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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1的問題,我們搜遍了碩博士論文和台灣出版的書籍,推薦Daniel P. Aldrich寫的 重建韌性-災後復原的社會資本 和Bruce L. Moon的 藝術本位團體治療:理論與實務都 可以從中找到所需的評價。

這兩本書分別來自五南 和洪葉文化所出版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所 韋光華所指導 陳重豪的 調控高分子給體二維共軛側鏈與設計共軛中心核與pi-架橋小分子受體結構與性質之系統性研究 (2021),提出ma-r1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有機太陽能電池、高分子側鏈工程、反式元件、低掠角廣角度散色、低掠角小角度散色。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資訊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吳育松所指導 鮑俊安的 基於記憶體存取事件取樣觀測及低耦合汙染源追蹤之記憶體資訊流追蹤技術 (2021),提出因為有 虛擬機管理器、資訊流、動態汙染分析、記憶體監測、可疑行為偵測、變數識別化技術的重點而找出了 ma-r1的解答。

接下來讓我們看這些論文和書籍都說些什麼吧:

除了ma-r1,大家也想知道這些:

重建韌性-災後復原的社會資本

為了解決ma-r1的問題,作者Daniel P. Aldrich 這樣論述:

  每一年自然災害為全球各地社區帶來威脅與危害。面臨復原挑戰時,各地應變方式大不相同,往往難以用災難規模來說明,或從當地政府或國際組織的援助來解釋。Daniel P. Aldrich在這本書說明災後能否成功復原,差別在於社區社會資本的深度。   《重建韌性》一書強調,社會資本對社區承受災難能力所扮演的關鍵角色,社會資本也是重建一切根本的基礎建設和網絡。Aldrich檢視四個不同地區的災後反應,包括1923年大地震後的東京、1995年大地震後的神戶、2004年印度洋海嘯後的泰米爾納德邦(Tamil Nadu),以及卡崔娜風災後的紐奧良,發現當地社會網絡愈是強勁堅實,居民愈能合力復原。除了能夠快

速散播資訊與協助救災外,社會資本愈雄厚的社區,更能把人口外移與資源外流降至最低。   隨著政府資源日益短缺,天然災難的頻率與強度日益增加,了解究竟哪些因素能提升重建效率,重要性更勝以往。《重建韌性》強調有效回應災難的一項關鍵要素。   「為何有些社區比其它地方復原更快更完全?藉由比較以及跨學科的方法,加上審慎精微的研究,Daniel P. Aldrich說明社會資本是災後復原最主要的力量。《重建韌性》是社會科學研究最佳的呈現,本書研究結果意義重大,將為災後重建計劃帶來新範式。」--Arjen Boin, Utrecht University School of Governance   

「Daniel P. Aldrich的研究並非聚焦於特定災後情況,而是拉大視角,綜觀四個不同災後脈絡,從中找出韌性模式以及阻礙復原的原因」。《重建韌性》提供一個新穎且引人注目的觀點,深入社會資本與災後復原較少為人所知的一面。」--Emily Chamlee-Wright, Beloit College   作者簡介 Daniel P. Aldrich   普渡大學政治科學助理教授,並著有Site Fights: Divisive Facilities and Civil Society in Japan and West一書。   序~第四章   林經桓 第五章       林經

桓 李仰桓 第六章   附件一、二    索引   蘇薇方 第七章       楊詠翔 序 言/林經桓 譯 第一章 社會資本及其災後復原的角色/林經桓 譯 災難的定義及其衝擊 韌性與復原 復原標準理論 社會資本:一個被忽略的因素 論點提要 案例研究選擇 本書概觀 第二章 社會資本:兩面特性的復原資源/林經桓 譯 社會資本知識簡史 因果機制:克服集體行動問題 測量方法 社會資本既是資產也是負債 社會資本於災難復原的運用 災難是否會改變社會資本? 第三章 1923年東京大地震/林經桓 譯 地震 復原速率說明 資料 方法與結果 結論 第四章 1995年神戶大地震/林經桓 譯 神戶大地震 質

性資料:社會資本案例與復原 與復原相關的因素 量化資料 方法與結果 結論 第五章 2004年印度洋海嘯/林經桓 李仰桓 譯 印度洋海嘯 案例研究 牽絆式與縱連式社會資本強的村落 牽絆式與縱連式社會資本較弱的村落 討論 塔米爾納杜邦62個村莊的量化分析 解釋取得援助的理論 資料 方法 結果:居住在收容中心的天數 結果:符合資格的家庭實際領取到救援物資的百分比 結果:符合資格的家庭獲得4,000盧比救濟金的比例 討論 針對1,600位居民的量化分析 解釋災後尋求援助的理論 資料與方法 結果 結論 第六章 2005年卡崔娜颶風/蘇薇方 譯 卡崔娜颶風 拖車屋=「公共惡」 拖車屋放置地點解析 資料

及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討論 結論 第七章 政府治理與市場機制之間─今後的方向/楊詠翔 不切實際且未臻完備的集權式重建計畫 譯 現存的計畫忽略或破壞社會連結 今後的方向:建立社會資本的新政策與新計畫 附錄一:統計圖表/蘇薇方 譯 附錄二:訪問名單/蘇薇方 譯 註 釋 參考書目 索 引/蘇薇方 譯   序   雖然有些學術研究似乎顯得乾硬枯燥(dry),但就比喻上及字面上來說,這本書卻是在潮濕(wet)的狀態下,寫於布滿長春藤的學術高塔裡。2005年7月中旬,我和家人搬到紐奧良,在杜蘭大學(TulaneUniversity)擔任助理教授。然而短短六週之後,8月28日星期天清晨4

