？第八章心魔黑暗面德判隔閡和關於純粹邪惡的神話暴力的器官捕食優勢復仇施虐狂意識形態純粹邪惡，心魔和暴力的下降第九章善良天使移情自制最新的生物進化？道德和禁忌理性第十章在天使的翅膀上重要，但卻不能前後一致和平主義者困境利維坦文明商貿女性主義擴大的移情圈理性的滾梯反思 前言本書所談論的可謂人類歷史最重大之事。無論你

是否相信（我知道大部分人不相信），縱觀歷史長河，暴力呈現下降趨勢；而今天，我們也許正處於人類有史以來最和平的時代。暴力下降的過程肯定不是平滑的，暴力並未全然消失，這一趨勢也不能確保會持續下去。但無論我們觀察的是人類數千年的歷史，還是短期事態，大至發動戰爭，小到體罰兒童，暴力的下降趨勢有目共睹，無可置疑。暴力的退卻對人類生活的影響無所不在。一個人如果時刻憂慮自己會被劫持、強暴或殺害，如果他賴以生存和發展的設施可能在落成之際即被洗劫和焚毀，他就很難在生活中發展精美的藝術，很難學習和經營自己的事業。暴力的歷史軌跡不僅影響人們如何生活，也影響人們對生命本身的認識。人類久經廝殺，處境到底是改善了，還是惡

化了？還有什麽比解答這個問題，更能讓我們認識生命的意義和目的呢？家庭、部族、傳統和宗教，飽受個人主義、世界主義、理性和科學種種力量的侵蝕，對於這種現代性，我們又該做何理解？我們眼中的世界到底是一場充斥著犯罪、恐怖主義、屠殺和戰爭的噩夢，還是以歷史標准衡量，正在享受一個前所未有的和平共處時期，答案取決於我們如何理解歷史的變遷。對暴力變化趨向是在減弱還是在增強的判斷也離不開我們對人性的理解。雖然人們通常認為以基於生物學的人性理論，將暴力視為宿命，而心智白板論則認為暴力是後天生成的。我的觀點恰恰與此相反。我們應該如何理解人類之初的自然狀態和人類歷史進程的開端？相信暴力一直在增強的人認為，我們創造的世

界已經毒化了人類自身，而且很可能已經無法逆轉；而認為暴力在減弱的觀點認為，我們的起點確實很低，但文明將我們引向崇高，我們可以期望這一向上的進程將會持續下去。本書篇幅巨大，但我別無選擇。首先，我必須要說服你，暴力在人類歷史上是下降的。我知道，此論必定遭到質疑、責備，甚至激起憤怒。我們的認知將我們預設為相信自己生活在暴力時代，特別是在這個時代，有媒體推波助瀾，其信條是「見血的消息上頭版」。人類的頭腦在估算事件概率時，總是避難就易地從回想案例和圖像開始。與老人安然辭世的畫面相比，殘暴殺戮的場景更易令人產生如臨其境的感覺而刻骨銘心。不論暴力死亡的比重有多小，它的絕對數都足以填滿媒體的晚間新聞，讓人們對

暴力的印象與其實際分量完全脫節。放大危險感也符合道德心理學。從來沒有人會為了宣揚世界已經變得更美好了去招募志願者，傳播好消息的人總是被告誡閉上嘴巴，以免誘發人民的自滿情緒。而知識界的大部分人都極不願意承認，在文明、現代性和西方社會里還有些積極的好東西。也許，正是某種最初推動暴力下降的力量，制造了暴力永存的幻象。暴力行為的下降，與對暴力的容忍和頌揚的減少並行一致，人們態度的變化通常起著先導作用。按照人類歷史上大規模暴行的標准，得克薩斯州的注射死刑，偶發的流氓挑釁少數族裔的種族仇恨罪，都只能算是些小打小鬧。但是，站在當代的道德制高點上俯視，看到的是人類可以如此沉淪，而不是我們的標准已經提高了。面對

這些先入為主的觀念，我只能用數字，用收集的數據資料並制成圖表來說服你們。我會解釋數據的來源，盡力說明數據是如何采集的。我提出的問題是，如何理解在家庭內、在鄰里中、在部族之間和其他武裝割據之間，以及在主要民族和國家之間各個層面上都發生了暴力的消減。如果每一個層面上暴力歷史的軌跡各有其特質，那麽它們就應該各有專著論述。但讓我一再驚訝的是，回顧過去，世界上各個層面的暴力幾乎呈現一致的下降趨勢。這就有必要在一本書中結集文獻，尋找這些發展在何時、如何並為何出現了這些共性。我希望能讓讀者相信，當很多不同形式的暴力都在向減弱的方向移動，很難說這是一種偶然，因此需要我們給出解釋。暴力的歷史很自然地可以演繹成一

