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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 雜文全集：《且介亭文集》《且介亭雜文二集》《且介亭雜文末編》

為了解決上海租界的問題，作者魯迅 這樣論述：

　　本書收錄一九三七年出版的《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以及《且介亭雜文末編》。   　　▌《且介亭雜文》▌   　　本書收錄了魯迅於一九三四年所撰寫的三十六篇雜文。當時住在上海半租界的魯迅，懷有強烈民族自尊心，痛恨帝國主義，對於居住於租界，他的心中有著難以啟齒的羞憤之情。「且介」一詞，在本書所指的是租界，「且介亭」則意指上海半租界的亭子間。魯迅不願將國家的「禾」與「田」交給帝國主義勢力，也諷刺了當時中國所處的半殖民半封建局勢。   　　─道學先生是躬行「仁恕」的，但遇見不仁不恕的人們，他就也不能仁恕。所以朱子是大賢，而做官的時候，不能不給無告的官妓吃板子。   　　─…小心謹慎的

人，偶然遇見仁人君子或雅人學者時，倘不會幫閒湊趣，就須遠遠避開，愈遠愈妙。   　　─征服中國民族的心，這是胡適博士給中國之所謂王道所下的定義，然而我想，他自己恐怕也未必相信自己的話的罷。在中國，其實是徹底的未曾有過王道，「有歷史癖和考據癖」的胡博士，該是不至於不知道的。   　　當時魯迅無論在官方與民間，都面臨著紛至沓來的圍剿攻勢。他自承：本書「當然不敢說是詩史，其中有著時代的眉目，也決不是英雄們的八寶箱，一朝打開，便見光輝燦爛。我只在深夜的街頭擺著一個地攤，所有的無非幾個小釘，幾個瓦碟，但也希望，並且相信有些人會從中尋出合於他的用處的東西。」 　　 　　▌《且介亭雜文二集》▌   　　本書

收錄了魯迅一九三五年所撰寫的四十八篇雜文。魯迅從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五年，居住於上海租界，這個時期的魯迅被國民黨中央以「墮落文人」而通緝，文章無法發表，為此他曾多次更換筆名。   　　─中國的一般的民眾，尤其是所謂愚民，雖稱孔子為聖人，卻不覺得他是聖人；對於他，是恭謹的，卻不親密。   　　─現在的所謂諷刺作品，大抵倒是寫實。非寫實決不能成為所謂「諷刺」；非寫實的諷刺，即使能有這樣的東西，也不過是造謠和誣衊而已。   　　─複譯還不止是擊退亂譯而已，即使已有好譯本，複譯也還是必要的。曾有文言譯本的，現在當改譯白話，不必說了。即使先出的白話譯本已很可觀，但倘使後來的譯者自己覺得可以譯得更好，就不妨

再來譯一遍，無須客氣，更不必管那些無聊的嘮叨。   　　▌《且介亭雜文末編》▌   　　《且介亭雜文末編》出版於一九三七年，此時魯迅已逝世一年，本書收錄魯迅一九三六年的三十五篇雜文，魯迅於生前開始編輯，後經魯迅的學生兼伴侶許廣平編定。   　　─凡活著的，有些出於心服，多數是被壓服的。但活得最舒服橫恣的是漢奸；而活得最清高，被人尊敬的，是痛罵漢奸的逸民。後來自己壽終林下，兒子已不妨應試去了，而且各有一個好父親。至於默默抗戰的烈士，卻很少能有一個遺孤。 　　 　　─我們需要的，不是作品後面添上去的口號和矯作的尾巴，而是那全部作品中的真實的生活，生龍活虎的戰鬥，跳動著的脈搏，思想和熱情，等等。  

　　─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在本書，魯迅不改對時事的批判眼光，因見到《申報‧兒童增刊》中，竟出現「中國人殺外國人應加倍治罪」的主張，便沉重的再次呼籲「救救孩子」，對民族前途發揮了沉重的吶喊。

上海租界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二十世紀初期台灣口述傳統的現代性轉轍：以傳說與印刷媒體的關係為中心

