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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外傳心－－清初江南遺民詩之生計書寫研究

為了解決人在大唐已被退学的問題，作者游勝輝 這樣論述：

明清之際的遺民現象蔚為大觀，歷來備受論者矚目。其中，生計課題雖已頗受關注，然論者大多依據傳記與議論，基於道德化傾向，著重闡述從中體現的苦節持守，至於遺民生存的現實難題，以及由之而來對志節的挑戰，尚待進一步細緻的梳理；對於明遺民詩學的探討，也多側重哀感動盪世變、砥礪清峻志節與抵抗新朝統治的書寫面向，看似現實世俗的生計主題便往往不被重視。本論文試圖突破既有研究成果之不足，基於江南地區之遺民數量、治生現象較之其他地域更為豐富，故以江南遺民詩之生計書寫為研究對象，以生命體驗與理想形象為切入進路，析論遺民如何書寫生計難題與從事治生活動的所思所感，從而「史外傳心」，體現遺民現實考量與政治寄託難分難解的生

存情境，以及詩學理念與創作實踐的呼應與差異。根據以上思考，本論文展開以下三項論題：　　一、明遺民傳記生計記載的理想形象塑造：明遺民傳記往往記載遺民陷入困窮仍能安貧無怨、拒絕有違義理的援助，至於其家人，若非不被遺民顧念，只能被動受苦，便是主動與遺民一同茹苦守節；在對遺民治生方式的記載中，治生方式的現實謀生意味不高，往往成為遺民品概與志節的象徵；對於遺民之家境富裕與游食、游幕經歷，明遺民錄往往以略而不提維護遺民形象之純粹。由此可見，明遺民傳記的生計記載多為服務於理想形象塑造，更加鞏固「社會本相」的「社會表相」，也一定程度鼓勵與限制明遺民詩生計書寫的主題選擇與書寫模式。　　二、明遺民詩兼具困窮與固窮

的生計貧困書寫：遺民既以詩抒洩或自嘲生活匱乏、變賣求生等不盡合乎理想的生命體驗，也試圖在困窮情境中自我塑造志士或詩人的理想形象；此外，面對家人一同為困窮所苦，此類書寫也會表達憐惜、慚愧、視若無睹或感恩成全等多元的所思所感。對理解明遺民生計議題而言，透過此類書寫，更能體會生計困難的遺民挺立人格的艱難與可貴。對理解明遺民詩學而言，此類書寫既有呼應道德性情的固窮形象塑造，亦有自曝淪落、家醜也在所不惜的困窮體驗抒發，既呼應亦不限於明遺民詩學的理念論述。　　三、明遺民詩兼具謀生與謀道的治生方式書寫：依照治生方式之性質與遺民的看法，本論文分為田園、知識、技藝治生與游食、游幕等三種主題書寫加以探討。對理解明

遺民生計議題而言，一方面，透過隱喻象徵、連接遺逸典型或自覺的敘事安排，治生書寫得以將謀生的現實行為轉化為謀道的理想形象，從而呼應傳記的遺民形象塑造，另一方面，部分遺民也抒發從事治生必須面對的現實難題、精神負擔，以至於理想失落的焦慮，從而呈現更為深廣的生存情境。對理解明遺民詩學而言，治生書寫既有符合，或至少不違背詩學理念的理想形象塑造，亦有與官員交際的應酬贈答，以及不盡理想的生命體驗抒發，雖然可能違背詩學理念，卻也突破對於明遺民詩學的既定理解，在主題與書寫面向上時有嶄新的開拓。　　透過上述的研究成果，可見明遺民詩之生計書寫既將世俗平凡的生計議題轉化為非凡的遺民志節，又使遺民志節的道德內涵注入日常

生活的沉重承擔，足以回應並深化對於明遺民生計議題與詩學理念的既定認識，並為理解清初詩歌之承繼與轉折提供了一扇重要的窗口。

從科舉到文學──唐末孤寒詩人研究

為了解決人在大唐已被退学的問題，作者李奇鴻 這樣論述：

現今唐代文學研究大多肯認科舉制度對文人的影響，但少有把科舉制度視為問題並據以開展者的研究。本文即著眼於此，透過觀察一群受科舉制度所左右的知識分子（即「孤寒詩人」），釐清制度對文學的生產、觀念以及思想的影響，為唐詩經歷中晚唐變化轉型成另種典範（宋詩）的嬗遞歷程，提供一條可能的解釋脈絡。在世亂之下，科舉制度遠比我們想像中穩定。據統計，自咸通元年(860)至天佑四年(907)之間僅有四次停舉。有別於日漸衰亡的世家大族，「孤寒詩人」此時乘勢而起，大量應舉者在家鄉、幕府與科場之間移動，他們在不穩定的情勢下，除了需取得鄉貢進士的資格，還要四處干謁以尋求名聲與賞識、並創作大量詩歌作品。透過研究孤寒詩人，大

略可以將其影響分為三大方面：干謁活動、苦吟創作以及行藏之思。主要成果概約如下：（一）分析干謁詩作之後，可以發現干謁者與被干謁者之間的文學交流，並非絕對的下對上關係，若彼此相契合，甚至能發展為「知音」關係。此外，詩作中也流露著企盼知音與公道的念想，很大程度支持孤寒詩人們往返場屋、奔赴四方以尋訪知己。（二）苦吟研究是中晚唐重要的文學現象，苦吟除了既有的賈島影響之外，本文則提出另種可能，即苦吟是科舉制度影響文學創作之下的現象。在舉子與詩人身分結合之下，苦吟也與謀身相結合，成為普遍的生命型態。（三）制度影響最深刻者為出處之思，在科舉成為掄才主要途徑後，已不見所謂終南捷徑，而更重視進士科資格。從時、機、

命的探討中，孤寒詩人對於戰亂雖大多明哲保身，但鮮少有真正退棲之想。有賴於常年舉行的科舉制度，他們認為，只要制度仍舊，就還有飛黃騰達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