個道德的傳奇——一場正義反抗邪惡的英勇奮戰，但這不是我的出發點。我的方法是對歷史的因緣進行廣義的科學解釋。我們可能會發現，道德領袖們（moral entrepreneurs）——主流道德的制定者和捍衛者以及他們的活動對和平有著特殊的貢獻。我們也可能發現一些更直白的原因，比如技術、政府、商業或知識等方面的變化對和平的作用。暴力下降不能被看作一個不可阻擋的、能將人類帶往完美和平這一最終目標的進步力量，它只是基於不同歷史階段、不同人類群體行為的一組統計趨勢。對此，它需要我們給出心理學和歷史學的解釋：人類心智是如何應對情勢之變的。這本書的很大一部分是在探討暴力和非暴力心理學。我大量援引的心智理論（th

e theory of mind ）是對認知科學、情感和認知神經科學、社會和進化心理學，以及其他有關人性的科學研究的綜合。在我的著作《心智探奇》（How the Mind Works）、《白板》（The Blank Slate）、《思維探秘》（The Stuff of Thought）中，我探討過這些理論。我從中認識到，心智是一個具有認知和情感功能的復雜系統，這些功能由大腦實現，而大腦的基本構造又源自進化過程。這些功能的某些部分讓我們產生各種暴力傾向，而另一些功能——比如林肯所說的「我們本性中善良的天使」，則把我們引向合作與和平。解釋暴力減少，也就是辨識文化和物質環境中有哪些變化，讓我們天性中

愛好和平的動機占了上風。最後，我要證明，人類的歷史已經融入人類的心理層面。人類的一切事務都彼此關聯，暴力事件更是如此。無論在歷史上的何時何地，和平的社會總是更富裕，教育水平更高，管治得更好，更尊重婦女，有更多的機會從事貿易。在這些幸福的特性中，哪些開啟了良性循環，哪些只是伴生品，回答這個問題並不容易，所以人們會給出一些自己也不滿意的循環解釋，比如，暴力減少是因為文化中的暴力因素減弱了。社會科學家將社會變量分為「內生」和「外生」兩種，前者處於系統內部，可能受到它們所試圖說明的現象的影響，而後者則受外力的驅動。外生力量可以來源於技術、人口、商業和管治機制的變化，也可以來自知識領域，比如新思想的孕育

和傳播以及其自有的生命力。對歷史變遷最令人滿足的解答就是找到一個外生的觸發力。我會在數據允許的限度內，試圖識別在不同時間以不同方式曾經作用於我們心智的外生力量，而這些力量就是導致暴力下降的原因。對這些問題的檢討，匯聚成此部長篇巨著——這本書分量太重，我不妨將主要結論在此做一個預覽。《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是一個關於六大趨勢、五個心魔、四位善良天使、五種歷史力量的故事。六大趨勢（第2章至第7章）。人類這個物種從暴力中後撤經歷了種種發展，條分縷析，我將其分別歸入六大趨勢。第一個趨勢是以千年為尺度的過程：我們這個物種的大部分進化史是在狩獵、采集和栽種社會（園藝社會）中完成的。大約5000年前，人類從這種

無政府狀態開始向第一個具有城市和政府的農耕文明過渡。伴隨這一轉變，人類在無政府自然狀態下的常規劫掠和打殺減少了，暴力死亡下降到原來的1/5。我將這個和平階段稱作「平靖進程」。第二個過渡期歷時500多年，歐洲史對這一階段有詳盡的記載。從中世紀晚期到20世紀這段時間內，歐洲國家的凶殺率下降了10—50倍。在社會學家諾伯特•埃利亞斯的經典大作《文明的進程》（The Civilizing Process）一書中，他將這一令人訝異的暴力下降歸因為分散割據的封建小邦整合為中央集權的大國，並形成一個支持商貿發展的架構（infrastructure）。與埃利亞斯所見一致，我將這一趨勢稱為「文明進程」。第三個變

遷跨越幾個世紀，起始點大致是17和18世紀的「理性時代」和「歐洲啟蒙運動」（盡管這一變遷是對古希臘文明和文藝復興的傳承，在世界其他地區也同時存在平行的古代文明）。在這一階段，第一次出現了有組織的社會運動，推動廢除那些已被社會接受的暴力形式，比如專制、奴隸制，決斗、嚴刑逼供、迷信殺戮、殘酷處罰和虐待動物，系統地形成了和平主義的第一個高潮。歷史學家也將這一時期稱為「人道主義革命」（Humanitarian Revolution）。第四個變遷始於「二戰」結束。戰後的幾十年間，人類見證了史無前例的發展：一般而言，超級大國和發達國家之間停止了彼此之間的戰爭。歷史學家將這一天賜佳景稱為「長期和平」。第五個

趨勢是武裝沖突越來越有節制。雖然從新聞報道中，人們還很難相信這一結論，但自1989年冷戰結束，各種武力沖突——包括內戰、種族清洗、專制政府的對內鎮壓，以及恐怖襲擊，在世界范圍內一直在下降。認識到這一令人歡欣的發展並不穩定，我將之稱為「新和平」。最後，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標志著戰後時代的到來，人們對較小規模的侵犯行為也越來越反感，這些行為包括對少數族裔、婦女、兒童、同性戀的暴力侵犯和虐待動物。從50年代後期至今，隨著接連不斷的社會運動，民權、女權、兒童權利、同性戀者權利和動物權利，這些人權概念的延伸逐一登場，我將此階段稱為「權利革命」。五個心魔（第8章）。許多人堅信「暴力壓力釋放理論」：人

