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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黑手父親：港都拖車師傅的工作與生命

為了解決形象傢俱 評價的問題，作者謝嘉心 這樣論述：

　　「不好好念書，長大就跟我一樣當黑手！」──父親 　　「父親用他的技術養活了一家子，為什麼卻把自己和自己的工作當成負面教材？」──女兒 　　工人女兒對於父親最深情的疼惜 　　深刻動人、具有台灣味的黑手師傅民族誌 　　看見技術工人的驕傲、自豪與矛盾 　　吳曉樂、張慧慈、謝國雄、林文蘭、宋世祥、劉清耿  感動推薦 　　身為工人之女，她與工人最近的距離，不是父親，而是父母親的告誡：「不好好念書，將來就跟你爸一樣做工！」 　　從小，父親的工作就隔絕在她的生活之外，父母親總是以父親的職業當作反面教材，「工人」、「黑手」是她必須依靠讀書全力避免的未來，而父親的職業，包含父親

本身，則成了展示不堪、讀書失敗的負面教材。 　　直到大學接觸了社會學，「工人」這兩個字浮出檯面，成為她認識自己的的線索，並促使她在研究所階段，開啟了認識父親與拖車師傅的旅程。 　　她以疼惜的口吻探問著：「父親用他的絕活養活了一家子，為何卻把自己與自己的工作當成負面教材？」 　　同時也思索著：「為什麼在台灣社會，技術的價值總是不如學歷？當人們認為取得好文憑是為了獲得好工作時，文憑真的可以做到這件事嗎？而什麼又是好工作？技術工真的就如此不堪嗎？」 　　本書以作者父親的工作與家庭為背景，描繪港都拖車師傅的工作史與生命史，書寫他們如何走上拖車師傅之路，又如何放棄向上流動，甘願做師傅就好。而在他

們以自身技術為豪時，回到自家屋簷下，為何又處處貶低自己的職業？ 　　★臺灣社會學會碩士論文佳作獎、碩士論文田野工作獎★ 　　★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碩士論文優秀獎★ 本書特色 　　翻轉工人悲情的刻版印象，呈現技術工人驕傲自豪的一面。 　　展現師傅的學藝經歷，從小學徒、半桶師到出師。 　　師傅可以辨識自己製造的產品，每台車子上面都有師傅的「胎記」。 　　內行看焊道，師傅可以透過看焊道，評價做工品質，而在工廠師傅之間則是透過「手路」，判斷彼此技術的高低。 　　在拖車產業，實力和品質，才是讓人衣食無虞的「鐵飯碗」。 　　在黑手的世界，跳槽與轉業是人人必走的加薪之道。 　　口碑和情報很重要，薪資低

的工廠吸引不到好師傅，打混摸魚的師傅，也難以一案接過一案。 　　技術為王道，師傅不用看老闆臉色，遇到亂砍價的雇主，還可以透過罷工來維持行情。 齊聲推薦 　　謝國雄（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一個以技術為傲的車斗師傅，不時恐嚇女兒：如果不好好唸書，以後就像我一樣做工。這個女兒認真唸書了，拿到社會學碩士，然後寫了這本書。不像1970年代的成衣業、塑膠加工業等的受僱者，努力讓自己翻身成為頭家，這些有「工夫」底的車斗師傅，卻不想創業成為頭家，這是為什麼？這些師傅擁有一身絕活，為何回到家中，卻處處貶低自己的工作？作者以祖父母、雙親與自己的生命經驗來解開這個雙重的身世之謎。這是一本結合生命、

研究與寫作的社會書，全書以流暢的故事展開技術與文憑的對話，值得所有想了解台灣社會的職業與工作、家庭與親情、教育與產業的人一讀！ 　　宋世祥（【百工裡的人類學家】創辦人） 　　父親的工作不光是一家的經濟收入來源，往往也成為孩子認識這個世界、社會最重要的入口。謝嘉心不只用《我的黑手父親》說了自己父親的故事，也是高雄這個工業城市裡，乃至全台灣廣大勞工家庭與群體的故事。透過嘉心細緻又全方面的描述，勞工不只是髒兮兮的黑手，而是充滿勞動價值的黑金。 　　林文蘭（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人社院學士班合聘副教授） 　　在台灣這座「頭家島」上，不是每個黑手都想成為頭家，有些人「甘願做師傅」。本書描繪了以技藝自

