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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無線電視數位轉換之研究 －公私部門協力關係的角度

為了解決大通數位機上盒安裝的問題，作者吳欣恬 這樣論述：

台灣於2012年6月30日正式關閉類比無線電視訊號，完成數位轉換。整個過程涉及許多政策考量與執行細項，也牽涉多方利益，包括政府、無線電視台業者、接收設備製造商和閱聽眾等等，如此龐大繁雜的國家重大通訊傳播政策，難以全由政府獨立規畫實行。 一旦政府能力不足以負荷合乎民眾需求的公共財貨和服務時，公部門便會尋求私部門的協助和參與，公私部門協力關係因而出現。台灣的數位轉換過程亦不例外，公私部門雙方存在不同程度和形式的協力關係，本研究希望對此進行深入了解，爰透過數位轉換相關的非營利組織―台灣數位電視協會和中華民國電視學會，探討公私部門協力關係如何在台灣的數位轉換中運作，呈現何種型態，並進一

步和美英日等國的情況比較，了解其中的異同和可能的原因。希望藉由公私部門協力關係的角度，對台灣的數位轉換做一個全面性的檢視，兼而擴展公私部門協力關係理論的應用層面，測試它在其他政治或社會議題的適用可能性。 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和深度訪談法，發現台灣的數位轉換中，公私部門雙方一開始即對政策目標的認知有所差異，對相關決策和配套措施也各有主張，因此私部門多半是採取配合政策執行的態度，而資源的分配主要由公部門掌握，私部門的運用空間相當有限。另外在傳輸網絡的部分，主要由公部門協助建置完成；而提供中低收入戶免費機上盒則是其中良好公私部門關係的展現。整體而言，私部門在數位轉換中多半扮演消極配合的角色，面對

過程中政策的反覆雖有不滿但也莫可奈何。面對相關政策和配套措施的決策和執行，公私部門雙方有許多溝通協調的互動過程，但並未實際達到真正平等對話的效益。 和美英日的數位轉換進行比較，發現英日兩國的電視產業生態較為相似，在數位轉換中公私部門有密切的溝通合作，屬於緊密型的公私部門協力關係。台灣和美國的無線電視市占率都屈居弱勢，公共廣電的功能也較微弱，但美國的情況偏向分工型的協力關係，台灣則由於公私部門對於數位轉換的政策和措施有很多意見相左之處，溝通協商過程中，私部門多半扮演配合的角色，而公部門則以補助作為要求私部門配合政策執行的手段，因此台灣的數位轉換呈現被動配合的疏離型協力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