類具有一種內在的侵犯性——死亡本能或嗜血的沖動，這種聚積在我們內心的壓力必須階段性地得到釋放。這種理論完全背離現代科學對暴力心理的理解。侵犯性不是單一的動機，更不是一種日漸迫切的沖動。它是幾種受環境觸變、內在邏輯、神經生物基礎，以及社會分布形態影響的心理系統的共同產物。第8章對五種心理系統進行了闡釋。捕食或工具性暴力僅僅是作為實現某種目的實用手段。支配欲則表現為對權威、聲望、榮譽和權力的追求，它的表現形式可以是個人之間的叫陣，也可以是種族、部落、宗教和民族集團之間的權力之爭。復仇心激起人類的道德沖動，施行報復、懲罰和伸張正義。虐待狂以他人的痛苦為快樂。意識形態則是一個共享的信仰體系，通常具有一

種烏托邦式的幻想，而為了追求無限的善可以不擇手段地使用暴力。四位善良天使（第9章）。人之初並非性本善，亦非性本惡，但是他們生來就具備某些動機，引導他們離棄暴力，趨向合作和利他。移情，特別是同情意義上的移情，讓我們對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並與他人的利益產生認同。自制，讓我們能夠預測沖動行事的後果，並相應地加以抑制。道德感將一套規則和戒律神聖化，用以約束和管治認同同一文化的群內相互關系。有些時候，這些規則和戒律使暴力減少，但部落的、威權的和道學的規則卻經常會增加暴力。理性讓我們得以超脫有限的視角，思索我們的生活方式，追尋改善的途徑，並引導我們天性中的其他幾種美德。我將在本書的一小節中，從生物學家的技

術角度，探討是否有可能從基因變化上看出最晚近的人類進化史也確實是趨向暴力下降的。不過，本書的著眼點是變遷的環境條件：不變的人性在不同歷史環境變化中的不同表現。五種歷史力量（第10章）。在最後一章中，我要同時引入心理學和歷史學，辨識那些有利於人類的和平動機和驅使暴力成倍下降的外生力量。利維坦，即國家和司法壟斷了武力的使用，可以化解掠奪性的攻擊，抑制復仇的沖動，避免各方自以為是的自利式偏見。商業是一個各方都可以是贏家的正和游戲，技術進步使產品交換和思想交流可以跨越的距離越來越遠，參與的人群越來越大，他人的生命也因此更有價值。他們也就更不會成為被妖魔化和非人化的目標。在女性化這樣一個過程中，文化對女

性的利益和價值越來越予以尊重。既然暴力主要是男性的消遣，提高婦女賦權的文化總是更少鼓吹暴力，也更不會在無所寄托的年輕男性中滋生危險的亞文化。世界主義的力量，包含識字率、流動性和大眾媒體，都有助於人們換位到與自己不同的人的角度思考，擴大同情的范圍，善待他人。最後，知識和理性在處理人類事務中具有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理性的滾梯使得人們認識到暴力循環的有害無益，克制將一己之私置於他人利益之上的特權，並且重新審視暴力，將其看作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而不是一場爭奪勝負的競賽。一旦人們意識到暴力在下降，他們眼中的世界將與以前有所不同。往昔不再純潔無瑕，今天亦未必理崩樂壞。人們開始意識到，公園里嬉戲的異族通婚的

家庭，拿元首當笑料盡情調侃的喜劇演員，還有那些在危機時悄悄地偃旗息鼓，而不是戰爭升級的國家，我們身邊這些習以為常的細節，對於我們的祖先而言都是無法實現的烏托邦。我們對此無須自鳴得意，今天我們得以享有和平，是因為過去幾代人痛感暴力的蹂躪，為減少暴力而付出了他們的努力，我們今天也應該為減少尚存的暴力而進行努力。確實，對暴力在減少這一事實的認識，最有效地證明了人類的努力是值得的。人性中的殘暴，長久以來就是道德教化的對象。認識到某種力量能減弱人的殘暴性，我們就能找出其中的因果關系。與其追問「為什麽會有戰爭？」，也可以多問問「為什麽會有和平？」。我們不僅可以窮究我們到底做錯了什麽，也可以探討我們還做對了

什麽。因為有些事情我們確實做對了，那麽最好能搞清楚這些做對的事情究竟是什麽。很多人問我是怎樣開始進行暴力分析的。這不是一個謎：研究人性必然要關注暴力。我是從馬丁•戴利和馬戈•威爾遜有關進化心理學的經典之作《殺人》（Homicide）中第一次了解到暴力是在減少的。他們在這部書中檢討了非國家社會中的高暴力死亡率，以及從中世紀開始至今，暴力死亡人數的減少。在以前的幾部著作中，我均提到過這些暴力下行的趨勢，結合西方歷史上的廢奴、結束專制、停止酷刑處罰等人道主義的發展，以此支持一個觀點，即道德進步與人類心智的生物學解釋和對人性中陰暗面的認知是一致的。在回答網絡論壇2007年的年度問題「你為何樂觀」時，我