豪的師傅，為何不願攀升流動階梯？更遑論讓孩子繼承父業。這本深刻動人有台灣味的民族誌，擁有社會學分析的質地，更蘊含豐富的文化肌理和生命印記。作者刻劃港都拖車師傅置身的勞動世界：他們如何在師徒制底下，從「做中學」鍛鍊手路；他們如何出師，精進技術、勇闖江湖，與頭家斡旋和互挺。本書讓我們看見擁有真工夫、打造經濟奇蹟的拖車師傅如何安身立命，更引領我們反思「技術王道」和「文憑主義」之間的永恆對話。 　　劉清耿（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這是一本可讀性高的社會書。寫作起點來自作者與父親在互動中萌生的困惑：為什麼擁有一技之長，專於製造、維修拖車的父親對自身的技術能力感到驕傲自豪，卻又時常以貶抑自己職業

的方式告誡子女：「不好好讀書，將來就跟我一樣做黑手」？圍繞著這個謎題，作者展開她的解謎之旅。可喜的是，這場解謎之旅一如刻印在黑手父親身體裡的鐵工技藝，豐富多彩。在流暢行文中，讀者除了可以認識一位平凡父親的生命故事，也可以了解黑手師傅在傳統師徒制裡的技術養成經驗，更得以一窺台灣傳統產業技術變遷的縮影。《我的黑手父親》不僅是精彩的技術研究，也是富有社會學想像的社會書。  

歷史學家的技藝

為了解決形象傢俱 評價的問題，作者馬克•布洛赫 這樣論述：

年鑒學派的一代宗師布洛赫比很多人都要清楚，自古希臘以來，歷史便承擔著敘述即時發生的事件真相的使命，真實（無論它是否存在）是歷史的最高價值。布洛赫從幼子無意的疑問（爸爸，歷史有什麼用呢？）入手，為歷史的高貴價值作了一番慷慨激揚的辯駁，細緻入微地分析了歷史與人類和時間的種種糾葛，並提出了歷史的考察、考證等工作的方法論。書中沒有令人望而卻步的理論體系，只是些娓娓道來的治史心得。這本小書被稱為“年鑒派史學的宣言書”，為後代年鑒學派所發揚光大的總體史思想、長時段理論等均可在此找到源頭。   馬克·布洛赫 Marc Bloch（1886-1944） 年鑒學派創始人之一，法國猶太裔史學

大師。主要著作包括《法國農村史》《封建社會》《歷史學家的技藝》等。1943年布洛赫在法國里昂參加抵抗運動，1944年6月被德國法西斯殺害。   譯者的話 為歷史學辯護 由古知今、由今知古 “有意”的史料與“無意”的史料 評判還是理解？ 獻給呂西安·費弗爾 有關本書手稿的一點說明（呂西安·費弗爾）   導言 第一章  歷史、人、時間 1.歷史學家的選擇 2.歷史與人類 3.歷史的時間 4.起源的偶像 5.過去與現在的界限 6.由古知今 7.由今知古   第二章  歷史的考察 1.歷史考察的一般特徵 2.證據 3.證據的流傳   第三章  歷史的考證 1.考據方法的歷史概要 2

.辨偽正誤 3.考據方法的邏輯   第四章  歷史的分析 1.評判還是理解？ 2.從人類功能的多樣性到人類良心的一致性 3.術語   第五章  歷史的因果 再版後記 2013年版譯後 2019年版譯後     導言    “告訴我，爸爸，歷史有什麼用？”   幾年前，我十分寵愛的小兒子居然向他身為歷史學家的父親提出這樣的問題，但願本書能夠作為我的答案。對一個作者來說，至高無上的評價，莫過於讚揚他對學者和學童都能以同樣的口吻說話。然而，“純真”是何等崇高的境界，臻於此道者實在寥若晨星。當時，我雖未能給那個求知欲極強的孩子以圓滿的回答，現在，他的問題卻可以作為我的起點。無疑，有