為了解決上海租界的問題，作者呂政冠 這樣論述：

論文摘要口述傳統曾經是民間社會傳遞訊息、交流經驗最重要的媒介；但是當口述傳統遇到名之為現代性的文化場域時，為了適應受眾結構的改變，產生了一定程度的調整。二十世紀初期是印刷媒體報紙頻繁地介入口頭傳播軌轍的時期，其中又以傳說文類最為明顯。因此本文將以傳說和印刷媒體的關係，進行其媒介轉轍的現象描述，並從中思索口述傳統的現代性意義。本文選擇了三個傳說案例，來說明三種口述傳統的現代性意義。第一則是「楊乃武」，約莫是在1920年前後以商業戲劇的形式傳播至台。這則渡海而來的傳說為我們展示現代語境底下，口述傳統亦會透過商業與人口移動，得以加速傳播，並擴大傳播範圍。「楊乃武」在傳說形成到傳播至台的過程中，經歷

多重轉轍的過程，在傳統冤案的基礎上，加入了現代司法的感性敘事，並使其在無傳說物依附的情況下，得以在台持續流傳。多重轉轍是現代口頭敘事的必然情況，但是本文舉出「嘉慶君遊台灣」為例，透過該則傳說形成的歷史記憶與地方起源說詞，藉此說明口述傳統在遭遇文字媒體時，並非全然的失守。一個仍保有活潑的傳講潛勢的傳說，證明了口述傳統在現代語境下仍然保有其生命力。最後，本文以「義賊廖添丁」的傳說生命史為例，指出亦有由文字流向口傳的「反向轉轍」的狀況。而這種反向轉轍的發生，必須同時建立在傳統框架的穩定敘事，與民間反應現代想像（或殖民想像）下的情境關係。因此本文認為「廖添丁」應該算是台灣第一個大型的當代傳說。最後本文

則以「口頭檔案」與「文字媒介」的觀察，去思考文字／口頭之間的相同與差異，並指出文字的侷限性，及其反應講述語境的可能性。

待綠集

為了解決上海租界的問題，作者徐訏 這樣論述：

　　一九四八年，作者徐訏將四十歲前詩作彙整付印，題名《四十詩綜》，分上下二函，上函含《借火集》和《燈籠集》，下函含《幻襲集》、《進香集》和《未了集》。嗣後分別出版，《幻襲集》並更名為《待綠集》，《未了集》更名為《鞭痕集》。這次採用更改後集名，並配合篇幅需要分集出版，本書《待綠集》（附重版後記）為其中之一，書名取詩句中「像枯枝期待綠，像頑石期待青苔……」之意，寫作時間在1937-1940年間。   本書特色   　　§ 海派文學宗師，徐訏經典重現。 　　§ 釀出版《徐訏文集》是迄今彙集徐訏作品中最完備的版本，分為小說、散文、評論、戲劇、詩歌等五卷，計共四十四冊。 　

　§ 作者徐訏在1937年買棹赴歐留學，因抗戰軍興，於1938年歐戰前夕，返回當時稱為孤島的上海租界地區，本書是這幾年間在各地的作品，除感時之作外，還有多首寫贈友人的長詩。

我國勞動基準法制的形成（1927-1984）

為了解決上海租界的問題，作者張宗坤 這樣論述：

解嚴前夕的1984年，勞動基準法在立法院三讀通過。論者多據此猜測：自戰後至該法制定前，保障勞工核心勞動條件的勞動基準法制並無可觀或變化之處；一切勞動保護皆因且皆自勞基法而生。透過台灣各圖書館、檔案管有機關與機構典藏的檔案證據、新聞報導與回憶史料，同時借鑑台灣法律史的研究成果，本文在嘗試反駁此一命題的同時，也將說明勞動基準法制的形成所反映的社會、經濟、政治意涵，從而顯現勞動法律史對社會史、經濟史和政治史的可能貢獻與對話關係。關於台灣勞動基準法制的發展脈絡，本文討論的時間範圍起自勞工法典起草的1927年，到勞動基準法制訂的1984年，並以勞動立法擬議、提出與討論的發動時機，分為五個時期討論：即1

927至1937年的勞工法典起草與工廠法制定期、1958至1961年的勞工法起草期、1964至1972年的第二次勞工法起草期、1969至1974年的勞工安全衛生法立法期，以及1973至1984年的勞動基準法立法期。透過清理與重構這段歷史，我嘗試將勞動基準法制的形成脈絡，定位在冷戰戒嚴時期中華民國台灣國內勞動官僚與經濟官僚間恆常存在卻又相對隱蔽的衝突場域。此一場域中，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的衝突與兩難，透過各自在政府部門中的政治代理人傳遞、對話與交鋒。作為發展主義的遺產，此一場域在戒嚴後開始中介著勞資間長期受壓抑的必然衝突，儘管帶來順法鬥爭的紅利，卻也埋下法律拜物教與勞動法意識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