重申了這些觀點。我的信口開河招致學者紛紛來函，研究歷史犯罪學和研究國際關系的學者告訴我，暴力減少的歷史證據，要比我知道的更為豐富。他們的數據讓我相信，這是一個被低估的有待講述的故事。所以，我首先要向這些學者致以最深切的感謝：Azar Gat，Joshua Goldstein，Manuel Eisner，Andrew Mack，John Mueller和John Carter Wood。我在寫作本書時，也受益於Peter Brecke，Tara Cooper，Jack Levy，James Payne和Randolph Roth的通信。他們慷慨地與我分享他們的思想、文章和數據，真誠地指引我走過遠

非我專長的研究領域。David Buss, Martin Daly, Rebecca Newberger Goldstein, David Haig, James Payne, Roslyn Pinker, Jennifer Sheehy Skeffington和 Polly Wiessner閱讀了本書的初稿，並提出了極為有益的建議和批評。Peter Brecke, Daniel Chirot, Alan Fiske, Jonathan Gottschall, A. C. Grayling, Niall Ferguson, Graeme Garrard, Joshua Goldstein,

Capt. Jack Hoban, Stephen Leblanc, Jack Levy, Andrew Mack, John Mueller, Charles Seife, Jim Sidanius, Michael Spagat, Richard Wrangham和John Carter Wood 對部分章節所做的評論，讓我獲益匪淺。許多人及時地回復了我就本書提出的詢問，甚至提出了建議: John Archer, Scott Atran, Daniel Batson, Donald Brown, LarsErik Cederman, Christopher Chabris, Gregory

Cochran, Leda Cosmides, Tove Dahl, Lloyd deMause, Jane Esberg, AlanFiske, Dan Gardner, Pinchas Goldschmidt, Cmdr. Keith Gordon, Reid Hastie, Brian Hayes, Judith Rich Harris, Harold Herzog, Fabio Idrobo, Tom Jones, Maria Konnikova, Robert Kurzban, Gary Lafree, Tom Lehrer, Michael Macy, Steven Malby,

Megan Marshall, Michael McCullough, Nathan Myhrvold, Mark Newman, Barbara Oakley, Robert Pinker, Susan Pinker, ZiadObermeyer, David Pizarro, TageRai, David Ropeik, Bruce Russett, Scott Sagan, Ned Sahin, Aubrey Sheiham, Francis X. Shen, Lt. Col. Joseph Shusko, Richard Shweder, Thomas Sowell, Hvard S

trand, IlavenilSubbiah, Rebecca Sutherland, Philip Tetlock, Andreas ForTollefsen, James Tucker, StaffanUlfstrand, Jeffrey Watumull, Robert Whiston, Matthew White, Maj. Michael Wiesenfeld和David Wolpe。我在哈佛的同事和學生慷慨地向我提供了他們的專業知識，他們是：MahzarinBanaji, Robert Darnton, Alan Dershowitz, James Engell, Nancy Et

coff, Drew Faust, Benjamin Friedman, Daniel Gilbert, Edward Glaeser, Omar Sultan Haque, Marc Hauser, James Lee, Bay McCulloch, Richard McNally, Michael Mitzenmacher, Orlando Patterson, Leah Price, David Rand, Robert Sampson, Steve Shavell, Lawrence Summers, Kyle Thomas, Justin Vincent, Felix Warneke

n和Daniel Wegner。特別感謝那些和我一起為本書制作數據報告的研究者們。Brian Atwood承擔了無數精確的統計分析和數據庫的搜尋，他的工作不僅完整，而且富有洞察力。William Kowalsky從民意調查領域發現了很多相關的研究成果。JeanBaptiste Michel幫助開發了書蟲項目、谷歌全球書籍詞頻統計器和谷歌書籍語料庫，並構建了一個具有獨創性的戰爭規模分布模型。Bennett Haselton所做的一項有關人對暴力歷史的觀感的研究信息十分豐富。Esther Snyder協助完成了制圖和目錄搜尋的工作。IlavenilSubbiah為本書設計了精美的插圖和地圖，並多年

來一直向我提供關於亞洲文化和歷史的寶貴見解。我的經紀人John Brockman提出的問題，促使我寫作了此書，他對初稿提出了很多非常有益的意見。Wendy Wolf是我在企鵝出版社的編輯，本書最後的定稿很大程度上是在她對初稿所做的詳細分析上成型的。對於John和Wendy，還有企鵝出版社的Will Goodlad對本書寫作的每一個階段所給予的支持，我深懷感激。我由衷地感謝我的家人給予我的愛和鼓勵：Harry，Roslyn，Susan，Martin，Robert和Kris。我必須向Rebecca Newberger Goldstein表達我最深切的感激，她不僅豐富了本書內容和風格，她對本書價值所