點,卡崔娜颶風挾帶的雨開始下,我們夫妻匆忙帶著兩個小孩打包上車,開到西邊的休士頓尋找避難之處。一位熱心的鄰居知道我們不曾生活在墨西哥灣沿岸,好心警告我們這裡的真實情況。經仔細考慮後,我們匆忙地在行李塞了三天份的衣服,順手抓了慢燉鍋及一些照片,留下剛租來的房子,和裡頭全新的家具、書、衣服、電腦、唱片,以及我父母送我當禮物的另一輛車。到了週一中午,我們和其他疏散者,聚集在休士頓邊郊的一家汽車旅館,從電視上看到大壩潰堤的模糊畫面,嚇得說不出話來。在那之後,從第十七街渠道附近湧進十一呎深的水,淹沒紐奧良湖景(Lakeview)一帶,積水近三週不退,毀了我們全部家當,而這個已經成了我們每天生活一部分的社

區,也滿目瘡痍。   雖然我們立即向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申請救助,但我們的申請一開始就被拒絕,多次的請求一直到2006年3月才獲得回應。因為我們剛搬到這個悠哉之城(Big Easy),投保的洪水險及租屋險還來不及啟用生效,所以損失的私人物品與財產都無法申請理賠。在那段期間,我有機會從個人、家庭及社區的角度,思考災後復原的課題。我開始閱讀災難專家的文獻,檢視他們對於過往危機的分析,在什麼樣的條件之下,可     以讓災後復原更迅速有效,但現有研究尚無定論。由於無共識可循,我贊同一派學者的意見,他們認為「確定什麼因素會對復原過程產生關鍵影響,是極為重要的事」(Rodriguez et al. 20

06, 171)。卡崔娜颶風過後,我有機會親眼目睹個人、鄰里乃至整個城市,有的可以而有的卻無法從自然災害中復原。就我自己家人的經歷中,幫助我們最多的是朋友、朋友的朋友、熟人以及家人。接著我也發現,全世界災難的倖存者都有極其類似的經驗。就在我完成這本書的初稿時,2011年3月11日,大地震及海嘯席捲日本東北,我聽到住在東京及附近地區的朋友及同事,轉述一樣的經歷。   已有很多的學術研究聚焦在災難的探討( O l i v e r - Smi t h a n dHoffman 1999; Vale and Campanella 2005; Chamlee-Wright 2010;Kage 2011

;相關概述則有Valelly 2004; Tierney 2007; and Aldrich2011);另有極多的文獻則集中在社會資本的探討,認為它是一種聯繫,即使在一些非暴力衝突的爭議過程中(Chenowe th and St ephan2011),仍能把人們緊緊結合一起(Cohen and Arato 1992; Putnam1993, 1995, 2000; Castiglione, van Deth, and Wolleb 2008)。我們都知道網絡與個人關係在專業與個人生活的重要性,但災難學術研究與政府決策者卻遲遲未將這一概念整合至理論框架中。本書結合網絡與個人關係這兩個重要概念,以

期能夠了解社會資源對後災難復原的影響。利用二十世紀四個主要災難的大規模研究,本書揭示在最具毀滅性的事件之後,社會網絡與連結如何構成復原的核心力量。   政府很多的減災(mi t i g a t i o n ) 與復原計畫是建立在援助與災損的總額預測上。雖然這點很重要,但我提出質性與量化證據,說明社會資源,就如同物質資源,是韌性與復原能力的基礎。有些學者已經提出社會資源在復原上的重要性(Nakagawa and Shaw 2004; Dynes2005),但Koh和Cadigan則呼籲進一步探究,「證明並延伸這些概念,提供更多運用社會資源於救災的定量評估,以及藉由夠多嚴謹的分析,說明其效用」(

2008, 283)。一些學者直言「並無實證研究能證明社區韌性(community resilience)來自社區居民彼此間所建立的社會連結」(Chandra et al. 2010, 23)。本書回應這些挑戰,用最新的方法來處理新資料。我指出有較多社會資本的社區一起合作時,能較有效率地把資源運用在真正需要的地方。個體若與社區周圍的組織或決策者有連結,證實其有較高的韌性,因為這些網絡在當地危機之後仍然活躍。倖存者互借工具,運用他們的連結知道官僚體制新的要求及流程,並一起合組社群監督組織的運作。   這些結果,不僅對未來社會資本與災難之研究有深遠的意涵,對於非政府組織、政府幕僚及政治人物主導資

源分配上,同樣有深遠的意義。當前常見災難復原的方式仍脫離不了以五○年代公共基礎設施為參考範本,著眼於橋梁、輸電線、家園、道路與商店的重建。雖然這種以物質基礎為主的協助很重要,也確實在短時間內救了很多人的生命,然而對處於過去或未來危機的社區而言,這卻無助於其長期的韌性的發展。就像其他資源一樣,社會資本可同時藉由地方開始的(local initiatives)與社區外介入的兩股力量而壯大。未來的減災計畫(就像Swa roop在1992年的分析)必須取得基礎設施與社會基礎建設更好的整合。在看過數百件的災難案例研究後,我注意到很多的結論是建立在單一事件上;另外有很多都是在研究者完全沒去過災區的情況下寫

