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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孫中山先生廉能思想檢視台灣廉政建設的發展

為了解決中信造船評價的問題，作者陳螢松 這樣論述：

台灣的全球廉潔度排名，從1995年以來表現不佳，始終落後先進國家一段距離，其原因值得關注。本論文嘗試融和新制度主義、歷史結構研究途徑和廉政相關理論，建立分析架構，並以孫中山的廉政思想作為探針，檢視台灣不同時期的廉政建設。研究發現，台灣的廉政表現因為受到國內外局勢變化、領導者主觀意志、廉政機構首長任內肅貪作為及廉政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等等因素影響，而呈現不同樣貌。 在威權統治時期，領導者主觀意志主導了國家廉政建設發展，肅貪機關首長較不易受外在政治因素干擾，而能在任內採取較有效能的反貪行動。此一階段，雖然法制基礎薄弱、制度設計不佳，卻頗能展現肅貪成果。到了民主轉型時期，由於主政者玩權弄

法、以權牟私，國家廉政建設反而裹足不前。此一階段，肅貪機構首長雖有企圖心，卻難展抱負。及至民主鞏固時期，領導者及肅貪機構首長雖然廉潔自持，但構成廉政建設支柱之其他部門及公民社會力量，並未能充份發揮作用，因而廉政建設未能有明顯起色。 審視孫中山所構思之廉政體系及相應之治理作為，對照國際組織所建構之理想廉政體系和善治理念，兩者可謂不謀而合，就此而言，孫中山廉能思想實已涵容了現代性元素並符合世界潮流。從孫中山廉能思想檢視我國之廉政建設，本論文得出之政策建議為：首先，強化立法院、肅貪機構、監察院、企業、公民社會、政黨、及媒體等內外部監督制衡機制及其協力關係；其次，加強透明度、法治基礎、政府效能、

監管品質、貪腐控制、公眾參與和問責等功能發揮。綜合來說，需要在廉政機關重構、領導者權力制衡、媒體監督的強化、政黨及立法院監督機制、企業誠信、公民反貪意識和社會反貪網絡等面向認真興革，我國才有機會向上提昇，成為高度廉潔國家。

「中日國交正常化」之日本決策過程研究(1946～1972)

為了解決中信造船評價的問題，作者陳慧瑩 這樣論述：

二次大戰後，國際情勢出現重大變化。美蘇關係的緊張，迫使世界各國必須對加入東西陣營做出選擇。隨著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意識形態對立的激化，最終發展成世界性的冷戰局面。日本是二次大戰的戰敗國，由美軍進行佔領與統治。但冷戰局勢的發展，使美國不得不改變世界戰略佈局，同時亦改變了日本的國際角色定位。美國試圖將日本建造成自由主義陣營的亞洲反共堡壘，於是將佔領政策由初期的非軍事化與民主化，轉為扶植日本經濟，並協助儘快簽訂和約，使日本能成為主權獨立之國家，繼續堅守自由民主陣營之立場。另一方面，戰後日本的國內政治發展漸趨成熟，五五年體制的形成使日本邁向穩定的兩大政黨制。自民黨的長期執政讓日本的政策發展保有一貫

性的思想核心。但事實上為「一黨獨大」的「黨內政權交替」，亦使得以鞏固政權與安定社會為目標的保守體制，成為妨礙日本發展自主外交的主要因素。美國對韓戰的戰略佈局使台海關係固定化，因而產生國際關係中的「兩個中國」問題。由於日本的外交政策基本上無法跳脫「對美協調」與美日同盟框架，因而在此外交原則下，日本僅能選擇維持與中華民國政府的正式外交關係。然而日本自始即認定中共的崛起與未來發展的可能性，故對兩岸採取「政經分離」方式，試圖同時維持與中共的溝通管道與交流途徑，以因應國際現實的急遽變化，並能爭取最大限度的日本國家利益。日本在對「中」外交政策上存有「實現中日國交正常化」之政治思想核心，最好的證明就是自吉田

茂內閣時期起，不論國內外的政治環境如何改變，日本仍堅持對兩岸採取「政經分離」政策。隨著冷戰局勢趨緩、美國對「中」政策的變化、中共的國際地位提升等國際政情發展，以及日本國內高度經濟成長帶動的海外市場需求增加、「中」日民間貿易往來頻繁、文化教育交流提升，乃至「親中」的政治或民間人士積極推展等，實現中日國交正常化的政治思想逐漸增強且表面化。但另一方面，日本追求國內政治社會的安定，鞏固並維持自民黨政權，解決「沖繩歸還」問題，並希望藉此以完成國家主權的全面恢復。為尋求此等國家利益的實現，首要條件即為獲得美國的支持與合作，因此日本必須繼續堅守「對美協調」之外交原則。此外，基於《中日和約》及國際道義等理由，

日本亦須維持與中華民國的正式外交往來。日本的「實現中日國交正常化」之核心思想逐漸成形擴大，但國內保守體制與「對美協調」的國際現實卻牽制此一動向，於是形成與「政經分離」原則之間的矛盾。換言之，如何權衡政治理想與國家利益的現實得失，成為考驗戰後日本歷任內閣的最大課題。此外，保守體制下的決策過程存在著「以和為貴」之日本傳統政治文化。理應為行政與立法機構之最高指導者的首相，因此種政治文化的限制而僅成為政府政策的代言人。以組織考量為優先，強調「政策一體性」與「決策統一性」的「常規型」日本政治決策過程，使日本在外交的自主追求上受到相對的牽制。但當「詹森衝擊」、「尼克森衝擊」發生後，日本一方面擔心搭不上「中

國」這班列車，一方面又害怕「越頂外交」的歷史重演，因此對美日同盟關係的穩定性產生恐懼與懷疑。在恐懼最大化的情況下，日本開始尋求自助，積極發展對「中」自主外交。而中共除經濟發展需求外，亦希望得到日本協助以重返國際社會，以及獲得國際對其「代表中國」之正統性的承認。在雙方各取所需的情況下，中日雙方積極發展關係正常化，而日本亦在領導能力強硬且國家發展目標明確的田中、大平的執政期間，改採不受「以和為貴」政治文化限制的「非常規型」決策過程，終於完成中日國交正常化。本論文說明日本在兩岸關係上呈現擺盪狀況，但在對「中」政策上則存有「實現中日國交正常化」之一貫性核心思想。基於現實主義觀點，為尋求國家利益的最大化

，日本採取「非常規型」決策過程，同時在個人風格與目標明確的領導人帶領下，完成中日國交正常化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