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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們要懂公眾語言：公民教育的核心，從思辨、論述到說服的藝術

為了解決大衛杜夫機場價格的問題，作者馬克．湯普森 這樣論述：

在幹話充斥的當下，我們更要洞悉公眾語言 《紐約時報》執行長、前BBC總裁馬克．湯普森剖析 為何走過一九八四的年代、數位革命之後，民主更顯脆弱，社會更冷漠？ 《正義：一場思辨之旅》作者邁可．桑德爾特別推薦   「從柏拉圖、伯里斯克利，談到川普的崛起與推特的效應，視野遼闊。這本書文采斐然、據理力爭，在欺騙、野蠻、謊言，橫行今日政界之際，這是眾所期盼的解藥。」 ――邁可．桑德爾（Michael Sandel）   ▌理性的公共論述，才能帶來優質的民主與建全的社會   在網路、自媒體時代，沒有比批判受眾崛起更重要的力量了   今天，我們接收了更多的資訊，擁有更多辯論重大課題的機會

。但是，政客、媒體與大眾之間的關係，卻充斥著猜忌、疑惑與冷漠。究竟出了什麼事情？   社會愈開放，公眾論述(修辭)越重要，無論是政策內容與價值的討論、追求正義公平的法庭辯論，或者在公眾領域裡說服他人，都需要客觀理性的檢視。但我們卻越來越不鼓勵價值觀不同的族群相互對話，陶冶共通的語言，反倒希望箝制異議。   政治人物為了擴張政黨勢力、圖牟私利；媒體為了突破營收窘境，一意媚俗。公眾語言，尤其是政治語言，難免意識形態、民粹主義的操弄，在數位科技的推波助瀾下，變得虛矯、混淆、模糊，充斥著謊言與扭曲，犧牲論述所需的從容解釋、引領思辨的複雜性，歧見幾無容身之地。新聞一發生，幾秒鐘內，立刻情緒炸裂，

酸言循環，壓縮理性對話的空間。公眾語言難敵機關算盡的「演算法」，擁有強大運算能力者，將握有最大的權力。   「我們的百姓於公於私，對政治都極感興趣。在一般勞工身上，你也會發現他們對於公共政策，不乏真知灼見……不像其他人，我們雅典公民會為我們自己共同決策，至少會設法獲致清晰的理解。我們並不相信辯論會阻擋行動── 反倒是未經充分辯論的施政，窒礙難行。」 ――修昔底德(Thucydides)，歷史學家   《紐約時報》執行長，前BBC總裁、Channel 4執行長馬克．湯普森，2012年秋，赴牛津大學主持探討公共語言、政治與修辭的系列講座，獲得熱烈回響。本書是這位資深媒體人近身觀察政壇近四十

年的所見所聞與所思。他從兩千五百年前細數至今，旁徵博引修辭的重要性，以及玩弄公眾語言對國家及個人所帶來的災難與浩劫。   馬克．湯普森深切的提醒我們：如果沒有正確的修辭，理性對話將不存在，再好的法令也無法穩固脆弱的公眾領域。蓄積更厚實的批判能量、建立健全的公民社會，讓自己成為更好的民主政治主人，就必須緊追不捨的探究事實，把公眾語言放進公民教育的核心，讓每個人都有能力辨識在公共平台閱讀到的資訊，客觀理性的陳述意見。   ▌各界推薦 「馬克．湯普森精闢的分析了我們被過度簡化的公共語言。本書揭露了當今真相崩解、充斥著『仇恨、憤怒及謊言』的社會，令人驚喜，振奮人心。」 －－哈洛德．伊凡斯，《

美國世紀》（The American Century）作者   「書中的每一頁，都可以看到馬克．湯普森的洞見。這本書試圖成為一個調查報告的典範、一段歷史記載、一本實用的說明手冊，以及一則警世寓言。」 －－《出版人周刊》(Publisher Weekly)   「一個中肯而深刻的揭露……如同喬治．歐威爾一般。」 －－《科克斯書評》（Kirkus Reviews）   「一本重要的著作……論述得極為優雅。」 －－《衛報》（The Guardian） 作者簡介 馬克．湯普森Mark Thompson 現任《紐約時報》執行長，曾任BBC總裁（2004~2012）與Channel

4執行長（2002~2004）。畢業於史東尼赫斯特學院（Stonyhurst College）與牛津大學墨頓學院（Merton College Oxford），專研英國文學。1979年進入BBC，曾任時事部門研究員、導播、新聞編輯，2003~2004年以製作人身分駐派紐約。在Channel 4擔任執行長兩年後，回到BBC接掌總裁，兼任執行長與總編輯，任內促成BBC由傳統到數位媒體的轉型。2012年，擔任牛津大學擔任修辭與公共說服藝術訪問學者。 譯者簡介 王審言 研讀新聞與國際關係，資深記者，現仍存活於新聞界，二十年來，目睹不少怪現象。 ▍各章簡介 第一章 迷失在字裡行間 世界各地

的民主國家，無一不陷入政治空轉、民粹橫行的窘境。儘管有很多嫌犯導致這種局面，例如：特定政客與政黨，甚至，媒體的失能，但，就作者來看，這是因為乘載政治訊息的語言出了狀況，變得強調張力、訴求極端，喪失包容諒解的能力。這個觀點可以解釋歐記健保為何遭到狙擊、川普因何崛起。 第二章 油腔滑調口是心非 分辨事實與意見的差別。許多論述義正辭嚴，其實僅是個人意見，並非事實。政治語言偷工減料，且有誇張的傾向。早在亞里斯多德時代，就有專著論及。政客含糊其詞，爭取基本盤，是西方政治的重大弊病。至於中國與俄羅斯這種素來缺乏公眾辯論傳統的文化，情況更難樂觀。 第三章 你又來了！ 歐洲則進入共識年代，因應蘇聯陣營的挑

戰；卻陷入表面和諧的窘境，排擠無法進入戰後利益圈的人民，如美國黑人。政治人物以鮮活的字句，擺脫官僚口吻，卻掉入自己為是的陷阱，如英國的鐵娘子柴契爾夫人。美國雷根的應付就得宜得多。但傳統的政治論述難以對付接下來的挑戰。 第四章 選轉與反轉 川普以毫不演掩飾的庶民語言，迷惑選民。在英國，精算師布萊爾，則以「旋轉」的策略，操控媒體。所謂的旋轉，是利用科技，測試用字，選擇適當時機發佈，發揮訊息的最大力量。只是這樣一來，算計超過內涵，政治語言淪為幹話，百姓憤怒，更無從宣洩，為民粹主義崛起鋪路。 第五章 為什麼這個混帳騙子騙我？ 懷疑是記者的天職，但推到極端，卻會引發不安。BBC一度偏好聲色俱厲的質疑

政客訪問，慢慢轉成持之有故的調查報導。各種發聲管道雨後春筍般興起，對於政客的懷疑更難消弭。傳統媒體獲利消減，各言爾志，各種意見頻頻衝撞，了無寧日。新媒爭取點閱率，內容務求刺激，公眾對話的願景，成為泡影。 第六章 不「保」證「健」康的辯論 民智已開。決策成本激增，資源投入卻在遞減。埋首政策制定的技術官僚著重邏輯與證據；政客強調動員，濫開支票。英國健保改革議題繁複至極，民眾無力瞭解，只能憑直覺，決定支持與有。政客只求一時之利，信口開河；民眾期望越高，失落越甚。情勢失控，就連脫歐公投，都在意外中通過。 第七章 如何修補破碎的公眾語言 從歐威爾到希特勒，再到川普各自用獨特的方式，修補破碎的公眾語言

。作者分辨出兩種不同的思維：理性主義與真實主義。前者是強調語言必須對應能描述、能分析的事物，去除虛妄的成分，缺點是不合人性；後者根本質疑事實，認為所有的敘述，都是故事，往往遭到濫用，川普就是玩弄真實主義的高手。 第八章 賣得掉的句子 廣告是一種獨特的公眾語言，目的是促銷，而非周延推理。而這也是政治行銷的邏輯 ─ 只求衝擊，無須理性。這種思維進入決策領域。新的資料科學帶動演算風潮，訊息甚至可以精準鎖定個人。民眾只能靠與生俱來的實踐智慧加以判斷，但許多人質疑，認為民眾只會受人操弄。 第九章 付之一炬 政治行銷的羅機，就是說故事，務求動人，強調衝擊，而非理性思考。這種思維傾向已經逐漸入侵決策領域

