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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住宅指南：用自決、永續、共居開啟生活新提案

為了解決ro 3轉條件的問題，作者 這樣論述：

無殼蝸牛運動30週年，我們的居住條件有更好了嗎？ 　　1989年8月26日的台北，數萬人聚集在忠孝東路上過夜，抗議受到財團炒作而狂飆的房地產價格。這是台灣自政治解嚴以來，由人民自發而起、最龐大的一次都市社會運動—無殼蝸牛運動。 　　隨著時間的過去，房價仍持續升高，「廣建國宅」與「擴大購屋貸款」政策成效不彰。在居住議題上，市場失靈、政府失靈，人們該怎麼辦？「共同形構都會空間」的概念由此而生。「合作住宅」模式帶領大家尋求另一種住宅的可能。不僅住宅的位置（WHERE）重要，住宅怎麼形成的（HOW）也很重要。人們如何過活，還有他們怎麼住在公寓或樓房裡，表現了他們的習慣、價值觀和願景。住宅形式反映了

人們在城市生活中的角色，也成為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關鍵表徵。 　　從居住議題更加擴大，合作住宅甚至關注到長者獨居議題、社會福利，更甚至是醫療、教育等課題。這本書是合作住宅運作的指南，提供概念及歐洲各國典範，收錄九個以創新住宅文化聞名的歐洲城市於其中，分別是：阿姆斯特丹、巴塞爾、布魯塞爾、哥本哈根、米蘭、斯德哥爾摩、圖賓根和維也納。每個城市與「永續住宅和社區發展」相關的條件都被詳加分析，描述著重在居民組織的方式和他們的經歷，因著這群人和他們投入的精力、資源和能力，每個計劃都長出自己的面貌和性格。 　　在id22的城市實驗中，他們認為合作住宅非常適合用於實踐創造性永續的理念。住宅合作社的概念是自發

性的，以社區為導向，並且永續發展。居民共同合作去規劃住宅的樣貌，並且共同經營管理，經常舉辦活動，也成為彼此生活上的支援。 　　我們想透過這本書，提出居住問題可能的解方，為住宅模式提出新方案，也讓你可以想像到生活的另外一種可能。 名人推薦 　　李修瑋（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理事主席） 　　林洲民（仲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師 / 台北市都市發展局局長 2014-2018） 　　林盛豐（監察委員、實踐大學學建築設計學系客座教授） 　　張金鶚（政治大學地政學系特聘教授） 　　曾旭正（國立台南藝術大學教授，前國家發展委員會副主委） 　　黃益中（公民教師、居住正義協會理事長） 　　－真誠推

薦 編者簡介 麥可・拉馮德(Michael Lafond) 　　id22創造性永續協會 執行長   　　id22以柏林為基地，推動各種創新的地方、社區倡議計畫，至今已執行數百個方案。每個方案就像是小小的實驗室，研究各種創新的都市另類行動，因此也稱為「城市實驗室」(eXperimentcity) 的計畫。城市實驗室重視自發性的空地與建物再利用，例如生態建築、另類文化中心或社區農耕計畫，使閒置空間透過市民社會的巧思，創造出各種都市空間營造的新方法。   　　id22認為合作住宅非常適合用於實踐創造性永續的理念。合作住宅通常是自發的、社區導向且永續的住宅，通常與社區產生密切的結合；且常常成為有

理念的建築師的實驗場域。合作住宅的居民渴望社區導向的居住型態，透過合作式的規劃、管理及日常生活的彼此支援，合作住宅的空間通常設計成能夠進行社區活動，鼓勵成員間、或與其他社區的溝通及互動。   　　此外，合作住宅的產權結構也不同於市場上的自有住宅，因此能夠對抗投機炒作，確保較低的購買價格或是長期維持較低的租金。這些特性讓合作住宅及居民有能力面對當代城市的一些問題，如：社會疏離、氣候變遷，發展出因應的社區策略。 推動出版者簡介 OURs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 　　台灣第一個以空間政策倡議、實質環境改造為主軸的非營利組織，長期關注土地、住宅、都市開發、歷史保存等議題。自2011年起，積極投入住宅政

策改革推動，特別是在社會住宅的推動落實上，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後續，規劃以合作住宅作為下階段工作重點，期透過系列性的理念推廣、社會串聯、政策與立法遊說等方式，與志同道合者齊力打造合作共居之願景！ 譯者簡介 賴彥如 　　台大外文系、社會系雙學士，台大城鄉所碩士。目前從事社區營造、藝術策展及手作步道推廣工作，和文史、空間、生態有關的事都忍不住想了解。相信城市的偉大來自她包容小眾的能力。自由譯者，作品散見於環境、文化、城鄉領域，合譯有《城市造反：全球非典型都市規劃術》、《如何謀殺一座城市：高房價、居民洗牌與爭取居住權的戰鬥》等。 中文版序 思辨合作住宅之於住居、地方再生和民主化的意義   導讀

為台灣合作住宅砌上第一塊磚   理念 Idea 自發組織、社區導向、永續 歐洲社區導向及自組住宅的政治與文化——類型、定位、緣起   實踐 Practice 柏林——荒廢學校改建：「舊校卡爾斯霍斯特」計畫 這是經由非營利基金會的資助，買下戰後荒廢許久的學校改建為住宅的計畫。由住宅合作社組織找來建築師設計公寓，並管理住宅和公共空間。原本的舊學校如今已經成為一個多代共居的社區住宅。   巴塞爾——老房子新生命：合作住宅街區 1970年代，拯救老房子運動從熊菲斯街興起。當地居民、建築師和保存運動者買下老房子或籌組社群，活化老房子、改善居住條件。街上的老房子陸續都發展出共棲居住的模式，熊菲斯特街進而

成為合作住宅的街區。   斯德哥爾摩——中高齡集合住宅：「須盡歡」老年公寓 「須盡歡」是瑞典第一個以「中高齡」為主軸的集合住宅，希望建立一個能讓長者互相支持的住居空間。「一起做些什麼」是住在這裡的日常，社區共餐、舉辦休閒娛樂活動，打造晚年的快樂生活。   布魯塞爾——在城市裡爭取居住權 ：希望之家生態建築 因為高漲的房價，反促成希望之家的誕生。兩個協會、一個社會建築公司、十四個居住條件惡劣的家庭和一位建築師結合在一起，尋找自行購屋的替代選項，運用政府資源，並成立住宅基金，在比利時最貧窮的地區上蓋了十四間公寓，打造了名為「希望之家」的社區。   圖賓根——將定價交給成本：市民自組「營建社區」 磨