成的。為避免這些研究缺陷,我在日本、印度進行一年的田野調查,完成了四組資料組(data sets),描繪了225個跨越不同時間與空間的鄰里(neighborhood)與小村莊,它們受災程度各不相同。這些資料包括40個1920年代東京地區的鄰里,9個1990年代位於神戶的行政區,60個印度大小不等的村莊。另外再加上1,600份調查回覆,它們分別來自二十一世紀初的印度東南方,以及卡崔娜風災後,紐奧良115個以郵遞區號劃分的地區。有關某些城市地區的居民怎麼回應災難,這方面我已經蒐集了超過十年的資料。為了蒐集此書所需的資料,我在三個國家的圖書館進行檔案整理,並訪談了日、印、美三地約80個人,其中包含倖

存者、非政府組織工作者、當地的活躍人士,以及公務員,並做了為數不少的紙本訪談。我拜訪的村落橫跨印度塔米爾納杜邦(Tamil Nadu),並花了很多時間在東京、神戶和紐奧良這些遭災難摧殘的地方。   為了分析本書每一章的資料,我結合質性研究與量化研究,包含過程追蹤(process tracing)、時間序列(times series)、最大近似橫斷面模型(cross-sectional maximum likelihood models),以及傾向分數配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鑒於沒有一體適用的單一方法,因此很多篇章是建立在混合或混雜方法的基礎上,這也結合了大

樣本分析與詳細歷史研究兩者的優點。此外,很多學者持續地提供更多研究係數,這些會以星號註記標明他們研究的重要發現,在這裡我利用信賴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s)和統計模擬(simulation),為我的調查結果提供更細微的分析詮釋。根據實證研究的結果,每一章均附有圖表及數據,提供預測(圖表與數據細節可參見附錄一)。這些數據同時也反映預測的準度,顯示預測值95%的信賴區間(Tomz andWittenberg, 1999; King, Tomz, and Wittenberg 2000)。   最後, 學者一再強調資料可複製與透明的重要性。研究者無法建立在過去的研究結果上,除非

他們可以個別自行複製利用這些成果(King 1995)。社會科學延續了科學傳統,要求資料及分析資料的過程必須公開透明(King, Keohane, and Verba 1994, 8)。為了達到這一標準,所有在本書中分析的資料均可以從我的網站或者一些線上資料庫網站下載,像是哈佛大學DataVerse計畫及大學聯合政治社會研究計畫(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希望這些資料可以為未來災難復原的探討提供基礎。   所有的書都是網絡合作下的成果,作者不可能獨立完成。首先,我要感謝Borei Olam一切的

幫忙。由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與國際交流基金會(Center for Global Partnership)提供的Abe獎學金,資助我在日本與印度為期一年的田野調查。我在東京停留期間,受到東京大學的法學院以及比較法律與政治國際中心招待;在印度田野調查時,則由位於孟買的Tata社會科學機構的Jamsetji Tata災害管理中心負責接待。Abe獎學金與國際交流基金會同時也在2009年1月資助一個可以靜修思考的地方,這讓我在計畫初期獲得很大的幫助。當未來的計畫尚在構思草擬階段,我穿梭於美日網絡之間,在Paige Cottingham-Streater和SaraSeavey的指示下,曼斯菲爾德基金會(M

ansfield Foundation)提供很多機會,拓展我與學術圈和政治圈的聯繫。普渡研究基金會與普渡校友協會也贊助我在紐奧良額外增加的田野調查工作。   普渡大學公共政策與政治理論工作坊的同事,特別是Pat Boling、Aaron Hoffman、Jay McCann、Leigh Raymond、Laurel Weldon和Dwayne Woods等人,為我的論點提供很好的建議。檀香山的東西交流中心(Ea s t -We s t Cent e r)在2011年夏天提供了一個寧靜智性的環境,讓我得以編譯最後草稿。特別謝謝Allen Clark、Carolyn Eguchi、Roland

Fuchs、Karl Kim及Nancy Lewis。   我有機會將部分研究成果發表在亞洲研究協會及美國政治科學協會的年度會議上,同時也發表在德國的日本研究協會(German Institutef o r J a p a n e s e St u d i e s ) 、日本國際合作系統( J a p a n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Coope r a t io n Sys t ems) 及隸屬於東京大學社會科學機構的當代日本組,以及2008年1月在Tata機構,以災難為題舉辦的社會科學研討會。我也在一場由國際交流基金會(Cent e r for Globa l P

a r tne r ship)、普渡氣候變遷研究中心及普渡大學研究園區(Pu r d u e Un i v e r s i t y ’ sDi s c o v e r y P a r k ) 資助的新書研討會上, 有幸得以聽到五位世界級學者的意見,他們是Rieko Kage、Sudarshan Rodriguez、YasuyukiSawada、Shigeo Tatsuki和Rick Weil,我由衷感謝他們的看法與評論。   另外要特別感謝J o i e A c o s t a 、S i m o n Av e n e l l 、G o m a t h yBalasubramanian、Arj