。新的資料科學更進一步帶動演算風潮，選民區隔更精準，訊息甚至能鎖定個人。幸好民眾仍有與生俱來的判斷力，這也是陪審制度的基礎。只是這種「實踐智慧」近年來招到許多質疑。 第十章 戰爭 驅策人民生死以之的戰爭，是政治人物終極的修辭考驗。邱吉爾允稱箇中高手，但後繼無人。布萊爾的伊拉克戰爭演說，力論薄弱，說服力大打折扣。現在戰爭論述起源於一世界大戰，宣揚為國犧牲，但戰爭正當性的辯論始終不足。現在戰爭更加殘酷，但理性辯論、誠實描述戰爭的公眾語言，至今難產。 第十一章 廢止公眾語言 表達自由是一種影響他人的自由，只有在極特殊的情況下，才得以限制。近年來，少數族裔常以文化敏感性壓抑表達空間，甚至導致查理週

刊屠殺。少數族裔處於主流社會，飽受歧視，固然值得同情；但作者強調，無人擁有不得冒犯的權力，更不得暴力相向。以法律制裁語言霸凌並非良方，只能與之公開辯論，尋求公評。 第十二章 保持冷靜，無須杞憂 作者的最後忠告，鼓勵政治人物揚棄誇張，而應說明基本的論述理念，終結惡鬥。審議是民主政治的本質，靠的是民眾的「實踐智慧」，分辨語言的能力，因此至關重要。幾乎所有民主社會都面臨了「川普考題」，選民無力分辨對話與胡謅的差別。幸好在文化的邊緣，如嘻哈音樂，還保留翻新公眾語言的動力。有關「公平」的討論，也蘊含能量，所以不必懷憂喪志，只需善用判斷力，挑戰虛偽的語言，等待適切公眾語言的復興。   譯序 　　這

苗頭實在不太妙。 　　從老牌民主國家到新興民主政權，十年前眉飛色舞，現在卻紛紛告急。英國脫歐、川普當選、民粹語言大行其道、年輕人普遍失落，從華爾街到香港中環逐一陷落，儘管理由不一而足。 　　在歐洲，梅克爾政府受困於難民處置，左支右絀。在南韓，歷屆總統卸任後率多官司纏身，無一倖免。在中國，習近平修改憲法，無限連任，大開倒車，但民主政治效能不彰，自身難保，也不好指著他，說三道四。 　　而在台灣…… 一言難盡，容後泣訴。 　　而這一切的緣起，僅僅是我們不好好說話嗎？乍聽之下匪夷所思的論述，就是這本書奇妙的起點。作者從哲學、歷史、文學、修辭、媒體諸般面向，逐一切入，總結到這句老話，「一言興邦，

一言喪邦」。 　　一團狐疑嗎？試舉其例。 　　在幹話如槍林彈雨的台灣，找出一句最讓人毛骨悚然的口號，不是做功德，不是哪塊最軟，而是「我是人，我反核」。 　　公共論述各抒己見、各有所本，理所當然，再怎麼不以為然，表面上也得維持「我不贊成你的意見，但我誓死維護你講話的權利」，這是民主的體面，也是面對真理（如果有的話）不敢擅自壟斷的謙虛。但這句口號，慷慨激昂之餘，卻不留任何餘地，打著民主旗號，卻把民主碎屍萬段，甚至將擁核者作為人的資格，一併剝除。不過是不贊成各位的意見，反核諸君，相煎何急？ 　　這本書涉獵極廣、用力至深，翻譯起來不時青筋浮現，在化險為夷之際，對照台灣的紛擾，卻也不斷浮現心有戚

戚的趣味，頓時拉近時空，變成與現實的對話。作者以華文傳統極少論及的角度，異軍突起，因而開展出全新的閱讀視野。 　　「修辭」是作者的核心概念，卻也是儒家思想中無甚論述的空檔。「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仁者，其言也訒。」就連言詞便給的孟子被問到怎麼那樣好辯論，都慌不迭的撇清，「予豈好辯哉？」流風所及，導致在大學時期加入演辯社的同學，都不免招來油腔滑調、性喜逞口舌之利的輿論壓力。 　　但是，民主政治靠的便是以理折人，不辯論，道理難明，不說服，難成氣候，必須外顯，不能內斂。這種政體的原型，就是希臘公民的坐而論道，共同決策，演說、辯論是必備的元素；也因此，破解講者的話術，「他人有心，與忖度之」，

才有機會接近真正的資訊，獲致理性的決策。民主的品質繫之於此。 　　而這正是台灣民主短缺的那塊拼圖。歷經素人政治崛起、文青口號氾濫的台灣選民，變得日益冷誚，情緒橫衝直撞，只求短暫發洩。早在民主政治誕生之初，對於人心浮動，容易受到擺布，議論不定，難以形成高明決策的憂慮，如今，幾乎一一成真。伴隨著網路的無孔不入，發聲管道散入尋常百姓家，更是眾聲喧嘩，難以凝聚共識，還記得某位市長的承諾嗎？所謂的i-voting最終決定了什麼？ 　　而原本應當引領風氣之先，作為社會防腐劑的媒體，表現更讓人搖頭。日益萎縮的廣告市場，迫使傳統媒體以求生為第一要務，台灣有全世界密度最高的新聞頻道，卻提供嚴重骨質疏鬆的訊息

，自行泯滅娛樂與新聞的界線，瑣碎粗陋，壓縮嚴肅思考的空間。方興未艾的網路媒體，也重拾小報作風，競相以聳動的標題博取點閱率。冷言冷語，罵聲不斷，執政者動輒得咎，莫衷一是。 　　略堪告慰的是，這倒不是台灣的特產，而是各地民主政體一致發出的警訊。政治學界也一反一九九○年代初期昂揚的語調，底氣逐步潰散。就拿知名的政治變遷學者法蘭西斯．福山的作品來看，從柏林圍牆倒塌、第一次波灣戰爭後推出的《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宣稱民主自由制度獲得最終的勝利到九一一恐攻後的《強國論》（State-Building），再到最近期的作品《政治秩序

的起源（下卷）：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的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儘管對於民主政治的樂觀不減，對於在民主之路上的波折，開始有更多的思考。 　　粗率來講，民主本來就是「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主旋律不是黨中央說了算。如果說，台灣第一個民主化階段是透過政黨競爭、言論自由，將權力下放到個人；那麼第二階段要提升的就是在不違反民主程序的前提下，凝聚共識，將施政的能量，再交還到執政者手上。只是在公民自主意

識增高、政治權力日趨微型化、體制設計跟不上時代變化的諸多限制下，做起來實在不容易。 　　本書作者馬克．湯普森可不是關在研究室裡的空談理論家。他先後出掌英文世界兩大媒體，BBC與《紐約時報》，橫跨大西洋兩岸，從傳統的電視環境，一路迎向數位時代的挑戰。針砭時政、力道千鈞，視野、厚度洵非常人可以企及。 　　他在BBC時代最酷的決定是：拒絕讓他崇拜至極的喬治．歐威爾（是的，就是《1984》的作者，也是BBC的老前輩）銅像，放進BBC的廣播大廳，免得破壞他堅持的「公平原則」。次酷的事情是：頂住保守派的壓力，秉持言論自由的精神，硬是讓訴諸民粹主義、滿口胡柴的英國國家黨代表登上BBC論壇，自曝其短，間接

導致這個偏激政黨的沒落。 　　尤其驚人的是：在他結束BBC最長的總裁任期後，帶領《紐約時報》，衝出全球付費數位訂戶超過兩百萬的佳績，跌破所有人眼鏡。二○一七年第四季，年增率還高達63％，在報業一片哀嚎的環境裡，繳出難以置信的成績單。 　　更讓人想不到的是在這樣輝煌的工作成績裡，他還能完成這本書。從他每天看到的紛擾中，理出頭緒，旁徵博引，從亞里斯多德議論到習近平，勾勒出現代媒體的窘境與契機。還有更重要的：為建構一個更好的民主，公民該有怎樣的素養、如何分辨政治人物各有算計的語言，從泥沙俱下的諸多廢話、幹話中，撇去雜質，淘出具有含金量的訊息，作為決策的依據。 　　民主有百般不是，卻也有值得珍藏