坊區合作住宅案例與圖賓根的都市發展策略密切相關，將市民變成城市發展的利益共同體，由民間住宅投資者組成的合法組織，稱作「營建社區」。營建住宅的重要性在於定價並非交給市場，而是以實際的建造成本決定，讓人負擔得起自有住宅。   米蘭——障礙者共融住宅典範：歐林達青年旅館（Olinda Hostel） 歐林達青年旅館是一個給一般人和精神障礙者共居的合作住宅，它原本是精神治療中心的宿舍，當時的經理人認為可以將其轉變為青年旅舍，開放短期訪客入住。這樣的運作不僅讓居民有收入來源，甚至讓精神障礙者因為與客人交流，回歸社會而得到康復。   維也納——女子共居住宅：[ro*sa]22   住宅組織 建築師莎賓‧波

拉克積極參與住宅和女性議題，她在數個女性社團提出相關想法，和獨居女性們共同討論出對家的想像，並成立了[ro*sa]22女子住宅組織。透過政府的協助下，找到了兩塊基地，開啟了計畫，運作八年後，[ro*sa]22拿到新家鑰匙，開始共居生活。   哥本哈根——居民自主典範：「楚德之林」社區 楚德之林社區規劃於1970年代，創辦人買下了車站附近舒適而昂貴的基地，經過民主、開放的討論共同規劃社區空間。後來「開放討論」的形式保留下來，居民「自我管理」成為其重點及特色，它啟發了國際上眾多合作住宅計畫。   阿姆斯特丹——多功能住居/工作園區：自由城堡 這個住宅是透過「集體私人委託」的過程實踐而成，未來住民成

立基金會，基金會的成員就是計畫的實際參與者，以客戶的身份和建築師、顧問及包商互動，並掌管財務。是全荷蘭最大、最完整的集合式自力營建住宅。   結論：他山之石 Lessons Learned 從彼此的住宅學習：差異帶來啟發 共居宣言   參考資料： 資源和聯繫方式 導讀 為台灣合作住宅砌上第一塊磚 　　作為翻譯出版的推動者，很高興跟大家推薦合作《合作住宅指南》（Cohousing Cultures）這本書。行文初始，有必要先說一下起心動念的緣由。 　　自2010年起，我跟許多伙伴便投入台灣住宅政策倡議工作，特別是針對高房價問題以及居住權保障相關工作，諸如大家熟知的實價登錄、房地合一稅制

、社會住宅興建等。近兩來，在略有成果後，我們開始思考，除了訴求政府法令機制改革及投入社宅興建外，能否發展民間自我賦權的方式回應居住問題。意即，在市場（購/租屋）與國家（社宅、租金補貼）之外，有無第三模式的可能？因此，我們開始關注歐陸、特別是德國的合作住宅經驗。 　　去年，透過德國友好團體「創造性永續協會id22」 (id22: Institute for Creative Sustainability)的安排，組織了NPO及政府部門的朋友們去了趟柏林，參訪多個具代表性的合作住宅案例，深受啟發，遂萌生出版合作住宅專書以利理念推廣之構想。 　　很幸運地，id22正是一致力於推動合作住宅理念與實

踐的組織，特別是他們自2003年起持續性的組織柏林及歐洲其他城市中各類型自發的、社區導向的合作住宅計畫的交流，並於近年先後出版了《合作住宅指南》（Cohousing Cultures，2012)與《包容性合作住宅》（Cohousing Inclusive: Self-organized, Community-led Housing for All，2017）兩本專書。基於理念之推展，id22撰寫的這兩本書，有別於一般專業書籍，以活潑圖文編排方式闡述合作住宅共同核心理念，並著重藉由多個真實的案例，描繪出合作住宅多元面向與動人的空間品質。同理，我們認為自然也合適做為在台灣推介合作住宅的入門讀本，經

向id22提出此構想，順利獲得其同意支持，此即本書翻譯出版之緣起。 　　又考量推展之循序漸進，翻譯出版的規劃同樣比照id22撰寫脈絡，以《合作住宅指南》這本書先行，該書重點是對合作住宅的核心理念--社區自主、由下而上、合作共享—做提綱挈領揭示，並據此說明歐洲柏林、阿姆斯特丹、斯德哥爾摩等城市的合作住宅概況，以及多種不同類型取向合作住宅可能，如跨世代、共老、身障者等。 　　至於《包容性合作住宅》此書，我們規劃作為讀者在《合作住宅指南》基礎上的進階讀本，預計明年出版。該書的重點是強調「包容性」對合作住宅運動推展的重要性，即對歐陸過去若干合作住宅過於中產階級取向做出反省，主張合作住宅除了是合宜且

可負擔的居住空間，更可以是具社會、文化與環境「包容性」的實踐場域，例如跨階級混居、多元族群共融、生態永續等，當然，此書同樣也分享了多個具代表性的成功案例，讀來同樣生動。 　　雖說這兩本書的撰寫取向與風格易於閱讀理解，然個人作為長期住宅議題倡議者，有必要就兩個可預期的提問做背景的補充，以利台灣讀者更能進行在地思考對話。第一個問題是，台灣為何要推動合作住宅？第二個問題更直接，台灣推動合作住宅可能嗎？ 　　合作住宅約在上世紀70年代始於歐陸，此風潮緣起於特定脈絡，即對既有住宅供給方式與居住型態的反思，強調並追求「意向型社群」（Intentional community）為基礎的居住模式與鄰里關係