人會認為孩子的問題未免太幼稚了，可在我看來，這個質問切中了要害，童言無忌，他的發問恰恰是針對歷史學存在的理由而言的。   注意，這樣的話，歷史學家就必須作出解釋，而要作出解釋，內心未免有些惶恐不安。一位年邁的工匠捫心自問：花一生的精力來從事這個行當值得嗎？這時，他心中難道不會忽然產生一陣疑惑嗎？“歷史有什麼用？”這個問題已遠遠超越了職業道德之類的枝節問題，事實上，我們整個西方文明都與之有關。   與其他文明不同，我們的文明總是極為關注以往的歷史，萬事萬物都追溯到同一源頭——基督教和古典遺產。我們的前賢往哲——古希臘和古羅馬人——就擅長撰寫歷史，基督教就是歷史學家的宗教。其他宗教體系的信仰和禮儀

都源于接近洪荒時期的神話。基督教的聖書包括：史書、禮儀祀典，還包括上帝的現世生活情節、教會紀年、使徒行傳。從另一種更深的意義來說，基督教是歷史性的宗教。基督教將人類命運視為在墮落和最後審判之間的一次漫長的歷險。每一個生命，每一次個體的朝聖，都是這種天路歷程的表像。正是在時間，也就是在歷史的過程中，全部基督教思想的軸心——原罪與救贖，上演了一幕幕壯觀的活劇。在我們的藝術，在不朽的文學名著中，都激蕩著歷史的回聲，我們的政治家也不時把那些真假難辨的歷史教訓掛在嘴邊。自然，我們要注意團體心理之間的差別。例如，庫爾諾早就觀察到，法國的民眾總是傾向於按照理性來重組這個世界，但在保存其集體記憶方面遠不如德國

人來得強烈。無疑，文明不是一成不變的，或許有一天我們的文明會與歷史背道而馳，這也不是不可想像之事。好在歷史學家會對此可能性加以深思，而如果他們掉以輕心，偽歷史就會殃及信史。不過，倘若我們真的淪落到這種地步，那肯定是以嚴重脫離我們最珍視的思想傳統為代價的。   到目前為止，我們的探索僅僅涉及良知這個層次。確實，儘管處在持續不斷的生存危機中，每當西方社會對自身產生疑惑之時，我們都會反躬自問：西方社會曾否努力向歷史學習？究竟我們學得是否正確？請讀一讀戰前人們所寫的那些文字吧，同樣，也請讀一讀可能在將來會形成文字的今天人們的見解吧，在當今紛紛揚揚的牢騷聲中，你肯定能聽到人們對歷史的抱怨。在一次重大的事

變中，我就正好聽到這種聲音。那是在1940年6月，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正是德軍進入巴黎的那一天，在諾曼公園，法軍被迫繳械，我們參謀本部的成員苦思災難的原因，以此來消磨無聊的時光，其中一人哀歎道：“難道歷史已經背叛我們了嗎？”這樣，一位苦惱的成人以悲傷的語調所提出的問題，竟與那天真好奇的幼童隨口的發問殊途同歸了。兩者都要求回答：   “歷史有什麼用？”   “用”這個詞，在此究竟有什麼含義？在展開這個問題之前，請允許我先表示一下歉意，在目前的處境下，我不可能利用任何大型圖書館，藏書的丟失迫使我只能依靠筆記和記憶。我本想在此論述治史的技藝和法則，而正是這些法則所要求的輔助性的間接研究條件，我都不具備

。會不會有一天能允許我來彌補這些缺憾呢？看來希望渺茫。因此，我不得不請求寬恕。儘管罪不在我，但還是必須說“我服罪”。若非如此，似乎我竟然膽大妄為到要為噩運而承擔罪責了吧。   即便不能證明歷史的其他用途，至少還可以肯定，人各有所好，歷史無疑具有娛樂的價值，或者更確切地說，至少人們確實對歷史感興趣，我本人就多年樂此不疲。我想，所有的歷史學家都不例外，要不然，他們為什麼要選擇歷史為職業呢？只要不是白癡，任何人都會對所學的東西產生興趣，然而，每一位學者必然對某一門學科特別感興趣，他們選中這門學科，為此奉獻自己的一生，這就是所謂“使命”和“天職”。   歷史這種不容置疑的魅力，促使我們靜下心來對此加以