en Boin、Anita Chandra、Stephanie Chang、Lane Conaway、Emily Chamlee-Wright、Susan Cutter、Paul Danyi、Christina Davis、Cindy Fate、Rose Filley、Carolyn Fleisher、CaryFr i e dma n 、Ma r y Al i c e Ha d d a d 、Ke n Ha r tma n 、Tr a v i s He n r y 、J a cque s Hyman、Ga ry I s a a c、J e ff Kings ton、Ani rudh Kr i

shna、Howa r d Ku n r e u t h e r 、J e n n i f e r Li n d 、I r f a n No o r u d d i n 、Sa d a a k iNuma t a、Rob Ol s hans ky、Cha r l e s Pe r r ow、Sus an Pha r r 、Ba r r yRabe、Nicole Restrick、Ian Rinehart、Rafe Sagarin、Paul Scalise、Len Schoppa、Miranda Schreurs、Hideaki Shiroyama、John Sides、Gavin Smith、

Pat Steinhoff、Ezra Suleiman、Kathleen Tierney及Rick Valelly。在我寫作的過程中,他們不吝指導、提供意見與支持。Marion Pratt花很多時間幫我把早先的手稿從頭到尾看過一次,她的建議讓本書增色不少。另外,值得特別一提出來的是Christian Brunelli,因為他的建議,我在東京都會警視廳(Keishichō)的檔案中挖掘耙梳東京近一世紀前的過去,為的是更了解居民如何從1923年的大地震中恢復過來。   Er i c Berndt、Er ik Cl even、Kevin Crook、Er i c Nguyen、El l iReul

and、Ros s Schoof s、Takahi ro Yamamoto和Laur a Young在研究上幫忙甚多。Janki Andharia、Hari Ayyappan、Lokesh Gowda、Jacquleen Joseph、Sunil Santha和V. Vivekanandan的辛勞,讓我在印度的研究得以實現,這也有賴Annie George以及她在NagapattinamCoordination and Resource Centre的職員,感謝他們的幫助。另有個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匿名審查者,他們建設性且詳盡的評論讓手稿大為增輝。普渡大學的系主任Bert Rockman和Irw

in Weiser院長的支持與鼓勵,一直是我的支柱。   當紐奧良下著雨,我們逃到休士頓時,許多家庭敞開他們的大門和心房。Craig Aldrich、Wesley Ashendorf、Sheldon Bootin和他們的家人,加上休士頓美國正統猶太教堂(United Orthodox Synagogue),讓原本應該是忐忑難熬的一週, 變得讓人寬心不少, 為此我們由衷感念。在麻州布萊頓的Blumbe rg、Mi l l e r、Moskovi t z、Sade t sky與Shanske一家人盡力地協助我們復原家園,讓生活重上軌道;Ellie Levi和他在紐約的社區朋友重建我們被風災摧毀的

圖書館。謝謝St e r l i n gChen、Asuka Imaizumi和Chana Odem幫忙完成精美的圖表、芝加哥大學出版社David Pervin和Shenny Wu的協助,以及Alice Bennett和Deborah Gray的編輯。   這本書獻給我的家人與親人, 他們給我一切。我的父母Howa r d和Penny Aldr i ch、手足St even和他的妻子Al l i son Aldr i ch、岳父母Louis和Sun Cha McCoy、姑媽Dalia Carmel和祖母Dorotha Aldrich,他們總是不吝給予最多的愛、支持和建議。一些已過世的親人,雖

然再也無法與我們分享他們的生活,但對祖父J a ck(Ya akov)Daum、祖母Fifi(Freida Yehudis Goldstein)Daum、叔公Herb(Dov Ber)Goldstein,以及祖父Howard Aldrich的思念依然如故。我的太太Yael秉持了先人的精神,扮演家庭的基石與精神支柱。她為我們的幸福與四個可愛小孩Gavriel Tzvi、Yaakov、Yehudis和Dov Ber無私的付出,是我心中最完美的人(aishes chayil)。   第 三 章 1923年東京大地震1 9 2 3 年秋天, 一場大地震襲擊日本首都東京, 1 這個已經高度現代化的都

市, 近半地區為地震與其引起的大火所摧毀。2 位於市區東方的本所區(Ho n j o ) 嚴重毀損: 「該區約六分之一的居民於地震中喪生⋯⋯ 超過九成五的地面建物毀於大火, 2 2 0 , 0 1 8 人無家可歸」(Ha s t ings 1995, 57)。大部分的評論觀察家,像是Edwa rd Se i d e n s t i c k e r ( 1 9 9 1 ) 相信地震帶動人口與商業活動從下城(Low Ci ty)(Shi t ama chi下町,或稱市中心,東京東部地區)移轉到上城(山手〔Yamanote〕,西部地區),這意味著下城地區的復原緩慢停滯。 然而,在下町勞動階級居住的地

區,像是本所,即使較貧窮,火災後也展現韌性。當地的社區協會與非營利組織─地方連結與社會網絡的寫照─很快地恢復當地的活動。「在本所,後備軍人打火、照顧傷患、加速改善通聯、巡邏地方、發配食物與飲水、修復道路,以及指揮交通」(Hastings 1995, 102)。1925年男性普選立法通過後,在緊接而來的市政選舉中,這個貧窮地區投票率比其他較富裕地區還高。本所不是唯一一個展現強勁社會資本與復原效率的重災區。其他地區像是愛宕( A t a g o ) 、趜町( K o j i m a c h i ) 和築地(Tsukiji),雖然都因地震毀損嚴重(居民中每千人有超過三人非死即傷),但在接下來十年,和