。以本書作者id22所處的德國為例，既使有相對合理房價、龐大健全的租屋體系、尚稱完善住宅福利補貼，自90年代起，越來越多合作住宅取向的居住方案不斷出現，他們是自我組織、非投機性的創新住宅，他們可以是不同的合作機制，如合作社、社會企業、社群協會、乃至跨團體的組合，他們更多強調住宅空間的社會性、包容性意涵。初步估計，整個德國已有超過3千個此種取向的住宅計畫，且持續增加中。 　　德國的經驗說明了，合作住宅要求的不僅是合理可負擔的居住，這是最基本的，而是面向社會與經濟變動下的新形勢，諸如族群多元、高齡少子、人際疏離、環境生態、地產投機..等課題，越來越多的人，傾向邀集志同道合者在一起，藉由互助合作與

自我管理模式，尋求一種具認同感且無法由市場提供的居住方案。例如。代際住宅、老人住宅、女性住宅、性別友善住宅、障礙者住宅…等等。 　　就此，回答第一個問題，台灣為何要推動合作住宅？ 　　合作住宅的價值取向與實踐模式，放在當下台灣有其現實感與前瞻性的意義。首先，合作住宅強調的是合作、共享及民主管理精神，藉由成員共同出資、參與興建、並營運管理，生產出符合成員需求的住宅與社區生活。放到台灣的現實脈絡，其最重要也深刻的意義是，省思「所有權」與「地租增值」的房產主流價值，並詰問，除了「向建商買房」外為何沒有其它住宅消費選擇？ 　　以及，台灣刻正面臨高齡少子、高房價、青年低薪資的社經情勢，而另一方面，

非著重血緣關係之多元居住型態也不斷湧現，如：非血緣關係之混齡混住、一人家庭、青年共住、社區居住、銀髮共老等。合作住宅，可做為回應這些課題的民間自我賦權之空間實踐場域。 　　至於第二個問題，推動的可能性何在呢？ 　　坦白講，作為社會議題倡議推動者，樂觀是必要的。然而，面對台灣的真實房產市場結構、住宅政策條件、以及社會主流價值，於合作住宅的倡議推展，應架構在歷史給定的社會條件基礎上，亦是樂觀以外當有的清醒。個人認為，應可緊扣以下原則基調： 　　一、就社會溝通面，訴求合作住宅作為一種住宅消費者運動，即爭取除了「向建商買房」外的其它住宅消費選擇？進而思考有無可能跳脫單純消費者角色，參與住宅的規劃

、興辦、營運管理等。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的發展經驗不就正是這樣一步步走出來的，其提供了一個值得參考對照的想像。 　　二、對體制溝通面，強調合作住宅於住宅政策架構下的自我賦權與社會創新定位，即如同前述，不僅只是居住空間，而是突出其因應如高齡少子、人際疏離等社會問題的自我修復潛力與價值，絕非政府財政補貼與行政管理的新增負擔，以利在僵化社會體制重圍中獲得較多的善意與彈性。 　　三、就推動執行面，採用一種相對較寬鬆的合作住宅認定，重點是「合作」過程與運作，如參與、共享、互助，就產權形式與運營主體上，或先不用過度拘泥是個別產權或集體共有，是自住或是出租，是合作社亦或是其他的組織型態，以利在這片為住宅商

品化宰制的土地上，連結更多的可能伙伴與資源。 　　住宅，不應僅是單純的消費或是投資財貨，它也可以是實現社會合作、共享生活價值的空間。我深信，合作住宅推展，能為台灣開啟居住文化革命與社會創新活水！我期盼，《合作住宅指南》一書，能為台灣合作住宅砌上第一塊磚！ 彭揚凱 OURs都市改革組織祕書長 中文版序 思辨合作住宅之於住居、地方再生和民主化的意義 　　基於以下原因，讓我們重新回顧了二Ｏ一二年催生英文版和德文版的《合作住宅指南》一書的三個初衷。因為這本書的出版，我們得以： 　　一、討論百家爭鳴的「合作住宅」理論和實踐方法； 　　二、省思自組住宅（self-organized ho

using）如何作為一種文化過程，將各地的傳統住宅形態跟如雨後春筍般興起的住宅革新做一整合，以因應當前浮現的諸多挑戰； 　　三、檢視社區主導的住宅，如何在社會和文化層面作為基層的民主單元，人們又是如何藉其展現認同，追求「家」（at home）的歸屬感。 　　1. 　　關於合作住宅，至今仍然沒有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學術定義。我認為合作住宅必須具備相當程度的自我組織、社區主導和永續精神。比方說，合作住宅在一九九Ｏ年代於美國之普及，僅是狹義地指涉某種舒適、低密度，且由私人持有的中產階級住宅模型。相較之下，我想談的是國際間越來越蓬勃多樣的住居方法，它們都強調集體共有、社會融合和可及性。 　　與過

往相比，當今的都會人口異質性更大，住宅（包括合作住宅）不就是應該為他們提供更多可能性嗎？ 　　合作住宅一直積極發展人們渴求的新住宅範型，這些需求來自家庭、工作結構和生活方式的轉變。而合作住宅之所以有機會展露頭角，正是因為投機的房產開發商和政府官員都無法推動這些人們渴望的革新。 　　2. 　　我同時要強調的是將住宅視為永續發展基礎的地區與文化視角。這代表一個迷人且成功的合作住宅，其必須奠基於當地的住宅傳統。 　　關於社區住宅和公共空間有哪些在地特殊的實踐方式？不過，即使在乎傳統格局，也得大膽地另闢蹊徑，以新型態的住宅來回應時局的變化。我們周遭的社會和生態情況越來越嚴峻，改變已箭在弦上。就

假設我們不只要維持現狀，還要進一步深化民主文化吧！這表示人們必須更加投入關鍵的決策： 　　我們究竟希望怎樣居住與生活？諸如車子、洗衣機、廚房、工具、花園，我們願意分享到什麼程度，而非自己擁有一切？我們可以怎麼合作，來打造更包容、更具社會關懷且平價的住宅？要怎麼發展住宅和鄰里街區，讓身邊的環境變得更好？ 　　由公民社會主導的住宅展現了動員人群和資源的潛力，鼓勵、容許社區去探索及表達他們所需的革新。跟永續都市發展這個更大的課題一樣，住宅也應該被優先理解成一種文化層面的挑戰。我們必須從一個特定地方的人群開始，幫助他們認知己身的利益可以如何具有建設性，還有他們該如何善用空間來打造一個家。相較之下，

