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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泉式部日記(三版)

為了解決上海日本租界的問題，作者 這樣論述：

　　一段飽受非議的禁忌之戀 　　一個兼有膽識和才華的女子日記 　　一封流傳超過千年的絕美情書   　　和泉式部是一位日本平安時代的女性作家，與《源氏物語》的作者紫式部、《枕草子》的作者清少納言鼎足而立，並稱為「王朝三才媛」。 　　本書記載和泉式部與敦道親王之間的愛情，採日記方式記錄。以大量的詩歌往來，透顯出男女二人由初識之試探情愛，至熱戀之甜美與憂慮 ，乃至共同生活之後的堅定信賴。從和歌與散文的鋪敘可以看出，作者和泉式部是一位熱情多感而敢愛敢恨的女子，其特立獨行的個性與行為，甚至在男女關係相當開放的平安時代，都極為聳人聽聞且備受譏議。但透過這本日記，讀者可以了解她所展現於詩歌文章中

，超凡的才藝、學識與脫俗真摯的感情觀。 　　這段刻骨銘心，不顧眾人反對的愛情，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一開始，敦道親王經由僕人的引介，認識了哥哥曾經的情人和泉式部，一見鍾情的兩人，卻因為身分上的彆扭關係而有諸多心理上的動盪和不安，不確定該依循禮教的規範，或是依從自己的心意？ 　　第二部分為兩人互訴心意，以多首和歌傳遞綿密情思。但是敦道親王因流言菲語而猜忌和泉式部，兩人逐漸疏遠，和泉式部在憂愁中興起遁入佛門念頭，敦道親王此時又千里迢迢尋訪和泉式部，兩人的關係爾又回溫，但在這一來一往中，兩人情誼加深，終於從彼此試探趨於穩定。敦道親王邀請和泉式部遷居自己宅第，此暗指互許終身。 　　第三部

分則是兩人一起生活之後的種種，也是全書中最安穩幸福的時光，雖然家中和社會上仍對兩人的戀愛保持貶低的態度，敦道親王之正妻也憤而離家，但兩人情誼篤定深厚。   　　書中並收錄多幅林文月手繪劇情插畫！  

上海日本租界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二十世紀初期台灣口述傳統的現代性轉轍：以傳說與印刷媒體的關係為中心

為了解決上海日本租界的問題，作者呂政冠 這樣論述：

論文摘要口述傳統曾經是民間社會傳遞訊息、交流經驗最重要的媒介；但是當口述傳統遇到名之為現代性的文化場域時，為了適應受眾結構的改變，產生了一定程度的調整。二十世紀初期是印刷媒體報紙頻繁地介入口頭傳播軌轍的時期，其中又以傳說文類最為明顯。因此本文將以傳說和印刷媒體的關係，進行其媒介轉轍的現象描述，並從中思索口述傳統的現代性意義。本文選擇了三個傳說案例，來說明三種口述傳統的現代性意義。第一則是「楊乃武」，約莫是在1920年前後以商業戲劇的形式傳播至台。這則渡海而來的傳說為我們展示現代語境底下，口述傳統亦會透過商業與人口移動，得以加速傳播，並擴大傳播範圍。「楊乃武」在傳說形成到傳播至台的過程中，經歷

多重轉轍的過程，在傳統冤案的基礎上，加入了現代司法的感性敘事，並使其在無傳說物依附的情況下，得以在台持續流傳。多重轉轍是現代口頭敘事的必然情況，但是本文舉出「嘉慶君遊台灣」為例，透過該則傳說形成的歷史記憶與地方起源說詞，藉此說明口述傳統在遭遇文字媒體時，並非全然的失守。一個仍保有活潑的傳講潛勢的傳說，證明了口述傳統在現代語境下仍然保有其生命力。最後，本文以「義賊廖添丁」的傳說生命史為例，指出亦有由文字流向口傳的「反向轉轍」的狀況。而這種反向轉轍的發生，必須同時建立在傳統框架的穩定敘事，與民間反應現代想像（或殖民想像）下的情境關係。因此本文認為「廖添丁」應該算是台灣第一個大型的當代傳說。最後本文

