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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技術作為工夫實踐：六Ｏ至九Ｏ年代台灣現代劇場的修「身」

為了解決force里程歸零的問題，作者葉根泉 這樣論述：

「身」有其具象與抽象的兩種層次：在舞台上的表現不僅被觀看到肢體動作，亦有其內在抽象思維所包含、隱身於內蘊的底層，如此內面性會涉及到生活的層面，亦是創作者將其生命中「關照自我」 (the care of the self)的實踐與舞台表現的身體技術，作為聯結。例如亞陶(Antonin Artaud)的殘酷劇場(the theatre of cruelty)被定位為非再現式(non-representational)的表現式(presentational)劇場，從生命具有的不可再現之本質，它就是生命本身。台灣現代劇場中，劇場工作者試圖從身體技術的訓練上，去找尋到修身的工夫實踐，例如人子劇團、優劇

場擷取葛羅托斯基的養份，促使優劇場走向尋找東方身體「道藝合一」的道路；無垢舞蹈劇場觀照自我生命與外在世界的聯結，所創造出儀式劇場美學。台灣現代劇場兩個重要的轉折：一、為戰後1949年國民黨政府遷移政權到台灣，二、為1987年解嚴前後的時代。許多論述者在思索台灣現代劇場的「現代性」，認為從西方劇場所挪移的形式與技巧，這樣「西化」的路線才是唯一「現代性」的面向。但路徑運動的行進，不會完全是直線線性，有時是曲折、繞圈或是折返，仍有一股「回歸」後座的力量。如因納斯(Christopher Innes)認為「原初主義」(primitivism)是觸發劇場的實驗性的動機，他指出現代性的科學特質和回歸「原初

」的形式是並行不悖。本論文以身體作為切入的視角，帶到修身的自我技術(technology of the self)。如此雙重的「身」體性，從外部轉向內在，經由轉化自我去建立起主體。並驗證台灣八Ｏ年代末期興起的「本土化」運動，朝著追尋自我的方向前進。身體技術作為工夫實踐，亦是觀照六Ｏ至九Ｏ年代台灣現代劇場，如何從修身的歷史經驗，找到台灣現代劇場獨特的主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