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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援外策略轉型：從「外交導向」到「發展與安全導向」

為了解決triples韓團的問題，作者吳奕辰 這樣論述：

臺灣在事實上是一個獨立國家，但在中國打壓下，其法理上的獨立地位並未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承認。半個世紀以來，臺灣透過雙邊援助來爭取與鞏固邦交關係，藉以獲得法理上的承認。這種「建交導向」的援助及其產生的不對稱權力關係，吸引了學界的關注。然而過去十多年來，臺灣積極與非邦交受援國以及北方援助國建立多樣化的夥伴關係。本研究挑戰臺灣援助研究的「建交導向」的假設，運用國際關係理論以及發展地理的全球南方和南方概念，探索南方援助國的轉型，並回答臺灣援外政策的思維，如何以及為何在不斷變化的全球發展格局中，由哪些行動者於何種脈絡下推動轉變。廿一世紀初以來，全球南方出現多個新興援助國。為此，北方援助國試圖在經濟合作與

發展組織（OECD）建立的國際援助典則下將他們社會化。我梳理三種類型的南方援助國社會化。其一，制度主義社會化是指北方在國際組織中運用獎懲機制來改變南方新進成員國的行為，例如歐盟底下的東歐國家和OECD底下的韓國；其二，建構主義社會化是指北方運用認知學習方法，以三邊合作為雙向學習過程，創造新知識、重新定義利益、進而改變南方援助國的合作行為，例如日本與巴西在莫三比克的三邊合作；其三，現實主義社會化是指新興南方援助國試圖消除北方的敵意並改善全球形象，例如胡溫時期中國引進部分北方的論述，並參與小規模的合作實踐。本研究將臺灣援外政策的轉型納入國際社會化的概念中，填補國際關係研究長年以「建交導向」為預設的

理論空白，並主張臺灣作為南方援助國社會化的動能來自於打破孤立的渴望，進而促使臺灣改變援外實踐，擺脫「建交導向」的思維，轉而建立自身為負責任的全球人道和發展援助者，並與北方發展區域及全球安全夥伴關係。臺灣援外的國際社會化始於馬政府時代一系列靠向北方援外典則的論述、法律框架和實踐上的改革。這個改革背後有濃厚的現實主義社會化，亦即臺灣需要減少來自中國的敵意，以騰出更多政策空間。繼任的蔡政府則偏向建構主義社會化，其不顧中國的反對，積極提出「理念相近」的概念，主動接觸更多新的北方夥伴並投入他們關切的議題。這一系列的改革進一步創造了臺灣援助的多重夥伴關係。A類援助是針對邦交國的發展合作，包括A1類南南合作

和A2類北南南合作。B類援助是與北方進行的人道援助，包括B1類南北援助和B2類南南北援助。C類援助是與非邦交受援國的南南合作。本研究基於改革後的成果以及其建立的多元援助夥伴關係，進一步將臺灣轉型援助分為「發展導向」和「安全導向」兩種取代「建交導向」的思維。蔡政府新南向政策是典型的「發展導向」援外案例，調動大量非外交部的資源，以及企業和公民社會行動者，深化和培育與印太國家的多重聯繫。同時，臺灣援外議程也和北方（尤其美日澳等）的印太戰略對接，使他們將臺灣視為推動印太地區安全和繁榮的重要協作夥伴。這種「安全導向」的援助包含兩個先後層次：區域/全球安全和臺灣安全。臺灣首先投入協助北方處理安全議題，例如

中東難民危機的人道援助、新南向接軌印太戰略、COVID-19疫情下的口罩外交等，使臺灣成為北方推動區域/全球安全的夥伴，深化雙方的信任和友誼。然後，在這些信任和友誼的基礎上，北方願意在臺灣陷入危機時保護臺灣，例如2021年北方對臺灣的疫苗外交。這種「安全導向」的思維，已經和過往將加入聯合國視為一種國安戰略的「建交導向」援助思維截然不同。本研究最後提出三個理論啟示。首先是一種新的東亞援助模式，其特點是援外政策的民主化，包含民間組織大量參與並成為監督者，以及應對中國在印太地區日益擴大的威權主義之下的共同安全利益。其次是打破國際孤立的渴望的背後日益增長的世界主義，這些經驗為其他未被承認的民主國家（例

如科索沃和索馬里蘭）提供經驗，不再直接尋求法理上的國家承認，而是透過在全球共同議題治理中建構實質夥伴關係，轉而在這夥伴關係之上推動法理上的議程。最後，在多元的夥伴關係中，臺灣也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既是北方的資助者形成南北南合作，也是北方支持下的執行者形成北南南合作，展現了南方援助國在傳統北南援助與南南合作之外，創造在國際援助體系中新的地位的可能性。

事實查核報告的產製流程與推廣策展：以台灣事實查核中心為例

為了解決triples韓團的問題，作者尹心禾 這樣論述：

本研究以台灣事實查核中心為個案研究來探討事實查核報告的產製流程與在社群媒體平台上的推廣策展，前往該中心進行參與式觀察與深度訪談，總共探討三個研究問題，第一個研究問題是要討論台灣事實查核中心與國內外其他事實查核組織有何異同之處，第二個研究問題討論台灣事實查核中心查核報告的產製流程，第三個研究問題討論台灣事實查核中心如何於社群媒體平台進行推廣策展。本研究從作業流程、裁決標準、更正策略、工作人員這四個面向來進行分析四個不同查核組織(兩個美國事實查核組織FactCheck.org、PolitiFact.com，以及台灣的兩家事實查核組織Mygopen、台灣事實查核中心)，透過這些比較能發現每個組織實

際上都有其側重的方向，而這與其組織成立初始的定位極為相關。研究發現該中心的產製過程首先會經過選題的三大方向(原則、消息來源、晨會)守門，而這三大方向可再細分，原則總共七項；消息來源分成兩類(一)新聞平台與(二)新聞熱點；晨會分成四階段(一)個人匯報(二)團體討論(三)總編審核(四)指派題目，經過上述選題的守門後以該中心特有的團隊戰工作方法以及嚴謹的標準完成查核報告，花費大量心力與時間產出高品質的報告，但因此產量較沒有效率上的優勢；並且由於該中心為小單位人數的編制，是以水平溝通的組織模式為主，說明該中心的查核員需要具備自律性與自主性的兩項特質才能適應其組織文化特色。台灣事實查核中心在FB、Lin

e、Instagram、Twitter這幾個場域中，該中心的查核員顯然在這每個社群媒體平台是採用不同的篩選標準過濾查核報告。在臉書平台上的策展行為與一般新聞媒體不同，在臉書發佈查核報告時，是直接張貼全文與所有的報告，且該中心沒有聘請專門的社群編輯職位，查核員於製作查核報告的同時也要做社群編輯的工作，其它社群媒體場域的發布則因其讀者的特徵與原始介面設計與固定會發佈的臉書平台不同，且這些各自的社群媒體平台間策展的行為模式也不同，如Line的使用者多為年紀較長，多以民生健康相關；Instagram其讀者特徵為較年輕者，如高中生或大學生，因應Instagram的介面設計以圖片方式呈現為主，因此查核員找

到合適有趣的主題內容會再另外製作成資訊圖卡於Instagram發佈；Twitter的讀者多為外國人，因此更新的貼文內容多以英文呈現，且較常發布與政治相關之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