的價值。自由像是空氣，平素沒感覺；一旦進入大搞領袖崇拜，動輒祭出「傳習錄」的國度，又會念及它的呼吸順暢。只是要當好一個公民，挑兩句幹話嬉笑怒罵一番，卻絕對不夠。優質的民主，基礎一定是優質的公民。他或她，理性、容忍、開放，願意說服別人，也願意被人說服，懂得在道理面前，謙虛學習。沒人說當公民很容易、沒人斷定民主沒有崩潰的一天。但翻開歷史、看看周遭，如果找不到比民主更優越的體制，也只好打起精神，用知識作武裝，敞開心胸，面對挑戰。 　　邁向優質的台灣民主，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現在麻煩您翻開這本書，讓我們出發吧。 　　迷失在字裡行間 　　二○○九年七月十六日，前紐約州副州長貝希．麥考伊博士（Dr.

Betsy McCaughey），出現在佛雷德．湯普森（Fred Thompson）的廣播節目中，評論當年夏天最熱門的政治議題：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總統引發爭議的美國健保改革計畫。這個計畫試圖納入成千上萬沒有健保的老百姓。 　　二○一五年夏天過世的湯普森，始終是個旗幟鮮明的保守主義者，洞悉世情的老練與威風凜凜的氣質，跟著他從法律界一直到美國參議院。他忙裡偷閒，在好萊塢還客串過幾個角色，也頗獲好評。離開參議院之後，他主持廣播談話節目。二○○九年，歐巴馬健保被大卸八塊、惡言相向之際，他的廣播節目是保守陣營成千上百的宣洩口之一。 　　這其實不是麥考伊擅長的議題。她是哥倫比亞

的歷史學博士（讓她得到了Dr.頭銜，聽起來好像跟醫學界有關），靠著非凡的智慧，從匹茲堡的平民家庭出發，成為美國右翼重要的公眾人物，被認為是健保政策的專家。 　　一九九○年代，民主黨嘗試改革健保，出師不利，她猛烈抨擊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健保，展現法庭辯論的凶悍氣勢。歐巴馬健保卻是迥然不同的提議——基礎原則反而接近共和黨的設計，或者曾經施行過的政策。更尷尬的是，歐巴馬健保跟密特．羅姆尼（Mitt Romney）擔任麻塞諸塞州州長期間的做法，異常相似。麥考伊接受電台訪問的時候，羅姆尼已經開始爭取總統提名，準備在二○一二年迎戰歐巴馬。 　　但是，麥考伊卻悍然不顧歐巴馬健保跟共和

黨的主張，有思維上的血統關聯，仍然墨守意識形態的立場。在接受由律師轉任電台主持人的專訪時，她也不曾面對嚴謹的交叉檢驗。早在歐巴馬進入白宮之前，美國的政治已經向兩極分化，媒體議論政治，各有立場，選邊站。秉持反對意見的人，恕不邀請—但他們可能集結在另一邊的演播室，把自己帶進意識形態的舒適圈，作繭自縛，減輕面對衝突的危險。 　　就表面來看，這種遭遇戰也沒什麼——政治氛圍、名嘴、特定偏好與討論取向——罕見之處。但是在那一天，麥考伊卻發表了前所未聞的說詞。當時，歐巴馬健保計畫正送交國會審議，但她竟在草案的深處，找到了沒人注意卻暗藏凶險的提議： 　　草案爭議，不一而足，但我認為最駭人聽聞的規畫，出現在

第四二五頁，其中規定，國會有強制權力⋯⋯每五年，要求健保參與者接受諮詢會議，告訴他們如何提早結束生命、如何斷絕營養與水分、如何接受收容照顧⋯⋯這是生死攸關的神聖議題。政府不應該介入。 　　這段談話有兩個地方必須說明。第一，指控不實。麥考伊說的法案，應該指的是一二三三條，並不是召開諮詢會議，強制「終結生命」。諮詢會議必須由投保人主動要求才能召開。草案設計的目的是把諮詢會議納入健保，由聯邦保險項目支付相關費用。 　　雖然麥考伊的評論純屬虛構——事實上也招來立即與果決的否認——卻無法阻止它搜刮眼下的現實利益。這牽連到第二個更有趣的重點。終結生命諮詢條款，在先前，曾經短暫獲得兩黨的初步支持。但在麥

考伊語出驚人之後，美國最具影響力的保守派評論者與諸多共和黨知名政客，包括眾議院少數黨領袖約翰．貝納（John Boehner），便尾隨在她身後，展開一輪猛攻。論述開始膨脹。 　　電台主持人蘿拉．英葛翰（Laura Ingraham）引用她八十三歲老父親的反應，宣稱「我不想讓任何一個政府官僚告訴他，想當個好公民，就得接受怎樣的治療。越想越恐怖。」當部分右派評論者與政客，大肆嘲笑、揶揄一二三三條中的「神話」或是「騙局」成分——MSNBC的「早安，老周」（Morning Joe）談話節目—周．史卡波洛（Joe Scarborough）開始追進，將一二三三條說成「死神條款」——在政治光譜這一端的保守

陣營，自然不認為麥考伊的說法是神話，一口咬定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 　　八月七日，裴林在臉書上，貼文加入戰局，其中包括了這樣的敘述： 　　我所知道與深愛的美國，不會讓我罹患唐氏綜合症（Down Syndrome）的父母或子女，站在歐巴馬的「死亡陪審團」（death panel）前，讓他的官僚根據主觀的判斷，決定他們在「社會中的生產水平」是否值得接受健康照顧。這種健保系統根本就是造孽。 　　接下來的發展眾所皆知。隔沒幾天，這個新鮮炮製出來的「死亡陪審團」，立刻滲入美國的每個角落；狂熱的敵對陣營大力駁斥，卻在無意中造就了難以避免的結果，導致這個名詞更加流行。八月中，皮尤（Pew）民意調查顯示，

有不少於86％的美國人聽過這個名詞，30％的人相信確有其事—其中共和黨人占了47％，另外20％的受訪者無法確定真假。 　　儘管一再否認，卻有越來越多的人執意相信，接受歐巴馬健保，等於接受強制性的「死亡陪審團」，蔓延趨勢難以遏止。幾個月之後，民主黨放棄了這項基本原則。二○一二年，歐巴馬政府再度觸及由健保支付「生命終結諮詢」的可能性，污名化的標籤頓時蠢蠢欲動，迫使提議迅速作罷。二○一五年夏天，當局宣布，經過深入的研究與諮商，健保傾向支付「生命終結諮詢」。可想而知的是：麥考伊立刻在《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上宣稱：「『死亡陪審團』捲土重來。」 　　一個誇大不實、極盡扭曲的名詞，完

全與歐巴馬健保的核心理念沒有任何關係，卻改變了政治的軌跡。事實上，這是許多美國人在憶及健保辯論時，唯一有印象的焦點。老牌的保守派評論者派特．布坎南（Pat Buchanan）評論裴林的表現時，不減煽風點火本色：「這女士總是知道如何創造議題。」 　　********** ™ 　　在這齣政治鬧劇中，且把我們對於主角的觀點放在一邊，也暫且不管健保與政治，單從修辭學的角度來考慮「死亡陪審團」。什麼原因讓這個詞瞬間爆紅？為什麼這個名詞成功的形塑了健保辯論？更重要的是，這個現象能不能告訴我們，我們的公眾語言究竟怎麼了？ 　　這個名詞的力量，很明顯的來自於它的壓縮（compression）。政治論點，只