深思。   歷史的魅力首先觸發人們對歷史的興趣，繼而激勵人們有所作為，它的作用始終是至高無上的。單純的愛好往往先於對知識的渴求。人們往往是在一種本能的引導下從事自己的工作，事先並不能完全意識到它的結果，這在思想史上不乏其例。甚至物理學也是源於小屋裡的好奇，古董迷一開始也只是為了好玩，而並非打算進行嚴肅的研究。考古學和民俗學的起源概莫能外。在我看來，大仲馬的讀者很可能成為潛在的歷史學家，他們只是缺乏系統訓練，缺乏從事真正的研究所必需的更為純正、更為強烈的興趣。   系統嚴謹的研究一旦展開，歷史的魅力也不會因此而大為遜色，相反，所有真正的歷史學家都能證明，無論在研究的廣度上還是在深度上，都可以感受

到這種魅力。其他任何腦力勞動同樣如此，而歷史自有其獨特的美感。歷史學以人類的活動為特定的物件，它思接千載，視通萬里，千姿百態，令人銷魂，因此它比其他學科更能激發人們的想像力。偉大的萊布尼茨對此深有同感，當他從抽象的數學和神學轉向探究古代憲章和德意志帝國的編年史時，和我們一樣，親身感受到探賾索隱後的喜悅。我們要警惕，不要讓歷史學失去詩意，我們也要注意一種傾向，如我所察覺到的，某些人一聽到歷史要具有詩意便惶惑不安，如果有人以為歷史訴諸感情會有損于理智，那真是太荒唐了。   然而，如果說，普遍永恆的魅力幾乎是歷史唯一的存在理由，如果說，歷史像橋牌和釣魚一樣，僅僅是一種有趣的消遣，那麼，我們費盡心血來

撰寫歷史是否值得呢？我這裡的意思是，秉筆作史絕非易事，要講究史德，實事求是，盡最大可能探究歷史潛在的因素。安德列·紀德曾寫道：“我們的時代已不容純粹的娛樂，哪怕是有益於心智的娛樂。”他是在1938年講這番話的，在1942年的今天，他的話顯得何等語重心長啊！確實，當今世界已跨入原子化學的門檻，已開始探測宇宙的奧秘。然而，這個可悲的世界儘管可以為科學的進步而自豪，卻並沒有為人類自身創造多少幸福。歷史包羅萬象，任何一個煩瑣的枝節問題都可能虛耗人一生的光陰，如果其目的僅僅是為了給一種娛樂罩上令人難以信服的真理外衣，那麼，理所當然要被斥為濫用精力，濫用精力則近於犯罪。否則，要麼只有勸說有能力從事更好職業

的人不要去搞歷史學，要麼就必須證實歷史學作為一種知識的存在理由。   不過，這樣又引起了一個新的問題。確切地說，究竟是什麼構成了求知的合理性？   正統的實證主義者認為：一種研究的價值必須以它是否能促進行動來衡量。我想，今天已經不會有人以這種口吻來說教了吧。經驗告訴我們，不可能在事先確定一項極抽象的研究最終是否會帶來驚人的實際效益。否認人們追求超物質利益的求知欲望，無疑會使人性發生不可思議的扭曲。即使歷史學同手藝人和政治家永遠不相關，它對提高人類生活仍是必不可少的，僅這一點也足以證明歷史學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即便加上這樣的界定，仍沒能直接解決問題。   激發人類思維的，不僅是力求“知其然”的欲

望，而且是想“知其所以然”的欲望。因此，唯有成功地解釋現象相互關係的科學，才被認為是真科學，除此之外，正如莫爾布拉克所言，不過是賣弄學問而已。現在，人們把賣弄學問當作一種娛樂或癖好，不過，同莫爾布拉克時代一樣，這根本不是知識份子所追求的東西。即使歷史學不具備任何促使行動的功能，它也有充分的理由躋身值得我們為之努力的科學之列。它不是一個支離破碎、難以闡釋的學科，而是一門分類適度、日益言之成理的科學。   當然，不容否認，如果一門科學最終不能以某種方式改善我們的生活，就會在人們眼中顯得不那麼完美。而且，就歷史學而言，不正是這種情緒使我們感到更特殊的壓力嗎？因為，歷史學的主題就是人類本身及其行為，歷