當代主流的住宅和都市發展策略多始於利益競逐，竭盡所能地網羅各種科技與物質，最後人們便只是庸碌於消費買賣。 　　3. 　　都市民主運動長年訴求公眾應有「城市權」（right to the city）和「住宅權」（right to housing），在某些城市，社區組織行動進一步促成了民主化。從這個角度看來，合作住宅可被視為「民主學院」（schools of democracy），提供人們各種機會，發展溝通和集體決策的技能。其中，人們學到如何組織會議、如何透過團體工作的過程順水推舟達成協議。 　　為讓論點更臻完善，我加上文化的「表達權」（right to expression），這意味著所有

人都該能夠透過他們的居住環境來表達自己是誰，而不獨厚手握資源的中上階級。合作住宅對應的正是普世人類的渴望，來形塑、管理我們的家園與地方環境，並與之產生連結。 　　出版這本書很費工夫，但所有人都從中受益良多。我們始終感激德國柏林創造性永續協會id22和Jovis出版團隊；所有貢獻其中的專家、行動者和社區。此刻，我們也要誠摯感謝我們充滿雄心壯志的台灣夥伴，尤其是位在台北的OURs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願意承擔起挑戰，將本書翻譯成中文並推廣給大眾。我們很榮幸能夠協助跟本書的出版相關的行動：幫助人們自行尋找他們住得起且帶來滿足、由社區主導並永續長遠的住宅。 麥可・拉馮德（Michael LaFo

nd） 巴塞爾的熊菲斯街（Bärenfelserstrasse）是個利用妥善的公共空間，四十年來都備受讚譽。這裡的街區發展之所以成功，一部分要歸因於一九八四年一位叫作蕾吉娜‧博塞特（Regine Bossert）的女士，她買下了熊菲斯街三十四號（Bärenfelserstrasse 34），想要以活化這棟一九六〇年代的老房子的方式，作為一種文化資產的投資。蕾吉娜不畏挑戰，將建築從典型的「生財工具」轉化得更有意義。這棟建物設計於繁榮的一九六九年，有六層樓、十五間單人房、兩間雙人房、九間三人房。完工前曾作為辦公室使用，到了一九七四年才終於恢復住宅功能。租金持續飛漲，居民換過一輪又一輪，最

後房間就空了下來。一九八四年大樓易主，加上原物業管理單位的試用期滿，租戶們一致決定要自主管理，也獲得了屋主的同意。起初，決策以共識決的方式產生，但這種方式造成了很多爭端。經過一番調整，最後在一九九四年改成委員會的形式，由屋主、屋主的顧問，以及兩位長期租戶組成四人委員會。二〇一二年屋主過世，便由剩下三位委員會成員來決定新的住客。 從一開始，蕾吉娜就花了許多心力在改善有感的居住條件，所以將一間單人房改造成公共空間，並且「凍結」租金。外觀上也可以看出差別，建物外牆長滿了美麗的植物，住戶們也將公共區域和花園整理得疏落有致。同時也慢慢合併了幾間公寓，讓家庭型住戶也能有足夠的居住空間。之前，這棟建物主要的

住戶都是沒有小孩的單身族，現在則已經有多代共住在一個屋簷下。此外，這裡的房間都不會空太久，也很少會有租戶異動。 二〇一〇年，建物產權被移轉給艾迪瑪麗昂基金會（Edith Maryon Foundation），以利於此住宅的長期存續。最後一波的租金調整是在一九九〇年，之後就「凍結」。由於貸款的利息降低，能夠彌補因通膨增加的支出。過去十一年，原本百分之四點六的抵押淨值回升，除此之外，日常維護、增值投資和修繕都有足夠的資金，不需要再額外借貸。 三十四號只是兩百五十公尺長的熊菲斯街住宅群裡的其中一戶。跟周遭的街道相比，這裡非常不同：孩子們在街上玩、時不時有慶典、長者和年輕人能在舒服的長椅上相會；這份鄰

里感既非義務，也不是規定。

ro 3轉條件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探討微波及超音波輔助萃取檸檬皮果膠之產率與其理化性質

為了解決ro 3轉條件的問題，作者洪立璇 這樣論述：

檸檬在台灣的總產量約4.6萬公噸，其加工副產物-檸檬皮富含大量果膠，若妥善利用即可提高檸檬附加價值。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討超音波輔助萃取和微波輔助萃取對檸檬果膠的產率 (%)、生理和化學性質影響。使用反應曲面法優化萃取條件，以3因子之中央合成法設計，超音波輔助萃取：時間 (X1，60~110.5分鐘)、pH (X2，1.0~3.0) 和溫度 (X3，20.8~80.2 ℃) 及微波輔助萃取：時間 (X1，1.5~6.5分鐘)、pH ((X2，1.0~3.0) 和瓦數 (X3，113.6~786.4 W)。結果顯示，以超音波輔助萃取條件 (60分鐘、pH 1.0 和55 ℃) 之最佳檸檬皮果膠產率

為37.9 %；微波輔助萃取條件 (4分鐘、pH 1.0 和450 W) 之最佳產率則為41.4 %，與過去文獻相比均高出許多，但經反應曲面法計算最適化條件，部分萃取條件難以實際運用於工業。半乳醣醛酸含量方面，在超音波輔助萃取 (38.9分鐘、pH 2.6及59.3 ℃) 和微波輔助萃取 (3.9分鐘、pH 2.4及494.2 W) 下可獲取最適化果膠半乳醣醛酸含量分別為78.6 ± 8.44 % 及68.7 ± 1.18 %，可應用於食品工業當中。而檸檬皮果膠酯化度，以pH 2.0為界線，當萃取溶液低於pH 2.0時可獲得低甲氧基果膠，反之則為高甲氧基果膠。關鍵字：果膠、反應曲面法、半乳糖醛