抱有的信念給了我極大的激勵，她對我的世界觀的形成有著其他人無法比擬的影響。本書題獻給我的外甥女、外甥和我的繼女們：希望他們享有一個暴力繼續減少的世界。導讀重看歷史，重建道德錢永祥近年來，我比較關注的政治哲學課題是：一個健全的社會，它的公共文化需要包含什麽樣的道德意識？在閱讀相關文獻的過程中，斯蒂芬•平克這本《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為什麽暴力在下降》帶給我直接又深遠的沖擊與啟發，回響所及，對我在道德哲學與政治哲學領域中的思路調整很有助益。這本書為什麽引發我如此大的共鳴與重視？是因為它提出了一種新的歷史觀與道德觀，全面挑戰現代人對「歷史」與「道德」的理解及想象方式，從而使人類的道德感性與社會實踐都有了

新的含義、新的方向。我認為，它值得所有關切歷史與道德之現世意義的思想者重視。有見於今天的中國正面對獨特的道德危機，以及重建道德的沉重挑戰，這本書特別值得譯成中文，供中文讀者參考。本書開題的第一句話就大膽宣稱，它「所談論的可謂人類歷史最重大之事」，這件事就是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暴力呈現下降趨勢」。作者進一步質問心存懷疑的人：「如果這不叫進步，我不知道還有什麽能算是進步？」的確，《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之所以引人矚目，出版之後引起廣泛爭議，正是因為作者敢於直言人類的歷史的確有進步可言，進而又提出了暴力下降作為度量這種「歷史進步」的尺度。這兩項主張都具有高度的挑釁性。承認人類在進步，就意味著正面挑戰了

近百年來主流思潮不願也不敢再談「進步」的相對主義、虛無主義傾向，並強調人類不僅在「改善」之中，而且這種改善從過去到現在乃至未來，足以構成一部相連貫的人類進步史；如果接受以「暴力下降」作為進步的量尺，就等於是在挑戰習見的高調道德觀，把道德關注的核心議題從「追求德性」下移到了「減少苦痛」，所謂「改善」並非指人類已進入某種崇高的道德境界，而只是減少使用暴力，減少個人所承受的苦難而已。從這兩方面出發，本書以浩瀚數十萬言提供了豐富的論據與材料作為佐證，讀來目不暇接（115張圖表，近2000個引注、上千項參考材料），堪稱一場知識盛宴。而讀完之後，讀者或許不會完全接受書中所表述的這兩項主張，不過，經此論辯的

洗禮，你的歷史觀與道德觀都會與此前大為不同。面對這樣一本篇幅巨大的著作，讀者在開始閱讀之前會需要一幅簡明的地圖。在「前言」里，作者對全書的主要結論提供了一個「預覽」，讀者可以參考。在此，我想簡要地綜述全書的論證架構，對閱讀或許也有一些幫助。本書的主旨在於證明，人類歷史可以看成「暴力在降低」的歷史。這個主旨涵蓋了兩件工作：一是設法顯示歷史上暴力的確在降低，二是設法說明這種「降低」現象的原因是什麽。針對第一件工作，作者舉出了五千年來人類歷史的六大「趨勢」，每個趨勢都顯示了暴力在降低。這六項趨勢我們稍做簡化，大致如下：首先他指出，考古學家檢視遠古掩埋場挖掘出來的遺骸殘骨，發現在國家組織尚未出現的漫長

時代里，因暴力沖突而導致死亡的比例約為15%，可是到了烽火連天的20世紀，戰爭造成的死亡只達全世界人口的3%；在尚未形成國家的原始部落社會中，每10萬人有500多人死於暴力沖突，但即使在20世紀遭戰火嚴重蹂躪過的德國、俄國，這個數字也只有130人。平克稱這個演變為「平靖進程」，他將其歸功於中央政治權威，也就是某種「國家」的建立。第二個趨勢是個人之間暴力相向的情況在降低。從歐洲的中世紀到今天的西歐社會，凶殺案的比例從每10萬人每年超過100件（這是14世紀的英國牛津，也是美國西部在開發時期的情況），降到了20世紀50年代的每10萬人0.8件。這種轉變，平克借用社會學家諾貝特•埃利亞斯（Norbe

rt Elias）的術語，稱之為「文明進程」，其原因包括了政府的治安、司法力量的提升，以及經濟的基礎從農業（土地）轉向貿易。第三方面的趨勢，平克稱之為「人道主義革命」，主要涉及各種殘暴酷刑，特別是法定的酷刑與死刑，都有顯著的減少。人類殫精竭慮設計的各種刑求方法與刑具（書中有驚悚的附圖）、各種以人獻祭的習俗、獵殺女巫、殘殺宗教異端、宗教戰爭等等，它們曾經盛行長達幾個世紀，如今都已不復存在。此外，在早先，酷刑與死刑不僅頻繁，而且往往公開舉行，人們扶老攜幼以看熱鬧的心情圍觀評論，並不以為不諱不忍。18世紀以後，這種情況大體上不再見到。人道主義革命的主要動力，平克歸功於印刷技術發達、書籍報刊的普及流通

以及書報讀者的大幅度增加。閱讀幫助人們設想他人的經驗與感受，也理解到「他者」不一定是邪惡的威脅，從而減少了殘酷虐殺的意願。接下來，平克整理人類歷史上戰爭、內戰以及種族屠殺的演變。從他所舉出的數字來看，一個大致穩定的趨勢是：戰爭的數目在減少，戰爭直接、間接致死的人數相對於世界人口的比例在減少，種族屠殺的發生次數也急遽減少。平克認為，這些趨勢的外因正是康德在《論永久和平》一文中所言及者：民主制度、貿易以及國際組織。平克特別在意一般視20世紀為「歷史上最黑暗的世紀」的成見。他強調，20世紀死於戰火的絕對人數的確是歷史上最高，可是考慮到世界人口的總數，它是最暴力血腥的世紀嗎？19世紀初的拿破侖戰爭造成