用了兩個英文字就很有力的表述出來，對於推特或者其他媒體來講，實在非常完美。比方說，二○○九年夏天，你從美國某個機場走出來，看到一台電視，「死亡陪審團」這幾個字眼，就非常適合嵌在有線電視新聞頻道螢光幕下方的標題色塊裡。你可能不知道出現在電視上的人，是支持還是反對歐巴馬健保，但你看到而且會記得的，就是那兩個英文字。 　　我們還可以進一步的分析壓縮這個概念。「死亡陪審團」具有舉隅法（synecdoche）的效果。這種轉喻詞（metonym）是以部分代表全體。當我們聽到「死亡陪審團」這個詞，不單指一二三三條，也代表整體的歐巴馬健保。事實上，它還指涉了歐巴馬、他的政府以及他看待美國的視野。 　　你也

可以用預辯法（proleptic）來分析「壓縮」這個概念：它想像某種未來的場景，卻以當下的情況呈現。麥考伊僅僅誤解草案，裴林卻補充了政治預測，描繪如下走向：民主黨推動的立法，建議賦予聯邦政府控制你與你家人健康的權力——控制生與死—遲早他們會創設一個機構，判定誰可以得到什麼。這就是所謂的「滑坡謬論」（slippery-slope argument）——如果他們的立法通過，到頭來，政府就會決定人民的生死。 　　這當然不是完整的論述，而是一種浮誇的修辭，直接跳到地獄般的絕境，激發大家對於生命的鮮活想像。預辯法的力量可以讓你忽略緊接著該有的推論步驟，其實已經默默消失。 　　這個句子在初登場之後，衝

擊效應逐漸擴大的原因，得力於以下兩種似是而非的伎倆。 　　裴林在「死亡陪審團」前後，加了引號，好像她是從草案原文直接摘引出來的，「社會中的生產水平」亦復如是，一副是歐巴馬的用語，而不是她捏造出來的模樣，因此喚起大眾對於社會主義／官僚集團缺乏人性的恐懼。隨後因為同一陣營的保守派眾議員米歇爾．巴赫曼（Michele Bachmann），片面解釋以西結．伊曼紐爾（Ezekiel Emanuel，支持全面健保的狂熱生物科技專家）說法，更強化了打擊的力道。足足半個世紀以來，對於美國健保改革的攻擊，始終不曾中斷，現今的批評只是傳統的遺緒之一。 　　舉例來說，一九四○年代中期，美國醫學學會（Americ

anMedical Association）就形容杜魯門總統的全國健康保險是蘇聯版的「社會主義醫療」，但是「死亡陪審團」這個詞激發的卻是更黑暗的想像：二十世紀的優生學、安樂死計畫、死亡集中營裡的無奈選擇，而歐巴馬跟他的醫療官員，則是取代了納粹醫生。 　　如果我們側耳傾聽，不難聽到弦外之音。飽受煎熬的老年人，選擇放棄治療，於今看來，已經是相對保守的概念。裴林提起她罹患唐氏症的兒子崔格（Trig），標誌著她會把這個溫和的主張推到多遠、推到怎樣的極端：現在可好了，連年輕人都不放過。 　　這裡還有廣泛的意涵。面對公眾決策，一般美國選民或許可以很理智的歸納兩類問題：一種是牽涉到宗教、文化、倫理歧異的

核心問題—墮胎與同性婚姻就是最明顯的兩個例子——不過這些議題，基本上，是可以處理的。但我們要怎麼預防下一個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如何保護美國抵禦茲卡病毒（Zika virus）的侵襲？經過深思，你或許會做出結論：健保改革的議題，恰巧落在這為難的第二類。 　　裴林意在言外。先前，她公開提及崔格，為的是連結她反墮胎的主張；而攻擊歐巴馬健保，也是相同的手法，暗示這是一場善惡力量的角逐。把她唐氏症的孩子扯進來，是試圖把墮胎引發善惡對立的爭議，移植到歐巴馬健保改革的戰場上。一講到墮胎，正反兩邊都認定沒有妥協的可能。健保爭議也是相同的處境，她說，你怎麼能跟屠戮你孩子的人妥協？ 　

　講到「死亡陪審團」，還有最後一個重點要補充。這個詞具有無限上綱（maximal）的特性：不管從哪個層面，它都表達了最強烈的語意。裴林宣稱，她所揭露的是不折不扣的謀殺共犯，推翻了反對意見中也可能有善意的假設—這是生死相搏的政治競技場，動用任何語言武器，都是公平的遊戲。修辭學並沒有驅散反倒助長了對政客的不信任，而且還相當成功。 　　也許「死亡陪審團」這個名字讓你汗毛直豎。也許你會覺得這是一種妖魔化或者醜化的修辭概念，但發現一般人無力抵抗這種粗俗誇張的表達方式，還是會讓你大吃一驚。修辭學就是為了特殊的時間地點，更重要的是，特定的受眾而設計的——完全是一種高度策略性、情境式的（contextual

）藝術——訴求的對象未必是你。在特定的情境中，有特定的受眾喜歡聽，就會產生摧毀性的效果，就像是精密導引的攻擊武器，長程鎖定，一擊中的。 　　從某個角度來看，這樣的修辭法是全然的失敗。它過於刻意，脫離現實，無視健保拉拒中困難的決策與利益交換過程。敵對方的意見如此精於算計、暗藏玄機，一般民眾非但不能輕鬆了解歐巴馬健保的政策選項，反倒讓他們如墜五里霧中。為了追求修辭的衝擊力道，在有意無意間，只得犧牲解釋的功能。 　　********** 　　長久以來，領導者、評論者、行動家，或者理帶同情，或者能言善辯，不僅從人民的情緒中汲取養分，甚或影響情緒的形成。結果呢？和平、繁榮、進步、不平等、偏見、迫害

、戰爭，不一而足。公眾語言，因此，至關緊要。 　　而公眾語言、公眾論述（public speaking）早就有數百年研究、傳授、爭取的歷史，不過，過往絕不像今日能夠廣泛與輕易的散布。字句扔進虛擬空間，幾無秒差。他正在說這個、你正在貼那個、我正在回應。現在是數位資訊的年代，當然也是個公眾語言的時代，而且我們正歷經一場無與倫比、尚待開展、猶未定型的公眾語言蛻變。 　　我站在BBC與《紐約時報》的制高點上，看著全球金融危機逐步開展。我很訝異的發現，每個人—政客、記者、學者—都在解釋發生了什麼事情，為什麼某些人受到的衝擊特別嚴重？解決方案是提出來了，政客或者促銷，或者排拒。每個月都有經濟數據發布。

在各種媒體上，充斥著過量的新聞、評論與辯論。 　　林林總總的措施與訊息，很明顯的跟公眾脫節。不僅僅是一般老百姓難以測量這次危機的幅度—多數的政治與媒體菁英也是霧裡看花。許多人索性放棄了解現況的努力。菁英之間的討論，充斥著華麗的學術用語，即便他們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越來越多的人懷疑政客、商業領袖以及自認是專家嘴裡冒出來的每一個字。 　　遇險訊號層出不窮、形式各異。在許多民主政體，無論是現任領導者或執政黨，無論政策或政治取向紛紛中箭落馬。有的國家，民粹主義、仇外與種族主義趁勢崛起。 　 　　在這本書裡，我要設法澄清：問題不是出在任何一組演員太過脆弱，真正核心的關鍵是語言本身。我當然不是說，修辭

學是策動政治與文化變遷的主要推手。但我們將會發現，修辭正是導致政治僵局力量交互作用的結果；修辭一旦改變，公眾語言也會跟著變動。政治的危機，就是政治語言的危機。 　　二○一六年五月，正當英國糾結在脫歐公投的痛苦抉擇中，下議院財政部專責委員會（Treasury Select Committee）譴責雙方誤導公眾，以不負責任的誇大語言，呈現他們所謂的「事實」；其實，在許多例證中，都暗藏了高度可疑的假設。 　　「我們必須制止雙方競相加碼渲染，以不實反擊不實的武器競賽。」委員會主席安德魯．泰利（Andrew Tyrie）這樣告訴BBC，「我認為這會誤導公眾，淘空政治辯論的基礎。」就這件事情來說，所謂