酸、酯化度、官能基

重建韌性-災後復原的社會資本

為了解決ro 3轉條件的問題，作者Daniel P. Aldrich 這樣論述：

　　每一年自然災害為全球各地社區帶來威脅與危害。面臨復原挑戰時，各地應變方式大不相同，往往難以用災難規模來說明，或從當地政府或國際組織的援助來解釋。Daniel P. Aldrich在這本書說明災後能否成功復原，差別在於社區社會資本的深度。 　　《重建韌性》一書強調，社會資本對社區承受災難能力所扮演的關鍵角色，社會資本也是重建一切根本的基礎建設和網絡。Aldrich檢視四個不同地區的災後反應，包括1923年大地震後的東京、1995年大地震後的神戶、2004年印度洋海嘯後的泰米爾納德邦（Tamil Nadu），以及卡崔娜風災後的紐奧良，發現當地社會網絡愈是強勁堅實，居民愈能合力復原。除了能夠快

速散播資訊與協助救災外，社會資本愈雄厚的社區，更能把人口外移與資源外流降至最低。 　　隨著政府資源日益短缺，天然災難的頻率與強度日益增加，了解究竟哪些因素能提升重建效率，重要性更勝以往。《重建韌性》強調有效回應災難的一項關鍵要素。 　　「為何有些社區比其它地方復原更快更完全？藉由比較以及跨學科的方法，加上審慎精微的研究，Daniel P. Aldrich說明社會資本是災後復原最主要的力量。《重建韌性》是社會科學研究最佳的呈現，本書研究結果意義重大，將為災後重建計劃帶來新範式。」--Arjen Boin, Utrecht University School of Governance 　　

「Daniel P. Aldrich的研究並非聚焦於特定災後情況，而是拉大視角，綜觀四個不同災後脈絡，從中找出韌性模式以及阻礙復原的原因」。《重建韌性》提供一個新穎且引人注目的觀點，深入社會資本與災後復原較少為人所知的一面。」--Emily Chamlee-Wright, Beloit College   作者簡介 Daniel P. Aldrich 　　普渡大學政治科學助理教授，並著有Site Fights: Divisive Facilities and Civil Society in Japan and West一書。   序~第四章   林經桓 第五章       林經

桓 李仰桓 第六章   附件一、二    索引   蘇薇方 第七章       楊詠翔 序　言／林經桓 譯 第一章　社會資本及其災後復原的角色／林經桓 譯 災難的定義及其衝擊 韌性與復原 復原標準理論 社會資本：一個被忽略的因素 論點提要 案例研究選擇 本書概觀 第二章　社會資本：兩面特性的復原資源／林經桓 譯 社會資本知識簡史 因果機制：克服集體行動問題 測量方法 社會資本既是資產也是負債 社會資本於災難復原的運用 災難是否會改變社會資本？ 第三章　1923年東京大地震／林經桓 譯 地震 復原速率說明 資料 方法與結果 結論 第四章　1995年神戶大地震／林經桓 譯 神戶大地震 質

性資料：社會資本案例與復原 與復原相關的因素 量化資料 方法與結果 結論 第五章　2004年印度洋海嘯／林經桓　李仰桓 譯 印度洋海嘯 案例研究 牽絆式與縱連式社會資本強的村落 牽絆式與縱連式社會資本較弱的村落 討論 塔米爾納杜邦62個村莊的量化分析 解釋取得援助的理論 資料 方法 結果：居住在收容中心的天數 結果：符合資格的家庭實際領取到救援物資的百分比 結果：符合資格的家庭獲得4,000盧比救濟金的比例 討論 針對1,600位居民的量化分析 解釋災後尋求援助的理論 資料與方法 結果 結論 第六章　2005年卡崔娜颶風／蘇薇方 譯 卡崔娜颶風 拖車屋＝「公共惡」 拖車屋放置地點解析 資料

及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討論 結論 第七章　政府治理與市場機制之間─今後的方向／楊詠翔 不切實際且未臻完備的集權式重建計畫 譯 現存的計畫忽略或破壞社會連結 今後的方向：建立社會資本的新政策與新計畫 附錄一：統計圖表／蘇薇方 譯 附錄二：訪問名單／蘇薇方 譯 註　釋 參考書目 索　引／蘇薇方 譯   序 　　雖然有些學術研究似乎顯得乾硬枯燥（dry），但就比喻上及字面上來說，這本書卻是在潮濕（wet）的狀態下，寫於布滿長春藤的學術高塔裡。2005年7月中旬，我和家人搬到紐奧良，在杜蘭大學（TulaneUniversity）擔任助理教授。然而短短六週之後，8月28日星期天清晨4

點，卡崔娜颶風挾帶的雨開始下，我們夫妻匆忙帶著兩個小孩打包上車，開到西邊的休士頓尋找避難之處。一位熱心的鄰居知道我們不曾生活在墨西哥灣沿岸，好心警告我們這裡的真實情況。經仔細考慮後，我們匆忙地在行李塞了三天份的衣服，順手抓了慢燉鍋及一些照片，留下剛租來的房子，和裡頭全新的家具、書、衣服、電腦、唱片，以及我父母送我當禮物的另一輛車。到了週一中午，我們和其他疏散者，聚集在休士頓邊郊的一家汽車旅館，從電視上看到大壩潰堤的模糊畫面，嚇得說不出話來。在那之後，從第十七街渠道附近湧進十一呎深的水，淹沒紐奧良湖景（Lakeview）一帶，積水近三週不退，毀了我們全部家當，而這個已經成了我們每天生活一部分的社

區，也滿目瘡痍。 　　雖然我們立即向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申請救助，但我們的申請一開始就被拒絕，多次的請求一直到2006年3月才獲得回應。因為我們剛搬到這個悠哉之城（Big Easy），投保的洪水險及租屋險還來不及啟用生效，所以損失的私人物品與財產都無法申請理賠。在那段期間，我有機會從個人、家庭及社區的角度，思考災後復原的課題。我開始閱讀災難專家的文獻，檢視他們對於過往危機的分析，在什麼樣的條件之下，可 　 　　以讓災後復原更迅速有效，但現有研究尚無定論。由於無共識可循，我贊同一派學者的意見，他們認為「確定什麼因素會對復原過程產生關鍵影響，是極為重要的事」（Rodriguez et al. 20

