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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政治民主化與文武關係的轉變

為了解決farewell party遊戲的問題，作者張景台 這樣論述：

台灣解嚴後，文武關係歷經了諸多轉變，透過政治民主化進程的觀察，本論文認為，我國的文武關係已經隨著民主化而漸趨成熟穩定。觀察台灣民主化經驗中「軍隊國家化」的歷程，本論文發現，「黨軍」的體制有助於軍隊邁向國家化，軍隊的角色是民主化的「助力」而非「阻力」。同時，從「文人至上」的概念來觀察台灣的民主轉型，本論文發現，兩次政黨輪替後的台灣，經由國防二法的實施，逐步落實了「民主統制」、「政治中立」和「社會公正」等三個「文人至上」的基本條件，足以論證台灣已然邁入民主鞏固時期。

中共胡錦濤主政時期的文武關係

為了解決farewell party遊戲的問題，作者洪志安 這樣論述：

論文摘要　　文武關係(civil-military relations)是發展中國家政局穩定和國家發展的重要指標。共黨國家的文武關係更是它維持政權的「柱石」。觀察二十一世紀中共國家發展和兩岸關係演變，文武關係與共軍的政治角色，是非常重要的指標，殊值吾人深入探討分析。　　從中共「十六大」起，胡錦濤開始成為名義上黨的領導人，在「繼承轉型」期間，由於江澤民續任軍委會主席，形成了「兩個中心」的困局，以及由純文人軍委主席代表軍方利益與純文人黨的領導人互動的特殊現象，無法真正落實「以黨領軍」。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後，胡錦濤掌握黨政軍「三位一體」的權力，進入「繼承鞏固」階段。由於胡無法藉由個人權威牢固地掌控

軍隊，轉而強調「依法治軍」，並逐步落實黨與軍隊的制度化，以及持續現代化軍隊建設，因而有不少學者樂觀地認為共軍的專業化，將促成黨軍分立甚至分離，由共產黨國家的革命型軍隊走向西方民主國家的專業型軍隊。本文從中共文武關係研究文獻，以及文武關係歷史回顧中，得悉中共的文武關係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因勢調整，與時俱進的，在持續中有變遷，在演變中有堅持。探析影響胡錦濤主政時期文武關係的主要因素(面向)，包括了靜態層面的「意識型態」、「歷史遺緒」和「組織結構」三項，由於其根本的屬性和結構，並未完全改變，因而對文武關係影響的程度相對有限。在動態因素(面向)，包括有「政治繼承」、「派系政治」、「政治參與」、「國防經費

」、「軍事專業化」、「政工運作」和「對台政策」七項，均屬於實際運作層面，易於受到客觀的國內外環境變動，以及本身應變態度與能力的影響。因而，儘管胡錦濤仍堅守著「黨控制」的基本模式，但受到1990年代初期後，中共黨軍權力共棲的現象隨著世代交替而改變，以及面對市場經濟和未來戰場的衝擊，在黨與軍隊改良、調適的過程中，傳統的文武關係型態也會隨之而轉變。綜合言之，由於黨軍一體化的組織結構和「以黨領軍」的意識型態，是塑造共軍工具性角色形成的主因，胡錦濤仍繼續堅持而不會全盤棄守，以作為其鞏固軍權的基礎。此外，胡提出了「科學發展觀」作為軍隊建設的指導方針，並賦予共軍「三個提供、一個發揮」新的時代使命與職責，以期

能「以軍護黨」，貫徹黨的方針和路線。然而，現階段中共的權力結構，已由傳統權威、魅力權威轉向合法理性權威。在權力運作上，屬於法定職權型領導人的胡錦濤，必須透過正式的制度權力，結合非正式的提攜關係，以及在施政上滿足共軍的組織利益等多種途徑，才能真正獲取軍方的認同與支持。因而，必須持續支持共軍朝向現代化發展的各項活動和經費，並在軍事事務上給予較大的自主權力。當然這並不意味著「黨指揮槍」的原則遭到破壞，基本上共軍仍未能脫離「具有專業特色的黨軍」角色，只是黨對軍隊的控制不再處於「支配與被支配」關係，文武關係與時俱進地轉換為一種相對弱勢「以黨領軍」格局下的「利益共享」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