的「雙方」，指的是這個國家首相以下的政治權力機構。 　　幾個星期之後，英國公投決定脫歐。這個驚人的逆轉，不只是大衛．柯麥隆（David Cameron，他在第二天宣布辭去首相職位）大吃一驚，就連傳統的英國菁英也不敢置信。攻擊移民的情緒性語言、「重拾主導權」的可疑承諾，竟然輕易擊潰一旦脫歐將導致重大經濟惡果的嚴正警告。經濟弱勢、憤怒與資深的國人，壓倒經濟寬裕、受過良好教育以及年輕的選民。英格蘭、威爾斯投贏了蘇格蘭、北愛爾蘭與倫敦市。 　　這些趨勢也未必僅限於文字。除了書寫、敘述的語言被無限上綱之外，新聞與政治的影像修辭，也被壓縮進精心拍攝與編輯的畫面中，不斷重複、技巧嫻熟，且有特定傾向。

　　我們可以把九一一大型攻擊事件，看成一件修辭的案例。在這個個案裡，飛機衝進摩天大樓，大樓隨即崩塌，也就是短短幾秒鐘的事情。雙子星代表西方的力量與價值，兩棟大樓的灰飛湮滅意味著某種可能性——力量可能瓦解，價格也會貶值。熊熊的火焰、崩裂的牆面、驚逃的人們、滾滾的煙塵，未來毀滅的場景，頓時搬到眼前。轉喻法（metonymy）、預辯法，無限上綱。 　　這種負面趨勢源自一股糾集了政治、文化與科技的力量——這力量超越單一意識形態、利益團體與國家機構。健康的公眾語言能夠把大眾與政治領袖連結在一起，是因為它有能力將老百姓拉進辯論中，導向更好、更受支持的政治決策。而公眾語言一旦喪失了解釋與激勵的力量，等於威

脅到人民跟政治領袖的廣泛聯繫。我相信我們的民主政體就是碰到了這個麻煩。 　　這也就是公眾語言危機迫在眉睫的理由。冷嘲熱諷、實質內容逐漸流失、表達方式粗糙低俗，本質上，是一種讓人失望的文化現象——證明嚴肅的討論已經瘖然無聲，無力再舉。就我來看，真正的危險並不在文化，而是在政治，特別是民主領域——危及它的合法性（legitimacy）、與歷史上其他政府體制相較的競爭優勢，最終破壞了民主的可持續性。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第三卷，修昔底德（Thucydides）就認為語言的變化，導致雅典民主政體失靈，由暴民政治（demagog

uery）進入僭主政治（tyranny）與無政府（anarchy）狀態的關鍵：人們用他們偏愛的方式界定事物，他說，「公認的字的定義」就此打破。在他的記述中，西元前六十三年的羅馬共和國喀特林（Catiline）危機，沙魯斯特（Sallust）請小加圖（Cato the Younger）指出哪些語言被誤用——特別是字與意義的聯繫，橫遭截斷——是對城邦的潛在威脅。社會，小加圖說，已經失去「事物的真名」（true names of things）。在十七世紀的英格蘭，經歷內戰的霍布斯，就相信這場戰爭的重要原因，源自於宗教的筆墨戰——由於印刷術盛行，使得小冊子滿天飛——最終產生了致命效果，侵蝕了國家秩序

賴以存在的共同語言基礎。 　　民主崩解、無政府、內戰。對於西方世界的我們來說，已經是遙遠的過去了——即便許多國家出現了分裂的、醜陋的徵兆，特別是關於移民、種族與國家主權的爭議；或者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烏克蘭、希臘與其他國家的景象，在在提醒我們：民間秩序與現代民主的結構與傳統，是如何的脆弱。決策者與大眾之間的誤解與不信任，也正逐步擴大。

業的盡頭：印度青年的憤怒與希望

為了解決大衛杜夫機場價格的問題，作者索米妮．聖古塔 這樣論述：

三輪車夫之子、洗衣工之女…… 七篇兼具生命脈動與時代觀察的動人報導， 捕捉古老傳統的印度／經濟高度發展中的印度／世界最大民主國家的印度 激烈變動的一刻 ★各界推薦 談論印度這個國家的著作不少，但以印度人為背景的專書則不常見。本書敘述印度之子們嘗試翻轉命運桎梏的故事，充滿挑戰、失落、韌性及希望。這是印度的生命之書，也是印度未來之書。 ──清華大學印度中心副主任、前駐印度外交官方天賜 印度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在二○一六年，調查印度十八至三十五歲的年輕人，將其定義為「衝突世代」，他們兼具開放與保守的特質，擁有現代化的外貌與消費行為，卻又存有傳統的信仰和價值觀。就如同印度當代的發展樣貌，衝刺中的漂亮G

DP數字，後方卻拖拉著印度社會中的貧窮、落後、貪腐與效率不彰，拉拉扯扯。在《業的盡頭》裡，聖古塔那雙銳利的記者之眼，結合歷史、文化、政治、數據與印度青年的真實人生，讓我們得以一窺這些「衝突世代」的寫實樣貌。 ──華文媒體駐印度記者尤芷薇（筆名印度尤） 銳利觀察……豐厚細節的描繪……讓本書不同於其他外國記者思考的，是聖古塔觀察這個國家的眼光──一位母親的眼光。 ──《經濟學人》 鞭辟入裡、恰中時勢……聖古塔精確平衡強而有力的客觀分析與情感書寫。 ──《華爾街日報》 任何想像今日印度是充滿高科技公司與電話服務中心的人，都該讀這本書。索米妮．聖古塔呈現印度的複雜樣貌：高牆環繞的私人社區與偏遠村

落；被綁架販運的女僕與總理；意圖造出印度教國家與只在乎人生能否持續前進的人。印度是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家鄉，成為形塑二十一世紀樣貌的關鍵區域之一。《業的盡頭》透過生動故事，描繪印度的青年世代，開展對未來視野的精采論述。 ──《溺水的陌生人》作者拉瑞莎．麥克法古哈 《業的盡頭》精采開啟一扇門，邁入新印度許多青年男女掙扎向上的世界。他們試圖甩脫印度的過往，開創自己的未來。索米妮．聖古塔生動勾勒每位人物，以細膩敏銳筆觸報導他們的故事。 ──世界婦女峰會創辦人暨執行長緹娜．布朗 以流暢口語的書寫風格，索米妮．聖古塔追蹤七條人生軌跡，提出當代印度潛藏的焦灼問題：「夢想不斷延遲之後，我們得到什麼？」，集

結成一本強勁動人、回應時代需求的真實著作。 ──《他者的生命》作者尼爾．穆克吉 對任何想了解全球最大民主國家未來的讀者而言，《業的盡頭》是必要入門書。透過精細研究，與今日印度青年扣人心弦的故事，此刻印度沒有任何書，比聖古塔對女兒出生地的探求追尋，更緊抓我的注意力。 ──《極大化城市：孟買的失落與再尋》作者蘇克圖．梅塔 ★內容簡介 索米妮．聖古塔生於印度加爾各達，八歲時全家移民北美。在美國成長、受教育，後進入《紐約時報》，並於二○○五年派任印度德里分社社長。三十年後聖古塔重返印度，卻發現與童年記憶截然不同的國度，「一個無意實踐承諾的民主」。 一九九○年代初，印度從計畫經濟轉向自由主義資本

市場後，國家經濟榮景空前，高樓群聚的大型城市不斷擴張，從中作者深刻感受到一股不耐、渴望的潛在動力。在人口逐漸老化的世界中，印度是青年人的國度，有多達四分之一的人口在十五歲以下，是個充滿「人口紅利」的國度，也是即將邁入經濟快速發展的國度，這是印度青年的「希望」。但在經濟政策轉向二十五年來，貧富差距不但沒有縮減，反而擴大。缺乏教育、工作機會及社會階級流動可能性，反而可能讓印度社會內爆。 同時，印度不僅是充滿機會與希望的國家，也是受性別與種姓結構框架的國家。「業」（Karma）一字源自印度教，意指「前世所造就的善行惡行，將化為今生的善果或惡果」，作者利用印度教傳統語彙，借指現代印度青年正背負古老印