06, 171）。卡崔娜颶風過後，我有機會親眼目睹個人、鄰里乃至整個城市，有的可以而有的卻無法從自然災害中復原。就我自己家人的經歷中，幫助我們最多的是朋友、朋友的朋友、熟人以及家人。接著我也發現，全世界災難的倖存者都有極其類似的經驗。就在我完成這本書的初稿時，2011年3月11日，大地震及海嘯席捲日本東北，我聽到住在東京及附近地區的朋友及同事，轉述一樣的經歷。 　　已有很多的學術研究聚焦在災難的探討（ O l i v e r - Smi t h a n dHoffman 1999; Vale and Campanella 2005; Chamlee-Wright 2010;Kage 2011

；相關概述則有Valelly 2004; Tierney 2007; and Aldrich2011）；另有極多的文獻則集中在社會資本的探討，認為它是一種聯繫，即使在一些非暴力衝突的爭議過程中（Chenowe th and St ephan2011），仍能把人們緊緊結合一起（Cohen and Arato 1992; Putnam1993, 1995, 2000; Castiglione, van Deth, and Wolleb 2008）。我們都知道網絡與個人關係在專業與個人生活的重要性，但災難學術研究與政府決策者卻遲遲未將這一概念整合至理論框架中。本書結合網絡與個人關係這兩個重要概念，以

期能夠了解社會資源對後災難復原的影響。利用二十世紀四個主要災難的大規模研究，本書揭示在最具毀滅性的事件之後，社會網絡與連結如何構成復原的核心力量。 　　政府很多的減災（mi t i g a t i o n ） 與復原計畫是建立在援助與災損的總額預測上。雖然這點很重要，但我提出質性與量化證據，說明社會資源，就如同物質資源，是韌性與復原能力的基礎。有些學者已經提出社會資源在復原上的重要性（Nakagawa and Shaw 2004; Dynes2005），但Koh和Cadigan則呼籲進一步探究，「證明並延伸這些概念，提供更多運用社會資源於救災的定量評估，以及藉由夠多嚴謹的分析，說明其效用」（

2008, 283）。一些學者直言「並無實證研究能證明社區韌性（community resilience）來自社區居民彼此間所建立的社會連結」（Chandra et al. 2010, 23）。本書回應這些挑戰，用最新的方法來處理新資料。我指出有較多社會資本的社區一起合作時，能較有效率地把資源運用在真正需要的地方。個體若與社區周圍的組織或決策者有連結，證實其有較高的韌性，因為這些網絡在當地危機之後仍然活躍。倖存者互借工具，運用他們的連結知道官僚體制新的要求及流程，並一起合組社群監督組織的運作。 　　這些結果，不僅對未來社會資本與災難之研究有深遠的意涵，對於非政府組織、政府幕僚及政治人物主導資

源分配上，同樣有深遠的意義。當前常見災難復原的方式仍脫離不了以五○年代公共基礎設施為參考範本，著眼於橋梁、輸電線、家園、道路與商店的重建。雖然這種以物質基礎為主的協助很重要，也確實在短時間內救了很多人的生命，然而對處於過去或未來危機的社區而言，這卻無助於其長期的韌性的發展。就像其他資源一樣，社會資本可同時藉由地方開始的（local initiatives）與社區外介入的兩股力量而壯大。未來的減災計畫（就像Swa roop在1992年的分析）必須取得基礎設施與社會基礎建設更好的整合。在看過數百件的災難案例研究後，我注意到很多的結論是建立在單一事件上；另外有很多都是在研究者完全沒去過災區的情況下寫

成的。為避免這些研究缺陷，我在日本、印度進行一年的田野調查，完成了四組資料組（data sets），描繪了225個跨越不同時間與空間的鄰里（neighborhood）與小村莊，它們受災程度各不相同。這些資料包括40個1920年代東京地區的鄰里，9個1990年代位於神戶的行政區，60個印度大小不等的村莊。另外再加上1,600份調查回覆，它們分別來自二十一世紀初的印度東南方，以及卡崔娜風災後，紐奧良115個以郵遞區號劃分的地區。有關某些城市地區的居民怎麼回應災難，這方面我已經蒐集了超過十年的資料。為了蒐集此書所需的資料，我在三個國家的圖書館進行檔案整理，並訪談了日、印、美三地約80個人，其中包含倖

存者、非政府組織工作者、當地的活躍人士，以及公務員，並做了為數不少的紙本訪談。我拜訪的村落橫跨印度塔米爾納杜邦（Tamil Nadu），並花了很多時間在東京、神戶和紐奧良這些遭災難摧殘的地方。 　　為了分析本書每一章的資料，我結合質性研究與量化研究，包含過程追蹤（process tracing）、時間序列（times series）、最大近似橫斷面模型（cross-sectional maximum likelihood models），以及傾向分數配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鑒於沒有一體適用的單一方法，因此很多篇章是建立在混合或混雜方法的基礎上，這也結合了大

樣本分析與詳細歷史研究兩者的優點。此外，很多學者持續地提供更多研究係數，這些會以星號註記標明他們研究的重要發現，在這裡我利用信賴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s）和統計模擬（simulation），為我的調查結果提供更細微的分析詮釋。根據實證研究的結果，每一章均附有圖表及數據，提供預測（圖表與數據細節可參見附錄一）。這些數據同時也反映預測的準度，顯示預測值95%的信賴區間（Tomz andWittenberg, 1999; King, Tomz, and Wittenberg 2000）。 　　最後， 學者一再強調資料可複製與透明的重要性。研究者無法建立在過去的研究結果上，除非

他們可以個別自行複製利用這些成果（King 1995）。社會科學延續了科學傳統，要求資料及分析資料的過程必須公開透明（King, Keohane, and Verba 1994, 8）。為了達到這一標準，所有在本書中分析的資料均可以從我的網站或者一些線上資料庫網站下載，像是哈佛大學DataVerse計畫及大學聯合政治社會研究計畫（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希望這些資料可以為未來災難復原的探討提供基礎。 　　所有的書都是網絡合作下的成果，作者不可能獨立完成。首先，我要感謝Borei Olam一切的