其他損害程度相當或甚至更輕的地區相較,卻有較高的人口成長,這意味著他們不但把原來的居民帶回來,還吸引新的居民遷居至此。本章認為這些恢復迅速的社區,由於較為團結,不至於淪為人口銳減的空城,這也可以從他們較高的公民活動參與度這一點看出來。 更具體來說,緊密連結的地區,選舉時居民投票率較高(這三個地區投票率超過七成),並且有較多的政治示威運動(每個地區一年有超過160場),兩者均需大量的時間與精力在高成本地合作經營與克服集體行動問題上。居民間聯繫力強會帶來較佳的復原情況,暫緩倖存者搬走的想法,以及加強發言權。地區規模相近但損害程度較輕的地區,像是港區(Toriizaka)與崛留(Horidome),

其公民參與程度較低,因此人口成長率也較低,他們既留不住原來的居民,也吸引不了新居民。這些較不團結的地區,每年幾乎沒有政治集會,符合選舉資格的選民中也只有一半的人會去投票。

ma-r1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雖然MAXXIS有生產電單車、汽車及單車等輪胎,但編者每次見到MAXXIS輪胎的時候,只會想起在台灣舉行的綿羊賽。好大原因是編者以前經常購買台灣的電單車雜誌,都有報導當地的綿羊賽,專欄的相片更經常出現MAXXIS的Logo,所以久而久之就覺得MAXXIS專攻細cc的跑羊輪胎。但話說回來,MAXXIS的綿羊胎確實有不俗的口碑,尤其是抓地力,所以就算香港多年來沒有MAXXIS代理,部份騎士都會透過不同渠道買入MAXXIS的綿羊胎使用;最近,MAXXIS Hong Kong正式登陸本地市場,騎士以後買胎更方便。

與此同時,本誌邀請幾位用家,分別是高佬、阿鋒、龍仔、阿康及James,分享使用MAXXIS輪胎的心得,而他們使用的型號包括跑羊性能的MA-R1,注重濕地抓地力及耐用度的MA-WG。另外還有兩款適合300級及150級車子使用的輪胎,分別是S98 ST及M6135,請大家收看5位車主使用心得。

調控高分子給體二維共軛側鏈與設計共軛中心核與pi-架橋小分子受體結構與性質之系統性研究

為了解決ma-r1的問題,作者陳重豪 這樣論述:

此研究中,我們通過引入具有(苯並二噻吩)-(噻吩)(噻吩)-四氫苯並惡二唑(BDTTBO)主鏈的新型供體-受體(D/A)共軛聚合物製備了用於有機光伏(OPV)的三元共混物。在BDTTBO單體中BDT供體單元上修飾不同的共軛側鏈聯噻吩 (BT)、苯並噻吩 (BzT) 和噻吩並噻吩 (TT)(記為 BDTTBO-BT、BDTTBO-BzT 和 BDTTBO-TT)。然後,我們將 BDTTBO-BT 或 BDTTBO-BzT 或 BDTTBO-TT 與聚(苯並二噻吩-氟噻吩並噻吩)(PTB7-TH)結合起來,以擴大太陽光譜的吸收並調整活性層中 PTB7-TH 和富勒烯的分子堆積,從而增加短路電流密

度。我們發現參入10%的BDTTBO-BT高分子以形成 PTB7-TH:BDTTBO-BT:PC71BM 形成三元共混物元件活性層可以將太陽能元件的功率轉換效率從 PTB7-TH 的二元共混物元件 9.0% 提高到 10.4%: PC71BM 轉換效率相對增長超過 15%。於第二部分,我們比較在BDTTBO單體中BDT供體單元上修飾硫原子或氯原子 取代和同時修飾硫原子和氯原子取代的側鏈聚合物供體與小分子受體光伏的功率轉換效率 (PCE) 的實驗結果與由監督產生的預測 PCE。使用隨機森林算法的機器學習 (ML) 模型。我們發現 ML 可以解釋原子變化的聚合物側鏈結構中的結構差異,因此對二元共混

系統中的 PCE 趨勢給出了合理的預測,提供了系統中的形態差異,例如分子堆積和取向被最小化。因此,活性層中分子取向和堆積導致的結構差異顯著影響 PCE 的預測值和實驗值之間的差異。我們通過改變其原始聚合物聚[苯並二噻吩-噻吩-苯並惡二唑] (PBDTTBO) 的側鏈結構合成了三種新的聚合物供體。同時修飾硫原子和氯原子取代的側鏈結構用於改變聚合物供體的相對取向和表面能,從而改變活性層的形態。 BDTSCl-TBO:IT-4F 器件的最高功率轉換效率 (PCE) 為 11.7%,與使用基於隨機森林算法的機器學習預測的 11.8% 的 PCE 一致。這項研究不僅提供了對新聚合物供體光伏性能的深入了解

