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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基礎設施化的物質政治：台北市道路治理的部署與轉譯

為了解決交通罰單分期的問題，作者王志弘 這樣論述：

本研究以基礎設施化之物質政治為取徑，探討當代城市的構成與轉變，並展望都市實踐的新方向。作者將城市界定為「多重基礎設施化的拼裝體」，並結合社會、技術與空間分析，將基礎設施化展開成為一個多層次的分析場域，以凸顯社會與物質的共構。社會分析方面有結構傾向、治理體制及實作網絡；技術分析方面有系統動量、部署／缺口，以及轉譯方案；空間分析方面，則有領域化、紋理／節奏，以及縐摺。社會、技術與空間分析乃相互為用、彼此疊合，但有各自的邏輯。為了示範基礎設施化的多層次分析，並與批判的政治經濟學、傅柯派權力分析，以及科技與社會研究（特別是行動者網絡理論及大型技術系統論）對話，作者以台北市的道路發展與交通治理為例，採

取多重個案的研究設計，分別探討多重基礎設施化的不同層面。本研究資料來源，取自官方規劃報告、統計資料、議會公報、新聞報導、田野觀察及訪談。作者首先以台北市中華路一段為例，說明道路空間生產在視線權力與空間修補引導下的彈性：在格網與圓環的基礎上，增添平交道、高架道路、天橋及地下道，以迄軌道運輸的地下化。但始於城牆設置的穩定方位格局，則彰顯了物質僵固性。視線權力、空間修補和僵固性，實為道路之物質政治的不同面向。其次，追求移動速率而引致風險的機動車城市，必須有分流化、保險化、監測化及合宜主體化等物質配置以保障安全。這些物質部署在生命政治與死亡政治之間，鋪展出韌命政治，但也引起爭議，例如測速照相機及其反制

設備之間的攻防。第三，1980年代以降交通危機深化導致的技術系統缺口，促發了各種道路轉譯方案，公車專用道便是一例。但道路轉譯方案的成效，須接合於道路交通形勢及都市政治形勢。轉譯方案能否奏效，往往以基礎設施化之部署為要件，但不同物質的作用仍取決於形勢。第四，相對於官方道路治理的領域化及僵滯紋理，四處漫溢的機車穿梭、街頭市集的彈性挪用，以及「自然」萌生的縐摺實作，則促成黏性紋理的浮現，甚而形成再領域化的轉譯動力。最後，作者考察歷史保存與道路規劃之間的爭議，藉此反思替代性都市實踐的可能。對抗拆遷史蹟而集結的保存運動，若能拋卻本真性的物質僵固性，轉而在參與都市治理、關注生活紋理的條件下，將文化塑造為另

類基礎設施化（生活支持網絡），則可能改變都市拼裝體的型態和意義。再者，權力與權利之基礎設施化的觀點，也有助於結合城市權與公民科學的倡議，開啟都市的物質政治。

施用毒品行為刑事政策與除罪化之研究

為了解決交通罰單分期的問題，作者施奕暉 這樣論述：

由於過去施用毒品行為不見容於道德規範及公眾觀感，主要的原因是施用毒品行為被質疑與犯罪關係密切。故許多國家乃將毒品一類的物質加以列管。然而施用毒品與犯罪行為間的關聯性尚存有爭議。且本研究發現，無論是國內或美國，重刑化政策並非降低施用毒品行為或其再犯率的妥當政策，且現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的嚇阻策略並無法有效抗制藥物濫用。 藥物濫用人口與再犯率的居高不下，且基於施用毒品具有自傷行為及無被害者犯罪的本質。故許多國家開始選擇透過醫療處遇、減害計畫或替代療以協助減緩藥物濫用的影響。採此政策的國家包括英國、荷蘭、葡萄牙以及澳大利亞等國。彼等主張，透過藥物濫用除罪化政策，藥物的價格與供應將獲得控制

，並可避免藥癮者為購得毒品而犯罪，犯罪率及毒品肇致的死亡率或愛滋病亦可望降低。在此政策架構下，持有僅供個人所需藥物或其施用行為雖仍屬違法，但僅受行政罰處罰，而不再屬於刑罰追訴的範圍。雖然目前採取藥物施用行為除罪化政策之國家，其藥物使用率比起歐盟其他國家，仍未大幅降低。但與藥物濫用相關的疾病及死亡率則已大幅減少。 藥物政策專家指出，採取藥物施用行為除罪化政策，將有助於政府對民眾提供有效的藥癮處遇並大幅降低與藥癮有關的病理現象。儘管毒品除罪化政策仍具爭議性，近期之間亦尚難在國內實施，然而就此議題參考他國的成功經驗與進一步的研究無疑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