400萬人死亡，中葉的太平天國運動造成2000萬人死亡，稍後的美國內戰造成65萬人死亡，早先南非祖魯王國的沙卡王之治造成200萬人死亡，南美洲的三國聯盟之戰，消滅了巴拉圭六成以上的人口。在非洲獵捕奴隸並販售到美洲的過程，所造成的死亡人數遠遠超過了納粹大屠殺。至於帝國主義在世界各地發動的殖民戰爭就不用提了。平克無意美化20世紀，但是他強調，20世紀後半葉的長期和平，也是20世紀歷史的一個部分，不應忽視。（平克沒有忽視50、60年代的中國，60、70年代的中南半島，但並沒有討論其含意。）說到種族屠殺，20世紀的記錄歷歷在目，包括晚近的波斯尼亞、盧旺達、達爾富爾。可是打開《舊約•聖經》，幾乎每一頁都

在鼓吹或者記錄某個種族的滅絕。雅典人消滅掉美洛斯，羅馬人消滅迦太基，蒙古人西征，十字軍東征，歐洲宗教戰爭，歐洲人在美洲、非洲與大洋洲都造成了大規模的種族滅絕。（平克也提到了南亞的印度、巴基斯坦分割，以及60年代的印尼。）最後，平克關注到「權利革命」的整個趨勢。在這個范疇里，平克舉出民權（少數種族權利）、女權、兒童權利、同性戀權利、動物權利等方面的重大改進。他用具體數字顯示，各類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的法律與言行在20世紀大幅度改善；強暴、家庭暴力都顯著減少；對兒童的體罰、虐待、校園的霸凌、打架逐漸遭禁止；同性戀獲得除罪化，受到的敵視與攻擊也大為減少；即使在動物保護這個領域，狩獵活動不再流行，素食人

口快速增加，保護動物的立法也越來越普遍。今天的人，對這些領域格外關注，固然是因為這些議題特別切身，在生活中天天遇到；但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戰爭、凶殺、各種集體迫害、酷刑等形式的暴力，已經不再是鋪天蓋地的眼前威脅，讓人類稍有余裕去關注並非直接生死之事的權利議題。在展示暴力的降低趨勢之後，平克的第二項工作就是設法說明這些趨勢的原因。在這方面，他特別強調，他並不假定人性本善還是本惡，也不假定人性在歷史上有過明顯的變化、改善。他認為，人性中間有一些動機會促使人向惡（他稱之為「心魔」），但也有幾種動力會促使人為善（他借用林肯的字眼，稱之為「善良的天使」）。至於實際上哪些動機會發揮作用，使人傾向於暴力還是傾

向於利他與合作，則往往取決於環境因素的觸發。所以平克在解釋幾千年來暴力減少的原因時，完全不訴諸人心的向善、人性的改良、「道德感」等內在因素，而是尋找外在於人心、人性的幾種社會、經濟、制度性的外在推力。（他舉出五項外在於人性之善惡的因素：利維坦國家、貿易、女性化、都市化以及運用理性。）這個基本的方法論取向，可能更接近今天「著重制度，少談心性」的現代想法。如今本書的中譯本問世，對於中文讀者來說，正好提供了一種宏觀的歷史觀，來對照檢視中國的歷史、文化對於暴力與苦痛的態度，檢討社會、人心中或隱或顯的價值觀。中國的歷史不見得比別人血腥，中國文化也並不特別崇尚武力與殘暴，更鮮見宗教迫害與殖民侵略。不過，傳

統中國絕對不是傳說中的「禮義之邦」。面對四鄰異族，面對爭奪權位的對手，面對社會上屬於「卑」的等級，面對異端邪說、違法亂紀之徒，華夏體制不見得心慈手軟。而每當體制崩潰，草民反抗，「萬家墨面沒蒿萊」，則往往帶來血流成河的報復與鎮壓之循環。中國歷史應該也有它的進步故事，只是這一頁還有待史家的抽絲剝繭（而且里頭總有一只被煮死的蠶蛹）。平克在書中指出，從古代到近代初期，某種「國家」形式的政治掌權者坐鎮大局，加上一般生活方式的「文明化」，這是促成暴力降低的兩項主要歷史動力。他沒有特別注意中國的歷史，不過中國在這兩個方面可能遠比世界其他地區都更為先進與發達，故此應該也有相應的降低暴力的效應。但到了近代與現代