,而且還提出了未明確納入機器學習算法的形態(堆積取向和表面能)的可能影響。於第三部分,為了理解下一代材料化學結構的設計規則提高有機光伏(OPV)性能。特別是在小分子受體的化學結構不僅決定了其互補光吸收的程度,還決定了與聚合物供體結合時本體異質結 (BHJ) 活性層的形態。通過正確選擇受體實現優化的OPV 元件性能。在本研究中,我們選擇了四種具有不同共軛核心的小分子受體——稠環核心茚二噻吩、二噻吩並茚並茚二噻吩(IDTT)、具有氧烷基-苯基取代的IDTT稠環核心、二噻吩並噻吩-吡咯並苯並噻二唑結構相同的端基,標記為 ID-4Cl、IT-4Cl、m-ITIC-OR-4Cl 和 Y7,與寬能帶高分子

PTQ10 形成二共混物元件。我們發現基於 Y7 受體的器件在所有二元混合物器件中表現出最好的光伏性能,功率轉換效率 (PCE) 達到 14.5%,與具有 10.0% 的 PCE 的 ID-4Cl 受體相比,可以提高 45%主要歸因於短路電流密度 (JSC) 和填充因子 (FF) 的增強,這是由於熔環核心區域中共軛和對稱梯型的增加,提供了更廣泛的光吸收,誘導面朝向並減小域尺寸。該研究揭示了核心結構單元在影響有源層形態和器件性能方面的重要性,並為設計新材料和優化器件提供了指導,這將有助於有機光伏技術的發展。最後,我們比較了具有 AD-A´-DA 結構的合成小分子受體——其中 A、A´ 和 D 分

別代表端基、核心和 π 價橋單元—它們與有機光伏聚合物 PM6 形成二共混物元件。 增加核苝四羧酸二亞胺 (PDI) 單元的數量並將它們與噻吩並噻吩 (TT) 或二噻吩吡咯 (DTP) π 橋單元共軛增強了分子內電荷轉移 (ICT) 並增加了有效共軛,從而改善了光吸收和分子包裝。 hPDI-DTP-IC2F的吸收係數具有最高值(8 X 104 cm-1),因為它具有最大程度的 ICT,遠大於 PDI-TT-IC2F、hPDI-TT-IC2F和 PDI-DTP-IC2F。 PM6:hPDI-DTP-IC2F 器件提供了 11.6% 的最高功率轉換效率 (PCE);該值是 PM6:PDI-DTP-

IC2F (4.8%) 設備的兩倍多。從一個 PDI 核心到兩個 PDI 核心案例的器件 PCE 的大幅增加可歸因於兩個 PDI 核心案例具有 (i) 更強的 ICT,(ii) 正面分子堆積,提供更高的和更平衡的載波遷移率和 (iii) 比單 PDI 情況下的能量損失更小。因此,越來越多的 PDI 單元與適當的髮色團共軛以增強小分子受體中的 ICT 可以成為提高有機光伏效率的有效方法

藝術本位團體治療:理論與實務

為了解決ma-r1的問題,作者Bruce L. Moon 這樣論述:

  當代之藝術治療已然進入全新場域,運用藝術治療專業以建立社群團體的發展策略,也是重要趨勢。相較於依賴口語互動的治療取向,藝術本位治療團體更多了許多優勢。首先,藝術創造是超語言的,藉由創造歷程及其作品,便能有效地傳達訊息;其次,藝術創作讓成員為生命中的重要人、事創造出象徵物,以描述其感受與想法,作品也形塑出可見的成長紀錄;其三,與他人一起創作,能創造出普同感和正向能量。作者藉由將藝術置於實務工作之核心,為以藝術治療理論和認同為根基的團體實務工作,創造了一種解釋模式和基本原則,本書對於藝術治療實務工作者、團體領導者、藝術治療的學生而言,都是不可多得的好書。 作者簡介 Bruce L. Mo

on   現為威斯康辛州莫瓦基市的蒙特瑪麗大學的藝術治療研究所主任。   早年於俄亥俄州的聯合學院取得創造性藝術博士學位,主修藝術治療,並先後在俄亥俄州的哈汀醫院帶領臨床藝術治療研究計畫、以及在賓州瑪麗伍德大學擔任藝術治療研究所主任。   2007年,Moon榮獲美國藝術治療協會的終生榮譽會員資格,又在2009 年獲得Buckeye藝術治療協會的終生榮譽會員資格。   Moon擁有豐富的臨床、行政與教學經驗,近年的臨床工作集中於對有情緒困擾青少年的治療,也在美國與加拿大的許多校園與研討會中進行演講並主持工作坊。   其著作包括《以畫為鏡:存在藝術治療》(Existential Art

Therapy:The Canvas Mirror)等等多本藝術治療的作品。 審閱者簡介 吳明富   現職:   台北市立大學   視覺藝術學系 專任副教授   學歷:   美國聯合大學跨域整合研究藝術治療博士   美國路易維爾大學藝術治療碩士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初等教育學士   專長領域:   藝術治療、藝術教育、團體督導、悲傷輔導   教授課程:   藝術治療專業實習、臨床藝術治療(兒童、青少年)、畫室藝術治療、藝術治療媒材應用、團體藝術治療悲傷藝術治療 中文版序 審閱序 前言 介紹 第 1 章 藝術本位治療團體的療效因子 第 2 章 安全、儀式與冒險