史研究的最終目的顯然在於增進人類的利益。事實上，一種根深蒂固的秉性使人們幾乎本能地要求歷史指導我們的行動，因此，一旦歷史在這方面顯得無能為力之時，我們就會感到憤慨，就像上文提到的那位被征服的戰士一樣。歷史的用途(指嚴格的實用意義上的“用途”一詞)，這個問題不應與歷史的嚴格意義上的理智合法性混為一談。而且，按理說，我們應當首先瞭解它，其次才談得上“用”。常識表明，我們不再回避這個問題了。 某些希望成為仲裁者的人，已經交出這些問題的答案。他們試圖指責我們的樂觀主義。他們中最寬容的人說，歷史學既無益處又不完善；而那些苛刻的、毫不妥協的人斷定歷史學是有害的。其中一位知名度不算很低的人聲稱：歷史學是“

最危險的混合物，即便其中糅合著理智的成分”。這些指責帶來一個可怕的誘惑，預先就給無知作了辯解。萬幸的是，對我們這些仍然保持理智的好奇者來說，似乎還可從他們的裁決中找到上訴的理由。   但是，如要重新辯論，重要的一點在於這種辯論必須以可靠的資料為依據。   一般來說，貶低歷史學的人似乎失之武斷，他們高談闊論，妙語連珠，但最重要的是他們忘了問問自己，到底在談論什麼東西。他們為自己所描繪的歷史研究的形象，並不是以歷史研究的實際情況為依據的，這種形象更適合論壇而不是書齋。首先，歷史研究的情況已今非昔比，因此，他們的所作所為不過是在浪費精力，類似於用魔法去驅除魅影。我們的做法應當完全不同。我們試圖在此評

估的，是那些在研究中實際應用的具體而微的方法，評估它們的價值和確定性。我們要探討的問題，和那些成天與史料打交道的歷史學家所遇到的問題是同一類型的。總之，我們旨在闡述歷史學家為什麼以及怎樣來從事歷史研究。至於是否值得幹這一行，就得由讀者來決定了。   然而，我們還得小心，即使經過如上限定，事情還不像看起來那麼簡單。假如我們要探討的是一種實用的工藝，事情可能簡單明瞭，因為計時的手工勞動可以一一列舉計算清楚。但歷史研究既不同於造鐘錶，又不像做傢俱，它力圖最終能更確切地瞭解運動中的事物。限定自己只去描繪一門科學的現狀，多少可以揭示出一點真實情況，也總會有點曲解，更重要的是，要說出這門學科在時間的長河中

將怎樣加以改善。這樣，難免會帶有許多個人的看法。確實，一門科學在其發展的每個階段中，都會受到各種相反傾向的干擾。幾乎不可能確定，當時占主導地位的傾向是否有前途。我們不要回避這個問題。理論問題和其他事情一樣，怕負責任是有損於信譽的。在此，不過是要向讀者坦誠相告而已。   任何一種方法論的研究，所遇到的困難因本學科的發展階段而異，學科的發展過程像一條不規則的曲線，方法論的研究更是如此。例如，10年前牛頓力學仍是至高無上的權威，那時，以精確的體系來構思一篇關於力學的論文要比今天容易多了。而目前歷史學仍處於那種熱衷於實證的階段。   歷史學不僅僅是一門變動中的科學，和那些以人類精神為物件的學科一樣，這

位理性知識領地的新到者還處在搖籃中。也就是說，在胚胎時期，歷史只是敘述而已，那時的歷史著作充斥著傳聞逸事，在更長的時期內，歷史主要記載重大的事件。作為一門注重理性分析的科學，它還十分年輕。現在，它終於力圖深入人類活動的表層，不僅拒絕謠傳和賣弄辭藻的誘惑，而且要防止近代因習以為常而墨守成規的學問和經驗主義的標榜，那才是更為危險的毒素。在一系列最關鍵的方法問題上，歷史學尚未超出初步嘗試性的摸索階段。所以，浮士蒂爾·德·古朗治和先於他的培爾都認為，歷史學“在所有科學中難度最大”。這話不無道理。   這僅僅是一個幻想嗎？儘管道路曲折，然而在我看來，我們現在正處於比前輩更為有利的地位上，已可以看到前方的