度遺留下的「業」；這些「業」包含僵化的種姓制度、性別歧視，如此社會結構阻絕階級上下流動與相互交流的可能，也扼殺女性發展的潛力。印度青年正企求擺脫傳統枷鎖，邁向新局，不願受傳統命定的身分擺布。 不同於坊間多數將印度神聖化，停滯在古老時間的書寫，聖古塔的寫作風格，兼具《紐約時報》當代社會政經脈絡爬梳，及報導文學的私密與個人省查，帶領讀者同時從宏觀與微視的眼光，進入七位印度青年的生命世界，體察作用在他們身上的外在力量。這些力量同時也作用在當代每一位青年世代身上。對作者來說，這些印度青年的故事，不是十八、十九世紀充滿宗教色彩的奇思幻想，而是真真切切存在你我面前，在當今世代的生命掙扎。 作者簡介

索米妮．聖古塔 索米妮．聖古塔（Somini Sengupta） 《紐約時報》現任聯合國特派員，曾任印度德里與塞內加爾達卡分社社長。一九六七年生於加爾各達，一九七五年全家移民北美。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英文與發展研究雙主修畢業，曾從事雞尾酒女侍、電台節目製作到社區動員工作，人生閱歷豐富。加入《紐約時報》後，二○○四年以一系列剛果內戰報導，獲得喬治波克傑出國際新聞報導獎（George Polk Award）。作者於二○○五年派任印度德里分社，三十年後重返印度的她，發現一個與童年記憶截然不同的國度，因而起念以新世代印度青年的角度，寫下《業的盡頭》一書。 譯者簡介 林玉菁 紐約市立大學政治學博士

班，劍橋大學印度研究碩士，政大新聞系。曾任職IFRC國際紅十字與紅星月會聯合會美洲辦公室，雲門基金會，北藝大傳統藝術研究中心及國內外NGO組織。現為專職口譯、筆譯。 前言　渴望如水 １　Hi-Fi：如何超越命運 ２　大門：隔離他者的生命 ３　游擊隊：打破承諾的代價 ４　強人：從政的渴望 ５　臉書女孩：測試民主的良心 ６　叛教者：勇敢去愛 ７　詛咒：父親的恐懼，女兒的夢想 後記 誌謝 註釋 前言   渴望如水   　　八歲時，享用過公園大道芙路里點心坊的蛋糕後，我的父母典當了一些婚禮金飾，迅速申請護照，買了三張機票逃出加爾各答。   　　這是一九七五年九月，熱氣蒸騰的雨季

。雨雲在熱天午後暫收，民主也戛然而止。此時，我們的總理甘地夫人，宣布進入印度民主史上第一次緊急戒嚴狀態。這代表著某些早晨我們會收到頭版呈現一片空白的報紙、異議分子入獄、政府出資的節育計畫強制列管貧民窟男性。結紮的代價，是獲得都市貧民窟裡的一小塊地。結紮成為甘地夫人戒嚴統治下最有力的象徵，也是我們國家最接近極權統治的一刻。   　　戒嚴雖是我家搬遷的背景，但父母的決定是來自物質需求，而非政治。當時的通貨膨脹率高達百分之三十，東巴基斯坦戰爭難民湧入加爾各答，在祖母家對面，以錫片及帆布搭起一大片臨時棲所。每天都有新的政客與公務員貪汙醜聞，各種罷工癱瘓整座城市。   　　我的父母並非來自印度貧苦階層，

父親是中階公務員，母親是數學老師。他們的收入足以支付一間兩房公寓的租金，卻無法隨心所欲到莫康柏餐廳豪奢一番；足以支付我鋼琴課的學費，卻無法成為加爾各答俱樂部的一員。   　　他們的焦慮，是屬於一九七五年中產階級的挫折。父親厭倦為一桶煮飯用的瓦斯奔波，或在市區四處尋找好立克奶粉，為他骨瘦如柴、病懨懨的女兒增強體力。當物價持續飛漲，進口商大肆囤積時，好立克的蹤影愈加難尋。他甚至買不起一包他最喜愛的羅斯曼牌香菸。一晚，父親穿越德莎普莉亞公園（Deshapriya Park）回家時，踩過橫屍街頭的人力車夫，被當地黑道視為警方線人。加爾各答，一個曾是融合維多利亞與爵士風情的蒸騰都會，正迅速淪為未來首相口

中「瀕死的城市」。   　　我想像在我沉睡後，父母可能在黑暗中彼此低喃：這是你稱為家的地方嗎？   　　我的父母想要更多，他們想要出口。   　　因此，某天深夜，遠超過平常上床的時間，我們一家三口搭上有空調的英國航空班機，在轟隆作響的引擎聲中，向身後親友一再揮手道別。感謝當時的印度金融規範，我父母各獲准攜帶高達八美元的金額。   　　他們不清楚要怎麼前往離家如此遙遠的地方，只知道這並非前往英國的傳統旅程。父親深信印度人在英國以打掃他人廁所為生，就他的說法，這些人實際上是從事骯髒、不體面工作的賤民，所以他堅持，絕不以打掃廁所為生。我們將前往新世界，我不清楚父親為什麼會認為，新世界的印度人不會打掃

他人廁所，但他就是如此深信。因此，我們反而選擇了一個足以冷死自己的目的地。   　　我們首先來到加拿大寒冷平坦的中部城市瑟爾克克。我的伯父，也就是我父親的兄長，早我們一步來到此地。我們一家人擠在伯父的公寓裡，對面是一棟精神療養院，只有一片雪地分隔這一側的傲慢，與那一側的瘋狂。   　　每年，我們一家三口都會打包搬家，前往不同的公寓、不同的學校、不同的城市。直到某天，我們將行李塞滿七六年楓葉金福特汽車，一路南駛穿越北美大陸。沿途上停留過明尼亞那波里斯、鹽湖城、石化森林國家公園、拉斯維加斯，住過一間又一間的汽車旅館。我們在追逐什麼？我沒有勇氣開口提問。他們只說，在加州，有棕櫚樹與加爾各答來的朋友。

  　　記憶裡，我的父母是輕鬆愉悅的。他們有了新的小寶寶，我的妹妹，新世界的女兒。   　　在東洛杉磯，熙來攘往的國道十號旁，力爭上游的郊區裡，我們買了房子。我家門前一路上，盡是相同的L型房屋，擁有同樣的前伸並排車庫、斜邊屋頂、前庭橡樹。我家在室內鋪了酪梨綠色的地毯，前屋主在門邊種了一盆海芋。附近的鄰居是祕書和老師，大都是白人，還有一些墨西哥裔，跟從來不談二戰期間集中營的少數日裔。我家是方圓幾里內唯一的印度裔，在學校會碰到的問題可想而知。   　　「妳吃猴腦嗎？」   　　「嗨！甘地。」   　　「那個紅點代表什麼？」   　　這類問題並不特別討厭，只是無聊。   　　我告訴自己：舊世界的女

兒，專注於眼前的道路，回憶就蓋上厚重的天鵝絨布幕。時時回頭，不專心走路的人，容易踉蹌跌跤。   　　這是個不錯的生存建議，除了每兩年暑假，我會被送回加爾各答與過去重逢。穿著美式衣物在公園大道被光腳的孩子抓著討錢時，我不再清楚該如何回應。當母親跟那些眼神空洞的光腳人力車夫討價還價時，我忍不住瑟縮。電力供應不足導致每天停電，天花板吊扇停止旋轉，空氣中充滿令人窒息的熱度。我已經無法處理那些，如果在當地長大就能應付自如的事。年紀愈大，這種印度社會的奇詭開始結合各種禁制：別自己跑去公園、別穿短褲、生理期別開冰箱、別碰賤民等等，規矩多如牛毛。身為女孩，規矩更多。這些愚蠢的規矩，讓我想逃回家。   　　但回

到加州同樣讓人困擾。我要如何向沉浸在奧莉薇雅．紐頓強歌聲中的朋友解釋，一整個暑假耗在苦夜城的生活？   　　這種前進後退、面對這頭解釋那頭，換個方向再重來的生活，需要高度巧思，偶爾也得撒點小謊。一九七七年甘地夫人解除戒嚴，並在隨後的大選中失勢。她的政敵與繼任者莫拉吉．迪賽（Morarji Desai）在新聞節目《六十分鐘》（60 Minutes）裡，大肆推崇喝自己尿的好處。他在美國電視黃金時段的節目裡說，這是一種古老的吠陀養生法。第二天，我只好假裝肚子痛，不去上學。「印度人都喝自己的尿嗎？」我可不想在下課時間回答這種問題。   　　也許這一刻，父母的問題開始變成我的問題：這是你稱為家的地方嗎？