第 3 章 與他人創作是一種希望的表達 第 4 章 不只是晤談 第 5 章 創造歸屬感 第 6 章 你如何看待我,我如何看待你 第 7 章 當下的藝術創作 第 8 章 與他人一同創作的賦能特質 第 9 章 尊重他人 第 10 章 和他人一起創作是令人滿足愉悅的 第 11 章 自我超越 第 12 章 藝術本位團體與存在的終極關懷 第 13 章 與他人一起看見鏡中我 第 14 章 團體領導 第 15 章 成為藝術本位治療團體領導者 第 16 章 藝術本位團體中的媒材應用 後記 中文版序   2014年2月10日早上9點,又是研究所「團體與制度動力」(Group and Institution

al Dynamics)這門課的開始。我和七名學生圍坐一圈,簡單地核對彼此的狀態,在每一個人都分享了自己的感覺後,我們接著創作了一個小時。創作結束,我們又再度圍成一圈,說說彼此所創作的圖像。我們在團體中相互回應、思考和反映作品的意義和彼此關係的本質。我們對彼此開放,探索彼此會如何互相影響,並且掙扎於作品中所透露出的不安全感和脆弱。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迫使我們嚴肅地探究團體動力,同時理解各自的感覺、反應與關係。   我已經在蒙特瑪麗大學(Mount Mary University)教授這門課十三年了。在此之前, 我在瑪麗伍德大學(Ma r ywood University)上過五年類似的課程

。更早前,我還在俄亥俄州渥辛頓市的哈汀精神病院(Harding Psychiatric Hospital in Worthington, Ohio)裡,為藝術治療學生帶領團體,長達二十二年之久。我無法推測到底有多少位藝術治療學生曾經參與過那些課程。在這段期間內,我仍持續著迷於團體經驗的複雜和多樣性。每個團體都有所不同,當我和學生們試著在每次的課程裡,去理解藝術創作的過程是如何與人際動力交流,同時相互影響時,都會有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事情發生。   身為一位正在執業的藝術治療師,我曾帶領過許多針對各種情緒或行為問題的成人和青少年所設計的藝術治療團體。在這所有的團體裡,我總是不斷地被在他人陪伴下創

作的療癒潛能所激勵。我很榮幸《藝術本位團體治療》這本書能被翻譯成中文,讓台灣的讀者有機會閱讀到,更希望本書中的一些概念和想法,也能讓台灣的藝術治療師覺得受用。   雖然美國和台灣之間確實存在許多文化上的差異,但我相信在本書中所描述在團體治療情境下投入藝術創作歷程和作品的方法,也能讓讀者產生共鳴。藝術本位治療經驗的確有放諸四海皆準的特質,能夠超越彼此的差異。我希望透過談話、詩詞、動作、聲音、即興表演和其他表達形式來回應個案的視覺作品,能激發台灣的藝術治療師與藝療學生間產生有用的對話。   藝術本位團體治療能夠被用來建立社群、促進健康、舒緩情緒困擾,並且深化教育的功能。藝術治療團體能協助參與者

學習如何因應生活壓力,提升健康的方式來表達感覺。只要人類的健康是關注的焦點,無論在任何地方,藝術本位團體都能為各式各樣的個案服務,達到多元的目標。   總結來說,藝術本位團體治療是有效的,正因為它不是純粹只仰賴參與者的口語能力和談話意願而已。藝術本位團體提供藝術治療師機會以示範適切的藝術表達,並且協助個案藉由藝術表達,以及透過觀察和與他人互動,學習處理自身問題的新方法。   我鼓勵讀者去探索藝術本位團體工作的特質,進而去理解對於藝術治療而言,究竟什麼才是獨特的理論和方法。藝術創作──包括線畫、繪畫、雕塑、寫詩──能夠與和你一起工作的伙伴,共同幫助那些需要服務的人,讓他們能過著更快樂和滿足的

生活。藝術創作,能讓這個世界更美好。   撰寫這本書是出自於愛,我希望這本中譯版本,也能將這份愛傳播出去。我與藝術深刻的連結和想服務人群的渴望,是驅使我進入藝術治療專業的動力。在我整個職業生涯中,藝術和他人的愛已經滋養了我。我希望本書將會對台灣的藝術治療師和其所服務的個案們,做出重要的貢獻。   最後,我要對明富和他的學生致力於將此書翻譯出來,表達最深的謝意和感激。如果沒有他們的奉獻和投入,這一切將不可能發生。再次的,我對於這本書能被翻成中文,感到無比的光榮。 Bruce L. Moon 於 Mundelein 市,伊利諾州 審閱序 超語言的團體力量   從美國到台灣,從

事藝術治療的工作轉眼已十多年,帶領藝療團體的經驗,也隨著歲月的累積逐漸豐富起來。無論是針對特殊需要的兒童(過動症、自閉症或情緒障礙)、家庭和人際困擾的青少年,或是失落與悲傷的成人和老人,我都一再地見證了團體的療癒功效,以及藝術能打破種族、文化、年齡、地域和存在議題的籓籬,整合語言和非語言的優勢,發揮溫合而堅定的超語言(metaverbal)力量,而服務各類族群的魔力。   我對藝術的團體療效深信不移。然而在多年的實務經驗裡,我慢慢覺察到,藝術在團體工作中並非只是個「工具」,亦絕非僅是「配角」,而是團體歷程中的「靈魂」。因此,在一般團體輔導、團體諮商或團體治療裡使用藝術媒材作為催化動力的媒介,