的歐洲，18世紀的啟蒙運動觸發了一場「人道主義革命」，把人道、人權以及對於他者的包容，對於弱者的同情關注，逐漸擺放到人們道德意識的核心位置，由此開啟了至今仍然以各種「權利」為名進行的思想革命與社會改革。但是在中國，「啟蒙」的訴求雖不斷有人提出，卻好像並不容易看到類似的道德意識大變動。近代中國人飽受暴力欺凌、家國苦難、社會政治制度的迫害，以及現實生活的種種折磨，卻始終不曾有意識地把暴力的降低、苦痛的減少當作獨立而自成一格的道德價值看待。中國的文化與人心也強調惻隱與憐憫，不過在我們的道德觀中，它們基本上屬於個人修養的一部分，並沒有被視為道德思考的根本原則，更不曾成為社會倫理與公共規范的基礎性價值。

眾所周知，今天的中國人普遍憂慮於侵蝕整個社會的「道德危機」。在日常生活中，為己的私利與對人的權力似乎變成了驅動整個社會運作的關鍵性力量，淡漠與冷酷則構成了個人自我保護的第一道防線。在政府與民間舉辦的不少「道德狀況調查」中，頻繁見到「道德素質下降」「道德規范崩潰」之類的字眼。不過，一些學者已經指出，中國近代的「道德危機」由來已久，從19世紀末葉開始即接連不斷，至少包括了清季民初的儒家道德秩序崩潰，「文革」帶來的共產主義道德崩潰，以及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發展熱潮，將此前甫告萌芽的人文主義道德秧苗沖刷殆盡。百余年來一次又一次的摧殘與失望，難免滋生犬儒心態和虛無主義。面對這樣殘破貧瘠的歷史遺產，加上

生活經驗早已教導我們不能信任制度，更不可以信任他人，道德規范與道德價值在中國人的意識中，必然只會徒具形式，不太可能取得真實的生命。這種情況之下，大家所熟悉的各種「道德重建」的努力，通常只能停留在口號的層次，不容易產生具體的結果。那麽，在今天的中國，還有沒有機會重新培育出一種比較豐富的道德意識，一方面為大家日常慣用且常用的道德概念、道德評價字眼填充具體的內容，另一方面又為社會生活與個人言行提供可信、有效的道德准則，為人際關系與社會制度增加一些道德面向？這類問題幾乎不可能有現成的具體答案。不過平克在這本書里所發展的觀點，多少提供了思考這些問題的方向。一方面，對於「道德」這一概念的理解，我們應該務求

踏實，不必陳義過高，設想道德乃是某種需要人們提升心性與修養方克成就的境界；並且最好從日常生活中人們的需求與遭遇著眼，把各種苦痛與剝奪視作道德所關注的人間大惡，讓排斥暴力、減少這類苦難成為道德感性與道德關懷的注意焦點。換言之，我們需要經營、發展一種道德意識，強調「排斥暴力」與「減少痛苦」這兩項核心原則。道德意識的這種改變，主要是文化、思想層面的工作：文學、哲學、歷史敘事與生命史的敘述、媒體與大眾傳播、知識分子的思考與評論，都有助於發展一套新的道德敘事方式，從點滴開始，改變整個社會的道德意識。平克書中關於西方當年人道主義革命的分析（第4章），很值得我們參考。另一方面，各種社會運動對於整個社會的道德

性格，會帶來可觀的正面影響，這一點也需要我們正視。社會運動之所以產生，原本便是某些弱勢者的處境與遭遇造成了苦痛，需要道德關注，但現有的社會制度卻壓抑了他們的聲音，於是需要由當事人或關心者自行集結，形成社會力量，才能改善他們的處境與命運。因此，社會運動發自弱勢者日常切身的利害，所依據的正當性完全寄身於道德訴求，所追求的則是消除不公正的壓迫。與利益團體不一樣，社會運動的特質正好就是以道德為理由要求「減少苦痛」，消除社會中的隱性暴力，從而也就直接間接地改善了整個社會的道德質量。如果這種實踐層面上的運動，能與上述思想文化層面上的意識改革相互學習、相互配合，大家所盼望的道德重建，或許便能逐漸積累成形。平

克書里所講述的權利革命故事（第7章），不僅激勵人心，也足以為我們的道德重建工作所借鑒。平克這部大著的英文版2011年10月出版之後，在西方國家引起了大量的討論，也受到不少批評。一種常見的批評涉及方法論，包括他對各項統計數字的使用與解釋方式不能服人，由此認為他所導出的結論有誤導之嫌。另一類批評認為他的歷史敘事有許多疏漏與不妥之處，並不足以構築他的歷史觀。還有一種批評則著眼於幾個概念問題，其中最值得重視的是挑戰平克對於「暴力」的理解：他所謂的暴力似乎局限在以物理力量（槍炮刀斧、各種刑具或者拳腳、言詞）施加於人身，從而他所論的痛苦也集中在個人身體與生命所承受的生理傷害上。但有左派學者指出，資本主義體

制並不使用明顯具體的物理性暴力，卻仍然可以迫使工人工作，剝奪工人勞動的剩余價值；女性主義者也認為，父權體制並不需要施展家暴，便可以輕松維持男性的優勢支配地位。換言之，平克的宏觀歷史，所忽略的正好是真正宏觀的制度性暴力，使得他眼中的歷史趨勢與道德進步，其實只觸及了歷史的表層現象，並沒有掌握到歷史的真實。最後也是最激烈的批評，則指責平克全書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偏見，所見與所不見經常反映著他個人的意識形態傾向；有批評者甚至說，這本書之所以獲得各方好評，其實也反映了該書所傳達的訊息正好符合美國當前的主流輿論。這些批評，在我們評估平克書中論證的妥當程度時，都可以列為參考。我相信，中譯本出版之後，也會出現一

