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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創園區的文化與社會影響力評估框架先期研究 – 以華山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為例

為了解決muse高雄規定的問題，作者葉奕秀 這樣論述：

自 1990 年代以來文化經濟與創意經濟崛起，為促進國家與城市的經濟發展，各國接連成立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然長期以來經濟發展為重的思維，使得國家與都市治理者以及文創園區經營者過於偏重評量園區的商業效益。國際組織、學界以及文化輿論則認為此評量取徑無法完全體現園區的整體價值，因此外界評估文創園區價值的比重逐漸有所轉移，期待文創園區除經濟產值外，同時也能展現其公共性及文化與社會價值。文創園區中經濟、文化與社會價值間的拉鋸，也應對了現今國際所提倡，經濟、環境、社會與文化並重的永續發展倡議，其中文化永續發展則更重視在文化網絡生態系中不同能動者的互動與聯繫，並促進整體共榮、共存的可能。在上述背景之下，國際

間陸續出現各種評量框架，用以評估組織機構或計畫對永續發展各面向所形成的影響力，期望藉此將永續發展概念落實於國家政策。然而文化與社會的價值及影響力相對於經濟效益較難以衡量與呈現，需進行操作化轉換。文化與社會影響力評估框架便為方法之一。藉由評估指標的設計，並透過質性與量化資料的蒐集與交叉分析，更確切地衡量並論述文創園區及藝文機構在營運的過程中，對文化以及社會層面所產生的影響力。聚焦至臺灣的文創園區現況，發現華山文創園區在其商業模式已臻成熟的同時，也出現價值比重失衡的爭議與討論。要如何呈現華山文創產業園區作為一個永續的文化生態系，其經營對於內外部能動者乃至臺灣整體文化與社會發展的影響，遂成為值得探討

的議題。透過園區的文化與社會影響力評估，能調節上述提及之經濟、文化與社會價值失衡的爭議，呈現園區的文化與社會實質影響力，並提供企業、政府部門、公眾以及相關組織決策的依據。本研究以華山文創產業園區為研究對象，進行文創產業園區的文化與社會影響力評估框架先期研究設計，分別探討下列三個核心研究問題（一）如何藉由文化永續發展與文化網絡生態系的取徑，界定華山文創園區中的能動者及其共生與共榮的關係，重塑不同價值論述間的互動關係？（二）對於華山而言，文化與社會影響力評估的重要性為何？文化園區網絡生態系中不同能動者的價值論述如何轉化為影響力評估框架的操作化模型？（三）如何將前述之園區價值論述形成與實踐取徑，轉換

並設計成可操作化的華山文化與社會影響力評估框架指標及流程方法？其局限性何在？針對上述研究問題，本研究將從永續發展與文化網絡生態系的取徑的觀點切入，指認出五種不同的能動者類別，包含：「園區的經營執行者與多樣資源價值的調節者—園區核心經營者」、「文創平台建立的支持者/規範者—文化政策網絡」、「連結資源橋樑的媒合者/競爭者—文化經濟網絡」、「在生態系中生活與創作的游牧者/滋養者—常民文化網絡」、「文化價值的捍衛者/協力者—文化社群網絡」。藉由華山文創園區不同能動者的價值論述以及實踐策略比對，呈現出園區的價值如何轉成實質的影響力。接著研究透過操作化框架設計的過程，將無形的文化與社會影響力轉換為實際可檢

證的評估指標，訂定出針對不同層面指標的具體資料搜集與評估方法。最後，透過現有指標套疊，並且參考能動者專家訪談與文獻分析，對指標進行特性化調整的過程，以設計華山文創園區的文化與社會影響力指標。本研究的研究發現包含華山文創園區的文化與社會影響力評估基線建構、指認華山文創園區中多樣能動者的多重角色與交疊互動關係，並且設計出接合邏輯模型與質性描述的文化價值與影響力的操作化分析模型。最後透過文化永續發展與文化網絡生態系的創新取徑設計出「華山文創園區的文化與社會影響力特性化指標」，其中包含「文化環境永續」、「文化經濟永續」、「文化社會永續」以及「文化創新永續」等四大面向與15個分項指標。期待此評估框架呈現

出華山在環境、經濟、文化與社會等不同面向的影響力，並且自評量端引導並影響園區，提供園區相關能動者進行社會溝通的工具，形成不同價值與立場之間的對話與共存。

大數據於偵查程序之運用－以隱私權保障為中心

為了解決muse高雄規定的問題，作者楊孟綺 這樣論述：

刑事訴訟追求整體社會治安的進步，但身為法治國基礎的社會，人權的維護亦需一併注重。法規的制定很多時候是遠落後於實務運作的，運用法規的漏洞可使有心人透過侵害他人權益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在司法關係中亦是如此，且更令人擔憂的是能運用此缺漏侵害權益的人正是「公權力」。近來我國司法機關透過與數據資料庫的結合，做成許多偵辦犯罪的新穎方式，從較早的手機訊號到近年的ETag連接警政署資料庫，都是透過數據庫中超大量資料儲存中調取來做偵查犯罪或成為證據之一部。現代資料大量的存取、相互連結使用，讓司法機關得以有效的為犯罪偵查、提升破案速度；但同時我國法規中對於某些方法並未有完整的法規範，造成有時手段的使用爭議不斷。這

些最初單純個人資料的的蒐集、處理、保護到後期在刑事偵查中被運用，疑慮被漸漸提出，從這些問題中可看出，問題的產生具有高度延續性，其中佔最大宗的問題即是與隱私相關的討論。大數據中各個資料保護的不完全，有效分析的下場將使資料庫中每個個體的健康狀況、家庭生活、人際交往、個人偏好等將個人全方位的揭露。試想國家作為資料最大蒐集及控制者，後果將難以想像。在前端的個人資料保護不足的情況下，進入後段的分析、處理、運用將會漏洞百出。若僅不斷加強末端刑事政策規範，係治標不治本，有新的形式生成，議題將會不斷重現。而考量外國對於個人資料的保護以及其使用限制，與我國相較之下，可謂嚴謹許多，其考量到的不只是法規的條文解釋，

更是將政策決定施行後對社會整體的影響納入考量，以求在提升犯罪偵查效率、有效防治犯罪及人民基本權之保障、對社會造成的連帶影響取得平衡。反觀回我國，剛啟用大數據於犯罪偵查中的我國仍有許多空間成長。如何在實質保障人民隱私的同時又不過度阻礙司法有效運作，將是立法的一大挑戰。因此本文透過運用大數據所做成的政策可能發生之侵害為介紹，最後嘗試提出我國可能之法規及組織體修正，以完整個人資料在我國的應用及保障，更求補足我國犯罪偵查之程序，避免造成難以回復之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