和以藝術為本位的團體治療這兩者之間,看似相同,實則相異。其微妙差別都在《藝術本位團體治療:理論與實務》一書中,透過作者Bruce Moon淺顯易懂的文字和卓越的敘事功力而一覽無遺。   六年多前我開始進入大學任教,「團體藝術治療的理論與實務」一直都是我教授的科目之一。可是,當我試著要選用適切的教科書時,卻發現台灣有關藝術治療團體的專書,不管是國內學者的著作或是翻譯書籍都相當匱乏,這讓我感到困窘。直到2012年,我參加了美國藝術治療研討會,在會場上聆聽Moon博士精彩的新書發表後,才很欣喜地知道終於有位大師,集結了他三十多年的臨床經驗,為藝術治療界撰寫了一本真正以藝術為本位的團體治療專書。而我

當下也決定,無論如何都要盡其所能地將其翻成中文,以擴充台灣的團體藝療文獻。   Moon博士在其演講中發揮他一貫幽默風趣的口吻,又說又唱地娓娓道出,他與團體成員們在工作室中的藝術互動與超語言交流。動人的故事配上動聽的音樂,使我自然而然地隨著他極具「月亮風格」的演繹,走進團體療程的核心,「聽」「見」了一群人因藝術而結緣,也因藝術而蛻變的心聲。不過,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當他在解釋為何書名是藝術本位團體治療(art-based group therapy),而不是團體藝術治療(group art therapy)時,他提到之所以會使用「藝術本位」(art-based)一詞,並無意站在「本位主義」的

立場,只是想強調藝術本質的療癒力,也就是「藝術本身即為改變的動力」。這點,我也如此認同。   事實上,Moon博士的演講本身即是一種表演,而他的書就是一種藝術;我為他的表演所感動,當然也為他的書所震撼。這種感動和震撼是一種在語言和非語言交互作用下的感染,一種說不上來的感覺,亦即超語言的影響力。藝術在團體中,就能散發這種超語言的力量,但這股無形的力量,比起傳統上以口語為主的治療團體,則較難在歷程中被覺察與體會。因此,需要一位好的「嚮導」、絕優的「說書人」來深入淺出地介紹,才能讓愈來愈多希望將藝術整合進團體歷程的助人工作者,具體且深刻地「看見」其巧妙動人之處。不可否認的,Moon博士就是那位最佳

「嚮導」,而這本書即是首選之作。   誠如Moon博士所言,《藝術本位團體治療:理論與實務》這本書是根植於藝術治療本身的理論和方法,且奠基於他自己二、三十年來的藝術團體經驗,而不是改寫或借鏡於其他助人專業的理論與實務。因此,我認為這是一件充滿野心、理想與期許的創作,尤其是它出自於一位在美國藝術治療界已被公認為大師、且對自己的工作有極大熱忱和狂愛的藝術治療師之手,更顯其不凡價值和意義,我對此深感佩服與敬仰。所以,能順利取得 翻譯版權,將這份理念和感動分享給其他廣大的中文讀者,我相當感謝洪葉文化的大力支持與協助。   至於翻譯和審閱的工作,我則是帶著戰戰兢兢、戒慎恐懼的心情來執行,深怕辜負了一

本好書。特別是我邀請了八位優秀的學生一起加入翻譯的行列。儘管我知道這將加重審閱的難度,畢竟多人翻譯,會產生多元風格,要將其統一和精鍊,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和心力,但我仍然覺得十分有意義。當初的想法非常簡單:既然《藝術本位團體治療》是一本談論有關團體的「藝術創作」,我和學生們以集體合作的方式投入轉譯工作,便猶如團體創作一般,相信會激盪出不同的火花和層次。   身兼譯者與審閱者的我,當然就被賦予較多的責任去詮釋、修改和潤飾譯文。前前後後經過將近一年的努力,這本書終於出版,我承認這一切並不容易,但也就是因為得來不易,這樣的經驗和成果就更加值得我和學生們珍惜和紀念,這是我們共同創作的成果。尤其是這八位

學生,怡萱、以文、正寰、栩如、于嬅、美秀、曉彤和世萱,將在未來的一年裡陸續畢業,這本書將是送給你們最好的畢業禮物,謝謝你們的配合、用心和投入,我為你們的努力喝采。 吳明富 台北市立大學 視覺藝術學系 副教授

基於記憶體存取事件取樣觀測及低耦合汙染源追蹤之記憶體資訊流追蹤技術

為了解決ma-r1的問題,作者鮑俊安 這樣論述:

資訊流追蹤已被發展多年,此種技術可被用來偵測目標程式之非正常行為,例如外部輸入對程式之影響、機敏資料洩漏、緩衝區覆寫攻擊等等。在過去的研究中,多數選擇使用插入特定程式碼以監控資訊流動,往往造成很大的系統負擔導致效能低落。我們提出在程式執行時期進行系統層級記憶體狀態採樣,並且非同步進行汙染追蹤模擬的方式,以達到同時滿足效能及準確度的目的。根據我們的實驗,在Nginx中只造成約1.6%的效能負擔,在單元測試中有約93%的結果與Taintgrind之結果相符。同時,我們加入變數識別化系統及資訊流視覺化系統,使實驗結果能更清楚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