幫忙。由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與國際交流基金會（Center for Global Partnership）提供的Abe獎學金，資助我在日本與印度為期一年的田野調查。我在東京停留期間，受到東京大學的法學院以及比較法律與政治國際中心招待；在印度田野調查時，則由位於孟買的Tata社會科學機構的Jamsetji Tata災害管理中心負責接待。Abe獎學金與國際交流基金會同時也在2009年1月資助一個可以靜修思考的地方，這讓我在計畫初期獲得很大的幫助。當未來的計畫尚在構思草擬階段，我穿梭於美日網絡之間，在Paige Cottingham-Streater和SaraSeavey的指示下，曼斯菲爾德基金會（M

ansfield Foundation）提供很多機會，拓展我與學術圈和政治圈的聯繫。普渡研究基金會與普渡校友協會也贊助我在紐奧良額外增加的田野調查工作。 　　普渡大學公共政策與政治理論工作坊的同事，特別是Pat Boling、Aaron Hoffman、Jay McCann、Leigh Raymond、Laurel Weldon和Dwayne Woods等人，為我的論點提供很好的建議。檀香山的東西交流中心（Ea s t -We s t Cent e r）在2011年夏天提供了一個寧靜智性的環境，讓我得以編譯最後草稿。特別謝謝Allen Clark、Carolyn Eguchi、Roland

Fuchs、Karl Kim及Nancy Lewis。 　　我有機會將部分研究成果發表在亞洲研究協會及美國政治科學協會的年度會議上，同時也發表在德國的日本研究協會（German Institutef o r J a p a n e s e St u d i e s ） 、日本國際合作系統（ J a p a n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Coope r a t io n Sys t ems） 及隸屬於東京大學社會科學機構的當代日本組，以及2008年1月在Tata機構，以災難為題舉辦的社會科學研討會。我也在一場由國際交流基金會（Cent e r for Globa l P

a r tne r ship）、普渡氣候變遷研究中心及普渡大學研究園區（Pu r d u e Un i v e r s i t y ’ sDi s c o v e r y P a r k ） 資助的新書研討會上， 有幸得以聽到五位世界級學者的意見，他們是Rieko Kage、Sudarshan Rodriguez、YasuyukiSawada、Shigeo Tatsuki和Rick Weil，我由衷感謝他們的看法與評論。 　　另外要特別感謝J o i e A c o s t a 、S i m o n Av e n e l l 、G o m a t h yBalasubramanian、Arj

en Boin、Anita Chandra、Stephanie Chang、Lane Conaway、Emily Chamlee-Wright、Susan Cutter、Paul Danyi、Christina Davis、Cindy Fate、Rose Filley、Carolyn Fleisher、CaryFr i e dma n 、Ma r y Al i c e Ha d d a d 、Ke n Ha r tma n 、Tr a v i s He n r y 、J a cque s Hyman、Ga ry I s a a c、J e ff Kings ton、Ani rudh Kr i

shna、Howa r d Ku n r e u t h e r 、J e n n i f e r Li n d 、I r f a n No o r u d d i n 、Sa d a a k iNuma t a、Rob Ol s hans ky、Cha r l e s Pe r r ow、Sus an Pha r r 、Ba r r yRabe、Nicole Restrick、Ian Rinehart、Rafe Sagarin、Paul Scalise、Len Schoppa、Miranda Schreurs、Hideaki Shiroyama、John Sides、Gavin Smith、

Pat Steinhoff、Ezra Suleiman、Kathleen Tierney及Rick Valelly。在我寫作的過程中，他們不吝指導、提供意見與支持。Marion Pratt花很多時間幫我把早先的手稿從頭到尾看過一次，她的建議讓本書增色不少。另外，值得特別一提出來的是Christian Brunelli，因為他的建議，我在東京都會警視廳（Keishichō）的檔案中挖掘耙梳東京近一世紀前的過去，為的是更了解居民如何從1923年的大地震中恢復過來。 　　Er i c Berndt、Er ik Cl even、Kevin Crook、Er i c Nguyen、El l iReul

and、Ros s Schoof s、Takahi ro Yamamoto和Laur a Young在研究上幫忙甚多。Janki Andharia、Hari Ayyappan、Lokesh Gowda、Jacquleen Joseph、Sunil Santha和V. Vivekanandan的辛勞，讓我在印度的研究得以實現，這也有賴Annie George以及她在NagapattinamCoordination and Resource Centre的職員，感謝他們的幫助。另有個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匿名審查者，他們建設性且詳盡的評論讓手稿大為增輝。普渡大學的系主任Bert Rockman和Irw

in Weiser院長的支持與鼓勵，一直是我的支柱。 　　當紐奧良下著雨，我們逃到休士頓時，許多家庭敞開他們的大門和心房。Craig Aldrich、Wesley Ashendorf、Sheldon Bootin和他們的家人，加上休士頓美國正統猶太教堂（United Orthodox Synagogue），讓原本應該是忐忑難熬的一週， 變得讓人寬心不少， 為此我們由衷感念。在麻州布萊頓的Blumbe rg、Mi l l e r、Moskovi t z、Sade t sky與Shanske一家人盡力地協助我們復原家園，讓生活重上軌道；Ellie Levi和他在紐約的社區朋友重建我們被風災摧毀的

圖書館。謝謝St e r l i n gChen、Asuka Imaizumi和Chana Odem幫忙完成精美的圖表、芝加哥大學出版社David Pervin和Shenny Wu的協助，以及Alice Bennett和Deborah Gray的編輯。 　　這本書獻給我的家人與親人， 他們給我一切。我的父母Howa r d和Penny Aldr i ch、手足St even和他的妻子Al l i son Aldr i ch、岳父母Louis和Sun Cha McCoy、姑媽Dalia Carmel和祖母Dorotha Aldrich，他們總是不吝給予最多的愛、支持和建議。一些已過世的親人，雖

然再也無法與我們分享他們的生活，但對祖父J a ck（Ya akov）Daum、祖母Fifi（Freida Yehudis Goldstein）Daum、叔公Herb（Dov Ber）Goldstein，以及祖父Howard Aldrich的思念依然如故。我的太太Yael秉持了先人的精神，扮演家庭的基石與精神支柱。她為我們的幸福與四個可愛小孩Gavriel Tzvi、Yaakov、Yehudis和Dov Ber無私的付出，是我心中最完美的人（aishes chayil）。   第 三 章　1923年東京大地震1 9 2 3 年秋天， 一場大地震襲擊日本首都東京， 1 這個已經高度現代化的都