  　　對父母來說，這個問題並沒有消失。他們只是捲起袖子，重建那個留在加爾各答的家。不像我，他們很清楚家需要哪些事物。我上高中的時候，他們跟加爾各答的朋友已經把家裡最重要的象徵帶來美國：杜爾加女神（Durga）。大母神本尊在加爾各答頗負盛名的紅燈區以熟石膏製成，十臂俱全，安抵洛杉磯國際機場。神像存放在南加州另一社區的朋友車庫裡，只在每年秋季請出，供奉沐浴祈禱。一位父母的朋友生來即為婆羅門（Brahmin），負責主持儀式，父親則負責準備一整桶慢燉辣羊肉做為獻禮。   　　而我崇拜的是其他女神。我花了大把時間在鏡子前，試著吹出法拉．佛西的髮型。我的頭髮太捲，沒辦法吹出法拉頭，因此試著改梳成唐娜．

桑默的滑亮長捲髮。但我的頭髮完全不受控制，每天都是一團亂，頭髮是我最討厭自己的部分。   　　母親建議我上點油來造型，聽起來很合理。然而，在高中生社交圈裡，油頭跟討論喝尿都不會讓你成為紅人。   　　整個一九八○年代，家鄉的新聞來自三折的單薄藍色航空郵簡。親戚寫著，市場裡買不到煤油，政府禁售可口可樂，誰跟誰的兒子也去了美國。十年間，印度的經濟成長率以每年百分之三的龜速前進，被人們稱為印度式成長率（Hindu rate of growth）。偶爾，急促嘈雜的國際電話會在最緊要的時刻響起。我們說話的聲音特別大，彷彿這樣才能讓聲音穿越大洋。「什麼？我們聽不到。你說什麼？」是對話常見的形式，我也是這樣

得知祖父的死訊。父親在洗衣間點起儀式之火，這裡是整間屋子唯一沒有鋪設酪梨綠地毯的房間。   　　在我父母的生命中，鄉愁與欲望是兩股對立的潮流。他們緊抓著一九七五年雨中離去的母國，而印度持續洶湧。   　　一九八四年，我就讀高三，王子發行了《紫雨》（Purple Rain）。那年秋天，甘地夫人被她錫克教的侍衛槍擊身亡。事發後，印度各地發生錫克教徒攻擊事件，成為獨立後最嚴重的一起社群暴動事件。   　　大學畢業隔年，柏林圍牆倒塌，尼爾森．曼德拉從監獄中被釋放，他的自由抗爭形塑我觀看世界的角度。鄰居則為波灣戰場上的美國士兵，在樹上結起黃絲帶。國際油價因為戰爭暴漲，把印度逼近外匯危機邊緣。新德里高層打

破由國家主導的經濟發展，開放對私部門的管制。此舉出於需求，在憂懼動亂中，悄然無聲地進行。他們不僅展開當時難以想像的變革，也為成長於次一世代的印度人迎來社會心理轉變。新一代印度人開始相信他們可以書寫自己的命運，不被過去的行為所限制。我逐漸理解他們生活的時代，是業的盡頭。   　　此刻，我也試圖找尋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曾在藍調酒吧工作、主持電台節目、嘗試社區組織工作，但這些都比不上進入報社編輯室帶給我的滿足，讓我在謀生之餘，還能來回探索一個又一個世界，不須屬於何者。認知失調成為旅行的良伴，我成為一名記者。   　　回家的感覺，讓我像水中的魚。   　　同時，我剪去長髮。   　　★   　　二○○

五年，離開印度的三十年後，我重返這片土地，建立起新的家園。我是《紐約時報》新德里分社第一位印度裔社長。   　　如果說這是個輕鬆的職位，肯定是說謊。我感受到強大的壓力，也許多數是自我施加。我告訴自己必須比前人更加努力，不能拒絕編輯要求，不能漏線。我一直工作，也一直擔心做得不夠。   　　我抵達新德里時，印度正處於歷史轉捩點，將成為全世界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國家。   　　印度擁有十億人口，幾年後就會超越中國。在一片老化的世界裡，是間嘈雜、擁擠不堪的托兒所，超過半數人口都是二十五歲以下的年輕人。當年我離開時，他們被視為「受詛咒的大地」，到了二十一世紀前幾年，年輕人口卻成為主要資產。同時，對印度更有利

的是，整體人口結構正在轉變。生育率大幅下降，比起一九六○年每位印度婦女平均生養將近六個孩子，二○一○年只有二點六個孩子。未來幾年，印度將擁有許多工作人口，撫養有史以來最少的孩子，產生學者所說的「人口紅利」。   　　與此同時，一九九一年展開的經濟改革，釋出國內創業能量，開放市場迎接來自海外的各種貨物。經濟成長率加速前進，二○○七年最高點曾逼近百分之十。預計二○二○年時，印度經濟成長的速度會超越中國。我注意到一篇二○○九年《興都斯坦時報》（Hindustan Times）的報導，頗能說明這片印度菁英感受到的榮景。這份首都最受歡迎的英文日報，預估當年度印度經濟將成長，插圖刻劃一隻光裸、彎曲的手臂，

就像男子健身房標誌常用的形象，標題寫著「更高速、更有力」。   　　人口變化與經濟改革的雙重發展，成為我周圍所有人口中「新印度」的指標。新發展的背後是另一股重要轉折：印度正在調整其國際地位。   　　一九五五年我父親年輕時，曾在加爾各答市中心群眾夾道中，目睹赫魯雪夫與印度開國總理尼赫魯公開現身。當時是冷戰高峰，蘇聯總理對剛獨立的印度表達支持，同時運用這個舞台譴責西方國家。《紐約時報》社論甚至警訊：「尼赫魯先生允許蘇維埃在印度土地上，發表反西方攻擊言論，向蘇聯政策靠攏，令人對其宣稱的中立畫上問號。」   　　但不論赫魯雪夫或尼赫魯的演說，都無法支持我父親患有氣喘的羸弱身體，他在人群中昏倒，祖父得

扛他回家。   　　五十年後的德里，我手持筆記本，在十六世紀由砂岩築成的德里舊堡（Purana Qila），採訪美國布希總統出訪印度的新聞。印度的政商菁英驕傲地聆聽布希承諾美國對此快速成長國家的支持，甚至承認印度是核武強權，與全球強權國家俱樂部的合法成員。   　　他的繼任者歐巴馬於二○一○年訪印，公開支持印度爭取全球強權的桌位，即聯合國安理會的永久席次。「在亞洲與全世界，印度不只是崛起中。」歐巴馬向印度國會致詞時說：「印度已經崛起。」在場國會議員歡聲雷動，每個人看起來都想擁吻歐巴馬。   　　歐巴馬於二○一五年再訪印度，向一群多數為青少年的觀眾發表演說。他說：「像各位一樣的印度年輕人，不但決

定國家未來，更將形塑世界。」   　　自二○○五年抵達印度起，我從印度與美國官員口中，持續聽到這兩個風格迥異的民主國家關係有多重要。一度質疑印度左傾立場的美國，開始視印度為對抗強大中國的策略灘頭堡，希望能在印度崛起過程中扶持一把，而印度也代表美國商品利潤豐厚的廣大市場。整個二十一世紀初年，美國企業湧入印度，帶來從戰鬥機到沃爾瑪超市等各種商品。上百萬印度青年渴求過去難以企及的事物：手機、高層公寓、汽車。全球顧問公司麥肯錫在名為「金鳥」的報告中，預估二○二五年時印度中產階級將成長到五億八千三百萬人，成為全球第五大消費市場。⑨   　　狂熱一瞬中，甚至有淺薄的預測認為，印度將接近美國化。   　　印