則以「口頭檔案」與「文字媒介」的觀察，去思考文字／口頭之間的相同與差異，並指出文字的侷限性，及其反應講述語境的可能性。

京都一年(修訂三版)

為了解決上海日本租界的問題，作者林文月 這樣論述：

　　▍為什麼是京都？ 　　「一個保留古典遺跡的驕傲，同時又慷慨地兼容今日科學文明的都市。這是一個奇妙的都市，在這兒，低矮而古老的日式木屋，可以和鋼筋水泥的新型大樓比鄰；在這兒，三味線的弦音，可以和爵士熱門音樂並存；在這兒，梳高髻，穿和服，長帶搖曳背後的祇園舞妓，可以和染紅髮，著露膝迷你裙的摩登少女同行。新與舊，傳統與時興，在這個都市裡是如此協調交融著，散發出令人不可抗拒的魅力。這就是京都之不同於東京的地方，這就是京都之不同於奈良的地方，也正是京都之所以為京都。」── 林文月 　　▍古都文化巡禮 　　收錄多篇日本傳統文化介紹，要深入了解日本，不能不讀： 　　★外行好熱鬧，內行看門道的〈

京都茶會記〉 　　★看藝伎翩翩起舞〈櫻花時節觀都舞〉 　　★全城出動！最風情萬種的〈祇園祭〉 　　★和鄰居大媽袒裎相見？〈京都「湯屋」趣談〉 　　▍內容簡介 　　本書收錄了作者一九七○年遊學日本京都十月間所創作的散文作品。由於作者深諳日本語言、文化，長時居留，故能深入古都的多種層面，以細微的觀察，娓娓的敘述，呈現了她個人對於京都的體會。於是京都近郊的亭臺樓閣、古剎名園；京都的節令行事、民情風俗，有如一幅白描長卷，一一展現眼前。書中各篇雖早已寫就，於今讀來，那些異國情調所帶來的感動，不僅未曾稍減，反而愈見深沉。

我國勞動基準法制的形成（1927-1984）

為了解決上海日本租界的問題，作者張宗坤 這樣論述：

解嚴前夕的1984年，勞動基準法在立法院三讀通過。論者多據此猜測：自戰後至該法制定前，保障勞工核心勞動條件的勞動基準法制並無可觀或變化之處；一切勞動保護皆因且皆自勞基法而生。透過台灣各圖書館、檔案管有機關與機構典藏的檔案證據、新聞報導與回憶史料，同時借鑑台灣法律史的研究成果，本文在嘗試反駁此一命題的同時，也將說明勞動基準法制的形成所反映的社會、經濟、政治意涵，從而顯現勞動法律史對社會史、經濟史和政治史的可能貢獻與對話關係。關於台灣勞動基準法制的發展脈絡，本文討論的時間範圍起自勞工法典起草的1927年，到勞動基準法制訂的1984年，並以勞動立法擬議、提出與討論的發動時機，分為五個時期討論：即1

927至1937年的勞工法典起草與工廠法制定期、1958至1961年的勞工法起草期、1964至1972年的第二次勞工法起草期、1969至1974年的勞工安全衛生法立法期，以及1973至1984年的勞動基準法立法期。透過清理與重構這段歷史，我嘗試將勞動基準法制的形成脈絡，定位在冷戰戒嚴時期中華民國台灣國內勞動官僚與經濟官僚間恆常存在卻又相對隱蔽的衝突場域。此一場域中，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的衝突與兩難，透過各自在政府部門中的政治代理人傳遞、對話與交鋒。作為發展主義的遺產，此一場域在戒嚴後開始中介著勞資間長期受壓抑的必然衝突，儘管帶來順法鬥爭的紅利，卻也埋下法律拜物教與勞動法意識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