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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水生植物於校園生態池水質改善之研究

為了解決二重疏洪道封閉的問題，作者黃韋霖 這樣論述：

摘要隨著經濟快速成長和人民生活品質提升，民眾對於居住環境越發講究，而台灣地小人稠，一般人的居住空間多僅在水泥圍牆空間內，很難享有花園綠地，因此需要鄰近的公園綠地來紓解繁忙封閉的生活，生態景觀池也因應而生。然而水資源在空間和時間分布不均，加上夏季蒸發量大，若僅靠降雨來維持生態景觀池的水位恐不容易，因此多數生態景觀池、多功能蓄洪池、蓄洪型濕地等，常會收集集水區內的民生污水，並利用水生植物和底棲土壤進行化學與生物作用來降低進入水中的汙染量。本研究以逢甲大學校園學思池為研究對象，藉由水生植物在水中的生物化學作用及增加桶內水體曝氣量，並量測其pH值、氨氮、溫度、懸浮固體物、溶氧、生化需氧量、導電度、濁

度的變化量，探討不同植物對水質改善的程度；本實驗的九種植物在氨氮濃度去除率皆有達到60%以上，其中去除率最佳的植物為布袋蓮93%。

從「人間副刊」到《人間》雜誌： 台灣報導文學傳播論（1975-1989）

為了解決二重疏洪道封閉的問題，作者張耀仁 這樣論述：

作為台灣文學史上一度備受注目，卻又屢屢缺席的文類，報導文學無寧是尷尬的存在。在過往研究反覆關注溯源論、文體論的取向下，台灣報導文學向來蹎蹠於該歸入於何種文類？是否夠資格歸入文學史？最終走向「報導文學已死」、「報導文學成長危機」等。因此，本文另闢蹊徑，視報導文學的發展乃是攸關「建構台灣」的詮釋論、傳播論，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迄《人間》雜誌（1975.7-1989.9）為研究範疇，探究兩個同樣名為「人間」的媒體，如何以報導文學介入人間、建構人間以及影響誰？就七○年代報導文學家筆下的作品而言，絕大部分旨在踏查台灣，饒有興味的是，他們筆下極少觸及台灣東半部，故而勾勒出來的圖像僅是「半個台灣」。而其

內容泰半聚焦於：一，對於傳統民俗技藝與宗教信仰的理解；二，對於鄉鎮與地方產業特色的報導；三，對於社會問題的調查。其中，論者以為「社會問題」乃報導文學被視為「黑色文學」之故，但事實上，第一代報導文學家極少深刻觸及社會問題，真正促使當局動員論述予以「矯正」報導文學，乃因其涉及台灣鄉土將引發台獨意識之可能，這才是當局致力防堵報導文學的主因。也是從這個觀點切入，我們才能有效理解八○年代陳映真創辦《人間》的初衷，也才明白《人間》如何被論者曲解、誤解，乃因強力主張第三世界論、中國意識論的前提下，《人間》意欲經由報導文學與紀實攝影以抨擊台灣意識、台獨意識，從而導正報導文學作為實踐第三世界論的傳播載體，最終達

成中國民族的和平與團結。在陳映真刻意的操作策略下，《人間》徹底展現了向「第三世界（中國）窮人」學習的取向，因此主張「從弱小者的眼光看台灣」，也動輒指責資本主義、帝國霸權乃至冷戰體系、國安體制等，由此營造了彩色的中國、黑白的台灣；壯美的中國、醜惡的台灣，經由「飽食貪婪的台灣」對照「質樸動人的中國」，《人間》成為陳映真實踐第三世界論的利器，也是宣揚左統意識的載體。然而無論陳映真如何亟欲抵達中國，他都必須從台灣出發，也就必須理解台灣、建構台灣。至此，我們可以理解台灣報導文學始終處於搶奪詮釋「台灣」的過程。在時代條件的囿限下，七○年代的報導文學淪為「從愛出發」的附傭；在意識態使然下，八○年代的報導文學

淪為「第三世界論」的傳達者。兩造都局限了報導文學的走向，也使我們再次回望三○年代楊逵提倡報告文學之舉，他指出：「我們之所以提倡殖民地文學，是因為我們要先寫我們所居住成長的這個台灣社會，絕非把自己封閉在台灣。」亦即楊逵意欲透過報導文學批判、抵抗殖民體制，而這正是爬梳楊逵提倡報導文學的必要性，也是本文經由研究發現，報導文學乃蘊含後殖民主義的文類、動員群眾的文類以及可資作為台灣歷史記憶的一環。從七○年代的「何謂台灣」到八○年代的「人間中國」，報導文學的意涵轉折恰對應了這塊土地重新構思台灣主體性的行動，也就是從內部殖民邁向去殖民化之可能。也是由此切入，本文主張跳脫文體論、溯源論，就報導文學的詮釋論與傳

播論加以探析，從中汲取去殖民化、抵抗霸權的精神，以此期許來日的台灣報導文學再次奮起，以踏查田野的草根姿態面向台灣，並建構台灣不同於文化霸權的容顏，傳達反思鄉土、關懷台灣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