些高度批判性的書評文章。但在筆者看來，無論這些批評是否成立，都屬於實質的層次。該書有一個基本的局限，同時又有一個基本的貢獻，互為表里，恰似一個銅板的兩面，構成了給這本書恰當定位的前提，值得讀者在閱讀時放在心里。《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從一種宏觀的問題意識出發，對人類歷史進行宏觀的重建，但不經意之間，「宏觀」卻容易被作者以及讀者誤解成了「全貌」。平克證明了歷史有進步可言，這進步在於暴力在降低。但是暴力在降低，以至於暴力所導致的苦難在減少，並不意味著人類的生活已擺脫了所有的苦難。事實上，飢餓、貧窮、疾病與營養不良、缺乏教育、天災疫病，依然在「南方」國家折磨著數以億計的人們；失業、貧困、老病，在發達國家

也是嚴重的問題；何況上面提到的制度性暴力，包括族群沖突、性別歧視、宗教斗爭以及資本主義全球流動之後的勞動剝削與環境破壞，並沒有被人道主義革命與權利革命所消除，反而繼續以直接間接的方式，在許多社會之間以及許多社會內部造成苦難。我不認為平克企圖否認、掩蓋這些涵蓋極廣的苦痛來源。但是他談暴力造成的苦難在降低時，這種有限的樂觀，無意之間卻擴散為全面的樂觀，好像他所描述的歷史趨勢，已經能夠涵蓋人類所面對的所有苦難。但是這分明是嚴重的誤會：《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所述說的進步故事，局限在某些形式的暴力以及這類暴力所制造的苦痛上；它其實並沒有對人類的全部命運提出任何論斷或者預言。讀者閱讀本書時，對這一點要有所警

覺。但話說回來，這個受到高度局限的領域，難道不值得我們重視嗎？即便局限，這個領域中的變化，不是有其高度的啟發性嗎？平克的基本問題意識，觸及了人類進步的可能與苦痛的道德深意這兩大議題；我認為，能提出這兩個問題，本身便深具意義。針對這種問題意識，平克把人類歷史中各種減少苦痛、要求人道、追求解放的歷程連貫成一個完整的進步敘事，不啻為道德意識建立了一套演進史，把今天人類仍在努力的道德事業，聯系到了人類歷史從古到今的殘暴、受苦、抗議、反省、學習、改善的整個過程，讓我們儆悟現在的多數制度、行為仍攜帶著昔日的暴力因子，因此永遠需要我們警惕、反思、抗議，進而得到改善、進步。這本書的意義其實不應該在於謳歌頌贊人

類已經獲得的有限的改善與成就，而在於指出現有的趨勢與成就，適足以顯示方向，督促我們把眼光放得長遠，對「暴力」的含義不斷追索，對人間「苦痛」的所指逐漸擴大范圍，從而把更廣義的暴力降低、更廣義地減少苦痛，當成繼續努力的目標。借這樣的閱讀心得調整我們的歷史觀與道德觀，才是本書的真正價值所在。2014年5月於南港／汐止

北屯兒童公園服務設施通用化設計與使用者關係之探討

為了解決charles&keith評價的問題，作者蘇庭瑩 這樣論述：

　　近年來我國已邁向高齡化社會，全民提倡「以人為本」的概念逐漸重視公園戶外環境上的使用需求。公園綠地的空間使用性，在於設計者是否符合所有使用者之不同使用需求。因此，除了檢視公園綠地既有空間形式及設施外，也需針對是否符合使用者使用行為之需求進行使用者行為之觀察研究。基於前述動機，本研究之目的為探討使用者於既有公園綠地空間，對於公園服務設施使用行為、使用率及是否符合使用之行為進行探討分析，探討公園綠地空間與使用者行為之間的關係，進而提出改善策略。　　本研究運用通用化概念所得出之因子以問卷調查方式，先採模糊德爾菲法方式取得建築景觀、都市計畫等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對於設施便利可及性、環境知覺舒適性、設

施安全評估及設施永續性設計等四大面向之20項評比項目之重要性，並配合公園評比分析表，針對北屯兒童公園進行分析評比。並就既有公園設施機能及所需設施加以檢討調整，進一步評估北屯兒童公園短、中、長期的改善方向，借以提升整體環境的通用友善度，提供民眾更良好的使用環境。　　研究結果顯示，北屯兒童公園通用化設計因子比重依序為：設施安全性(26.7%)、設施便利可及性(26.5%)、環境知覺舒適性(24.6%)、設施永續性設計(22.2%) 。意旨北屯兒童公園之設計，能以設施安全性為基礎，兼顧設施便利可及性，提升環境知覺舒適性並以設施永續性設計做為參考，將有助於建構北屯兒童公園服務設施通用設計之完整策略，亦

可提供作為公園規劃改善與管理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