度經濟的開放與某些不那麼明確的事物息息相關，這些事物衍生自我父親時代開始的民主經驗。印度於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午夜脫離英國獨立，薩爾曼．魯西迪（Salman Rushdie）動人心弦的小說《午夜之子》（Midnight’s Children）刻劃的正是這一代的面貌。   　　從那時開始，印度社會的思潮悄悄轉變。一九四七年印度從英國手上贏得獨立時所承諾的自由，靜靜嵌入印度人的想像中。將近七十年後，上下社會階層的一般人民，都相信自己不受過往束縛，可以脫離命定。   　　南丹．尼列卡尼（Nanadan Nilekani）是印度知名的科技富豪，在所著的《想像印度：給新世紀的建議》（Imagining

India: Ideas for the New Century）一書中，描述印度改革後帶來的巨大改變，並如此總結：「有史以來頭一次，整個國家感到希望。」   　　他的書於二○○八年出版，同年我女兒出生，這是展望新局的時刻。在一九九一年改革開放後出生的這代印度人滿懷希望，同時也感到不耐。他們的需求開始動搖新印度的靈魂，他們要求國家兌現在午夜許下的自由承諾。   　　我稱他們為正午之子。   　　★   　　印度青年潮與全球老化現象同時發生。二○○○年時，歐洲出生率已低到讓整個大陸的人口停止更新。美國雖有年輕移民不斷湧入，仍邁向老化的道路。而同樣享受一九八○年代青年潮、推動蓬勃經濟成長的中國，預

計很快就必須背負大量老年人口，一胎化政策更造成一個孩子必須承擔父母雙親的老後生活。   　　印度青年潮異常巨大。根據最近期公布的各國年齡中位數比較資料，二○一二年全印度年齡中位數是二十六歲，中國是三十五歲，美國則是三十七歲。   　　印度十五歲以下的人口預計將超過三億，成為人類史上擁有最多兒童的國家。更重要的是，在二○一一至二○三○年間，每月預計會有一百萬個年滿十八歲的印度人，加入全球勞力市場。到二○三○年，印度將來到人口紅利的黃金期，勞動人口超過半數，只須照顧相對較少的兒童與老人。   　　這些人都渴望追求更好的生活，問題是許多人並沒有獲得適當的工作教育訓練。同時，東亞人口紅利期間大幅增長的

製造業工作機會持續消失中。眼前將面對愈漸自動化的職場，與人口學者大衛．布魯姆（David Bloom）所說「不留餘地」的全球經濟。   　　印度面臨十分嚴峻的考驗：每年必須為青年創造至少一千萬個工作機會。   　　★   　　在世界各地，每當有大群年輕人邁入成年時，往往緊隨著動亂。美國嬰兒潮世代在種族隔離的南方霸占午餐台，抗議越戰，永久改變美國的樣貌。二○一一年阿拉伯之春與數年後興起的伊斯蘭國，都始於年輕人的不滿。開羅塔利爾廣場（Tahrir Square）爆發抗議潮時，埃及全國年齡中位數是二十四點八歲。   　　印度幅員遼闊、文化多樣，因此嬰兒潮世代難以醞釀一場全面性革命。印度年輕人並非尋求

全盤推翻父母年代的社會慣習，也非政治上的自由派。但他們在不同方向，醞釀著大大小小的內爆。你可以感受到，這毫無疑問。   　　印度的人口挑戰還受到一個特殊因素影響：根據二○一一年人口普查，新生兒比例中，每千名男孩，僅對應到九百一十九名女孩。這是印度史上最嚴重的性別分布不均，對於女孩的歧視甚至始於娘胎。而這類歧視也捲起波濤，年輕女孩開始大規模抗議那些不公的規則與對待。她們爭取愈力，反擊愈盛，且通常來自跟她們一樣年輕、熱切的男孩。   　　★   　　印度的故事線即將轉向。二○○五年迎接我的歡愉，將讓路給幻滅、憤怒，甚至苦澀，而這也是許多印度朋友警告我要懷疑以對的。   　　到二○一一年，經濟開始放

緩，外國投資者開始撤出。食物價格攀升，貪汙醜聞頻傳，由印度國會大黨所組成的聯合政府形同癱瘓，整個國家面臨自由化前也未曾見過的嚴重經濟危機。二○一四年國會大選前夕，改革呼聲高起。   　　各種解釋紛紛出籠：全球財政危機、聯合政府失能、政府支出浮濫、經濟改革進展不足。這些理由都有不同程度的真實性，但我認為，印度故事的轉折指向某些更基本的缺口，正是這些年輕人開始揭露的斷層帶。後一九九一世代曾被引導相信他們可以改寫命運，可以掙脫前世的業，但國家卻壓根沒準備好面對這些。   　　經過將近七十年的民主制度與十年的經濟成長，公平競爭的環境仍遙不可及。缺乏運作良好、讓貧童獲得新機會的學校，沒有讓女孩實現潛能的

平等，連異議也難容於世。數百萬印度年輕人的生命依舊十分脆弱：五歲以下兒童有百分之三十處於醫學上認定的營養不良，三分之一的兒童未接種疫苗，無法避免感染可預防的兒童疾病。在高飛的經濟成長與一連串政府資助的方案下，仍有將近四分之一印度人活在赤貧中，每天僅過一點二五美元或更少的生活。   　　印度正承受一股來自內部的推力，我認為這群一九九一年改革後成長的世代，具有最為巨大的轉變力量。他們的要求正重塑整個國家，他們的野心暴露出重要斷層線，戳刺著午夜的自由童話。   　　我也身在其中，因為我的女兒生在這個印度。   　　未來數年，印度可能因為年輕人而繁榮或崩潰，或兩者兼具，時間愈來愈少。   　　一九四七

年獨立前夕，尼赫魯說：「當世界沉睡時，印度將在生命與自由中甦醒。」   　　那是午夜的印度。   　　如果他身在我女兒的印度，可能會有不同想法。當世界沉睡時，印度人將成年、鼓譟。   　　這是日正當中的印度。  

中共在「日本國有化釣魚台爭議（2012-2014）」中的強制外交

為了解決大衛杜夫機場價格的問題，作者揭仲 這樣論述：

當日本政府在2012年4月17日拋出可能對釣魚台進行「國有化」，還多次表示「國有化」後將在島上「派駐公務員」和「建立設施」，以體現對釣魚台的「有效管理」。面對此一情勢發展，中共認定日本政府決心推翻1972年雙方所達成的「擱置爭議」共識，若中共繼續姑息，日本將會得寸進尺，遂決定對日本發動「強制外交」。由於日本和美國具有同盟關係，使中共「強制外交」的對象不僅只有日本，而是美國和日本的聯盟。 為了遂行「強制外交」，中共採取了包括海上執法武力維權執法和解放軍軍力展示等手段的武力威脅，搭配若干非武力措施，向日本和美國施壓，結合外交談判來追求下列四項目標：一、要求日本改變政策，停止在釣魚台派駐

人員；二、要求日本承認釣魚台主權存在爭議；三、要求日本默認釣魚台周邊海域共管；四、要求美國約束日本並勸說日本妥協。 其中，中共海上執法武力在爭議海域的「常態性巡邏」、甚至進入釣魚台「領海」巡航等措施，有效挑戰了日本對釣魚台的控制，創造了對中共有利的「新既成事實」。解放軍也規劃執行經過設計的軍力展示，以顯示中共的決心，並對日本和美國施加長期且逐漸升高的壓力，以支援外交談判。而透過「強制外交」，中共的第一個目標完全達成、第三個和第四個目標則是「大部分達成」。第二個目標在經過近二年的談判後，最後以日本所提的「爭議各表」模式收場，因此可說是「部分達成」。整體而言，中共在此次爭議中，透過「強制外交

」獲得直接的收益。 透過對中共在此次爭議中實施「強制外交」的研究，不僅增加了對中共運用「強制外交」的理解，有助於研判中共日後遂行「強制外交」的動向。更因為中共在此次爭議中的「強制外交」，在形態上是「以寡擊眾」和「以弱凌強」，與絕大多數的案例形態明顯不同；因此，對中共在本次爭議中所實施「強制外交」的探討，也充實了「強制外交」的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