一線曙光。   我們的前輩，如19世紀最後10年的人，甚至包括20世紀初的那一代人，似乎已完全沉溺于孔德的自然科學概念。這種迷人的先驗圖式侵襲了思想每一個領域，人們似乎以為，如果最後不能通過直接的、雄辯的證明，達到以至高而普遍的規律為形式的十分確切的公式，就算不上真正的學科。這在當時幾乎是毫無異議的看法，而當這種觀念應用于歷史研究時，就因個別的歷史學家氣質形成了兩大對立的學派。   一派認為將實證主義套於歷史學是切實可行的，他們力圖建立一門與泛科學的理想相吻合的有關人類進化的學科。他們打算把許多明顯的人類現實活動排斥在真正的人類科學之外，因為，這類活動在他們看來難以接受理性的解釋。他們不無蔑視

地將事件或偶發事件稱為渣滓，大多數內在的、個人生活的諸多方面也是渣滓。總之，這就是塗爾幹創立的學派的立場(自然，早期的這種刻板原則，在實踐中已漸漸有所鬆動，儘管不情願，這些人還是明智地服從了事實的壓力)。塗爾幹學派這種科學化的巨大努力，使我們的歷史學獲益匪淺，它教會我們分析，使之更為深刻，更善於抓住問題，甚至可以說，使我們的思想更為充實。在此，我是懷著無比的感激和敬意來談論塗爾幹學派的。如果說這種學說在今天已趨於僵化，那也只是任何思想運動在碩果累累之後遲早要付出的代價。   另一學派的研究者則持完全不同的觀點。由於無法把史料組織得像自然科學那樣章法井然，由於他們早期所受訓練的局限，他們對考訂資

料所需的新知識，以及由此產生的困難和疑問尤其感到棘手，所以，從研究中他們得出虛無而謙卑的道德教訓。到回顧總結之時，他們感到自己在為一門學科貢獻才華，而現在既不可能對這門學科作出十分肯定的結論，也看不到它在今後會有所進步的希望。他們傾向於把歷史學視為一種美的消遣，或是一種有益於心智的健身操，而不是一種真正的科學知識。這派人物曾被稱為唯歷史的歷史學家，具有真正的“歷史的”觀點。但這種論斷有損於歷史學，因為它以否定歷史學發展的可能性來發現歷史學的本質。就我而言，我寧可在與他們相關的法蘭西思想中找出其更明顯的象徵。   如果我們認可阿納托爾·法朗士的作品對西爾韋斯特·博納爾生平所劃定的年限，那麼，這個

人物就反映了所謂的時代錯置，他就像中世紀作者所描繪的那種年邁的聖徒，這些作者將自己的時代特色天真地加在筆下的人物身上。博納爾(如果我們同意這一虛構的人物一度是個有血有肉的人)“真正”生於第一帝國，他屬於浪漫主義歷史學家那一代人，他本來會具有他們那種昂揚充沛的熱情，像他們那樣對歷史“哲學”的前途堅信不疑。法朗士虛構了他的生平，如果略過假設的主人公所處的時代，而在作家生活的時代復活這一角色，我們就可以把他看作是庇護全體歷史學家的聖人，傳主幾乎成為法朗士思想上的同道。他們都堪稱地道的工匠，只是有點底氣不足。我們可以把他們比喻為醉鬼的孩子，浪漫主義歷史學的狂歡濫飲削弱了他們的體質。與實驗室裡的同事相比

，他們自慚形穢，謹小慎微，不敢越雷池一步。連我可敬的老師瑟諾博斯那樣思維敏銳的人也曾在無意中說道：“向自己提出問題是有用的，但回答這些問題卻是十分危險的。”此言堪稱這派人的口號。確實，吹牛大王是不會講這種話的，但如若當年的物理學家沒有顯示出更大的勇氣，那麼物理學的現狀又會如何呢？   我們所處的思想氛圍已今非昔比，氣體動力學、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以及量子力學，已使科學的概念發生深刻的變化，而那些概念在過去曾是人們一致公認的。愛因斯坦等人的理論並沒有淡化這些概念，而僅僅使之更富有彈性。他們常以無限的或然性取代確定性，以永恆的相對可測性概念取代絕對的可測性。無數人的思想受到他們的影響(嗨！我也不例外)