市， 近半地區為地震與其引起的大火所摧毀。2 位於市區東方的本所區（Ho n j o ） 嚴重毀損： 「該區約六分之一的居民於地震中喪生⋯⋯ 超過九成五的地面建物毀於大火， 2 2 0 , 0 1 8 人無家可歸」（Ha s t ings 1995, 57）。大部分的評論觀察家，像是Edwa rd Se i d e n s t i c k e r （ 1 9 9 1 ） 相信地震帶動人口與商業活動從下城（Low Ci ty）（Shi t ama chi下町，或稱市中心，東京東部地區）移轉到上城（山手〔Yamanote〕，西部地區），這意味著下城地區的復原緩慢停滯。 然而，在下町勞動階級居住的地

區，像是本所，即使較貧窮，火災後也展現韌性。當地的社區協會與非營利組織─地方連結與社會網絡的寫照─很快地恢復當地的活動。「在本所，後備軍人打火、照顧傷患、加速改善通聯、巡邏地方、發配食物與飲水、修復道路，以及指揮交通」（Hastings 1995, 102）。1925年男性普選立法通過後，在緊接而來的市政選舉中，這個貧窮地區投票率比其他較富裕地區還高。本所不是唯一一個展現強勁社會資本與復原效率的重災區。其他地區像是愛宕（ A t a g o ） 、趜町（ K o j i m a c h i ） 和築地（Tsukiji），雖然都因地震毀損嚴重（居民中每千人有超過三人非死即傷），但在接下來十年，和

其他損害程度相當或甚至更輕的地區相較，卻有較高的人口成長，這意味著他們不但把原來的居民帶回來，還吸引新的居民遷居至此。本章認為這些恢復迅速的社區，由於較為團結，不至於淪為人口銳減的空城，這也可以從他們較高的公民活動參與度這一點看出來。 更具體來說，緊密連結的地區，選舉時居民投票率較高（這三個地區投票率超過七成），並且有較多的政治示威運動（每個地區一年有超過160場），兩者均需大量的時間與精力在高成本地合作經營與克服集體行動問題上。居民間聯繫力強會帶來較佳的復原情況，暫緩倖存者搬走的想法，以及加強發言權。地區規模相近但損害程度較輕的地區，像是港區（Toriizaka）與崛留（Horidome），

其公民參與程度較低，因此人口成長率也較低，他們既留不住原來的居民，也吸引不了新居民。這些較不團結的地區，每年幾乎沒有政治集會，符合選舉資格的選民中也只有一半的人會去投票。

探討 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對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罹患肺癌風險性的影響

為了解決ro 3轉條件的問題，作者林志翰 這樣論述：

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因疾病特性關係多是抽菸者，相較於非患者罹患肺癌的機率更高。而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也有較高比例會產生憂鬱相關疾病，依現行的治療指引中常會使用選擇性血清素回收抑制劑(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 SSRIs)來治療。早期的研究中顯示SSRIs可能具有促進細胞凋亡的作用，進而降低癌症發生風險，然而這些結果多數來自於細胞、動物實驗或流行病學研究，且綜合各項研究結果，SSRIs對於癌症之作用仍未完全被掌握並依舊存在矛盾。因此，SSRIs對於人體產生肺癌之影響，是否為保護或是有害仍未有定論。本研究旨在藉由台灣全國性資料庫，探討初次診斷慢

性阻塞性肺病之患者使用SSRIs，其後續發生肺癌之風險影響。本研究為一回溯性世代研究，所使用之資料來源為衛生福利部資料科學中心所提供之2000年200萬人抽樣檔，篩選出於2001年至2013年間初次診斷為慢性阻塞性肺病之患者，並串聯到其2000年至2018年間的醫療紀錄。定義初次診斷慢性阻塞性肺病者並有使用SSRIs者為實驗組；對照組則為初次診斷慢性阻塞性肺病者但未使用SSRIs之患者。兩組再依年齡、性別、共病症、使用藥物，以1：1之比例進行配對。兩組研究對象皆追蹤五年。兩組間發生癌症之風險及相關之干擾因子，以Cox比例風險回歸模型(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regre

ssion model)進行分析，並利用Kaplan-Meier法檢測實驗組和對照組之間五年肺癌發生率的差異。由於追蹤時間可能影響結果，於敏感性分析中將追蹤時間延長為十年。為了進一步分析劑量依存性 (Dose-dependent relationship)，使用條件式邏輯斯回歸模型估計勝算比以表示SSRIs類藥物累積暴露劑量與肺癌之關聯性。本研究使用雙尾檢定，將p值小於0.05定為具有統計學上之顯著差異。在1：1傾向分數配對後，本研究共收錄4,088位SSRIs使用者及4,088位非SSRIs使用者，經校正所有共變項及干擾因子後觀察到使用SSRIs者後續罹患肺癌的風險與非SSRIs使用者並無顯

著差異(aHR, 0.98; 95% CI, 0.62-1.57)。在敏感性分析中，將兩組追蹤時間皆延長為十年，結果也與主要研究類似(aHR, 0.95; 95% CI, 0.57-1.56)。而針對累積暴露劑量進行分析，依照SSRIs使用量多寡其風險比分別為，28-83個DDD (aHR, 1.21; 95% CI, 0.64-2.29)、84-167個DDD (aHR, 1.12; 95% CI, 0.50-2.52)、168-335個DDD (aHR, 0.85; 95% CI, 0.33-2.17)、336個DDD以上 (aHR, 0.79; 95% CI, 0.39-1.59)。SS

RIs之累積暴露劑量多寡與肺癌的風險之間並無存在顯著的劑量依存性。在本研究中，台灣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族群使用SSRIs類藥物並不會增加後續罹患肺癌的風險，但亦無觀察到保護效果。在累積暴露劑量的分析上，兩者之間無存在顯著劑量依存性，但隨著累積暴露劑量增加，約略呈現肺癌風險下降之趨勢。而SSRIs類藥物與肺癌確切的相關性，仍待未來進一步的研究證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