，由於智力或教育的欠缺，像我這類人只能遠遠地尾隨這種偉大的思想，就像光的折射現象一樣。因此，我們似乎更有理由認為，即使一門學問不具備歐幾裡得式的論證或亙古不易的定律，仍無損於其科學的尊嚴。我們發現，還是將確定性和普遍性視為“度”的問題更為妥當。我們感到，沒有必要再把從自然科學那裡引進的一成不變的思維模式強加給每一門知識。因為即使在自然科學界，這種模式也不再通行無阻了。我們不知道人的科學前景如何，但我們確知，為了生存，它無疑會與理性的基本規律相一致。它沒必要捨棄自身的特色，更沒必要因其特色而自慚自卑。   我但願，職業歷史學家尤其是年輕的一代，能就歷史學的徘徊和不斷的自我反省問題加以深思，他們必

定因此而得到訓練，通過審慎的選擇，理智地確定自己努力的方向。我尤其希望，在年輕一代中有愈來愈多的人能開拓歷史學的深度和廣度。我們中一些人早就開始醞釀這類設想。假如我的書能對他們有所幫助，我就算沒有白費精力，我得承認這也是本書的部分目的。   但是，本書並非完全，也不是主要為同行而寫的。我認為，面對著大眾的好奇心，應當把歷史學的不確定性公之於世。歷史學的不確定性正是歷史學存在的理由，它使我們的研究不斷更新。由於全新的開拓，我們肯定可以理直氣壯地聲稱自己將更執著於歷史。只要不懈地努力實現自身價值，歷史學的不完善性與完美無瑕的成功，同樣是富有魅力的。借用貝璣的話來說，一個好農民在播種耕耘時的喜悅並不

亞于收穫時的歡欣。 這個簡短的導言行將結束之時，有必要再表白幾句。每一門科學本身，僅代表了知識海洋的一點一滴。我在前面已舉例說明，無論你從事什麼專業，為了瞭解和正確評價自己的研究方法，就必須看到它們與其他領域同時代的發展趨勢之間的關係。方法論是一種專門的學問，從事研究者被稱為哲學家，我可不敢覬覦這一頭銜。筆者才疏學淺，這本小冊子難免有行文不當和一己之見的地方。我所呈獻給讀者的，只不過是一位喜歡推敲自己日常工作的手藝人的工作手冊，是一位技工的筆記本，他長年擺弄直尺和水準儀，但絕不至於把自己想像成數學家。    

文化識別意象設計之研究-以高雄地方文化為例

為了解決形象傢俱 評價的問題，作者劉雅婕 這樣論述：

　　近年來跟著科技與資訊傳遞的進步，在縮短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的同時，也模糊了彼此之間的差異性，這種現象也使的各個地區之間的特質更為重要。每個國家都有不同且獨特的文化，會根據生活的環境與型態產生不同的認知，進而出現了各個文化獨特的識別性。然而不只是經濟貿易上的成長，在日常生活中放眼望去，國際化的商品比比皆是，缺乏了獨特性，在彼此之間的識別意象模糊不清，無法顯示出應有的文化特質。因此要如何提升國際形象又不失自身的特質特色，是現在需要思考且擬定出文化識別設計策略，行銷文化特色產品，推廣在地文化讓更多人認識且鑑賞在地文化之精隨。　　本研究主要以高雄文化做為地方識別範例，由高雄的人、文、地、產、景五大面

向進行意象蒐集，透過意象應用到設計上並且建立文化識別，藉此傳達文化內涵。　　第一章緒論分析了高雄文化現況，以及整編研究的設計方向與結構；第二章將高雄文化以人文地產景五大面向進行分類，並且探討文化意象與產品之間的傳達方式，以及影響識別之因素，以此建構高雄文化識別模式套用到產品設計中，因此將所蒐集之資訊進行整理，在高雄文化特色的基礎之下作為後續設計之依據；第三章將由不同面向切入要素討論，承接第二章所彙整過後的因素提出高雄文化識別設計之策略模式，應用於意象強度的驗證樣本；第四章將驗證前章節所提出之樣本，驗證方式將以具有高雄生活背景與無相關生活背景者做為實驗對象，並以量測指標評估高雄文化意象之強弱，並

分析實驗後結果並且討論。第五章以前一章節所提出樣本進行評量檢測，利用問卷的方式進行後續的產品分析；第六章以第五章的分析結果提出後續研究建議與結論，以提供給需要執行相關開發設計高雄文化商品時可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