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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教育 差別待遇的問題，我們搜遍了碩博士論文和台灣出版的書籍，推薦鄭政誠寫的 帝國殖民教育的逸出：日治臺灣教育發展論集 和蔡元隆、張淑媚、黃雅芳的 日治時期臺灣的初等教育都 可以從中找到所需的評價。
另外網站日治時期的原住民教育也說明：殖民統治中差別待遇的思想基個「國語傳習所」,為臺人受日. 礎。統治者在上,漢人居中,原本教育之始。 ... 日治時期初等教育常有變良長綱的籌畫,以及排灣族潘文.
這兩本書分別來自秀威資訊 和五南所出版 。
國立政治大學 台灣史研究所 詹素娟所指導 顧恒湛的 再殖民、地緣政治與抵抗：戰後臺灣原住民族形塑之研究（1945~1984） （2018），提出日治時期教育 差別待遇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臺灣原住民、地緣政治、再殖民、抵抗、原住民族運動。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臺灣大學 歷史學研究所 周婉窈所指導 陳慧先的 「原漢分治」下的人群隔離與跨界（1930-1960s） （2016），提出因為有 原漢互動、番界/蕃界、《蕃人讀本》、《教育所用國語讀本》、《公學校用國語讀本•第二種》、《理蕃の友》、《山光周刊》的重點而找出了 日治時期教育 差別待遇的解答。
最後網站日治時期的經濟變遷| 合作夥伴則補充：日治時期 ，總督府對臺灣人採取不平等差別待遇，且嚴密控制社會，引起臺籍同胞的不滿，但日治時期臺灣人也培養了不少值得肯定的現代化觀念和習慣，請問包括下列哪幾項？
帝國殖民教育的逸出：日治臺灣教育發展論集
為了解決日治時期教育 差別待遇 的問題，作者鄭政誠 這樣論述：
日治時期，日本政府在臺灣如何拿捏並執行「近代化」與「同化」的雙軌教育？ 本書聚焦「校史與教科書」、「戰爭與教育」與「殖民教育的觀察」三大主題，觸及議題包括：明治30年（1897）曾是臺北國語傳習所桃園分教場的桃園公學校（今桃園國民小學），如何成為桃園地區的新式教育傳播中心？臺灣漢人子弟的公學校國語讀本，如何具現「日本化」、「皇民化」、「文明化」與「農業化」的精神與概念？「蕃童教育所」的國語讀本及其修學旅行活動，如何向原住民學童傳達日本文化與精神？日治時期的臺灣教育會具備何種教育機能、又如何運作？二戰時期臺灣男子中等學校的軍事課程設計，如何進行學生的身體控制？又如何
將其規訓成準軍人的樣態？戰時臺南師範學校（今國立臺南大學）畢業生的軍事派駐點涵蓋東亞各地，從軍校友和在校生的戰爭記憶會是甚麼？戰後初期（1944-1947），《大公報》、《僑聲報》、《北方雜誌》等中國大陸報刊雜誌與來臺的知識分子，對於日治時期的臺灣教育有何評價與看法？面對解嚴前後臺灣的不同政治環境，桃園市各地出版的鄉鎮市志如何描繪日治時期該地的初等教育樣貌？──學者鄭政誠從八篇文章，深入探究臺灣近代教育史與社會史，多面向呈現日治時期的臺灣教育發展。 本書特色 八篇專文，聚焦「校史與教科書」、「戰爭與教育」與「殖民教育的觀察」三大主題，多面向呈現日治時期的臺灣教育發展。
再殖民、地緣政治與抵抗：戰後臺灣原住民族形塑之研究（1945~1984）
為了解決日治時期教育 差別待遇 的問題，作者顧恒湛 這樣論述：
摘要本文企圖把臺灣原住民族面臨的中華民國殖民結構，重新放入地緣政治與冷戰結構變動局勢中觀察。也就是說，臺灣從日本的海外殖民地，變為中國的一個省；再從中國邊陲島嶼，轉變為中華民國最後一處根據地；而這個國民黨最後的權力據點，又在偶然下併入美國冷戰反共的東亞防線之一；後又受到冷戰結構變化的影響，逐漸走向中華民國臺灣化的過程。這些局勢變化，不但牽動了中華民國的國家走向，也影響了國家對原住民族及其居住區域的配置與政策，進而形塑出當今的原住民族樣貌。1950年代開始，國民黨政權逐步在臺灣形成「遷占者國家」統治型態後，臺灣山地與東部區域即被捲入了「國共內戰+冷戰結構」的歷史動力變遷之中，並以「內部殖民地」
的姿態被國家所挪用。在國民黨政權遷臺初期，臺灣的山地被定位為敵人可能空降與滲透的軍事要塞。因此，一方面在空間上進行山地管制、情報蒐集及警備武力的配置；一方面則組織山地青年服務隊與國軍山地團，把原住民族的人力挪用為山地軍事要塞的守軍，以及反攻作戰下的山地特攻隊戰士。另外，也特別強調原住民族對國家的效忠，並透過「山胞論」的建構，使其成為中國國族的一員。韓戰使美國介入臺海及對中國內戰的封鎖後，臺灣山地及東部區域則成為「安置移民與資源開發的殖民地」。因此，1950年代中期起，國民黨政權發動了山地與東部的開發計畫，並配置退伍軍人的進行墾殖與移民。到了1960年代，臺灣經濟轉向出口工業，原住民也開始離鄉到
都市成為底層勞工。上述1960-70年代因冷戰結構啟動的殖民政策，逐漸打破了臺灣長久以來形成的空間與族群隔離的特性。空間變異與人群流動，讓原住民族被捲入資本主義的貨幣經濟生活方式，進而造成土地流失、高利貸、負債、貧困化、婚姻買賣、雛妓、童工等社會問題陸續出現。因此，1970年代初期，新一代接受（中）國語教育的原住民青年開始透過媒體發聲，自我反思族群的處境，某種抵抗族群階序差異的「山地人」主體想像開始浮現。不過，在當時的戒嚴體制之下，不幸被羅織為「臺灣山地獨立運動案」的白色恐怖案件，很快被打壓了下去。到1980年代，美麗島事件之後，臺灣的黨外政治運動開始走向以「臺灣人」作為想像與號召的臺灣民族主
義。在此風潮之下，原住民族的本土性特別受到重視，而被帶入了挑戰國民黨大中國主義的論述之中。此外，社會學、人類學也開始轉向批判的立場，從學術的角度為原住民族的處境發聲。同時，臺灣基督長老教會也發展了「原住民認同的神學」。多股力量的匯集與刺激下，1983年首先由台大的原住民學生首先發起「民族自覺運動」，使原住民族問題逐漸成為政治議題。1984年底「臺灣原住民權利促進會」成立，並選擇「原住民」作為泛群的自稱，終於開展了1980年代以降的反殖原住民族運動之路。
日治時期臺灣的初等教育
為了解決日治時期教育 差別待遇 的問題，作者蔡元隆、張淑媚、黃雅芳 這樣論述：
本書有兩項珍貴之處：第一，訪談對象與內容均為珍貴的第一手資料，諸如：照片、卒業證書、文件檔案等，且以口述歷史的方式雙向紀錄師生觀點，對於日治時期初等學校提供較為客觀且真實生動的圖像，為市面上少見的臺灣教育史書籍。第二，本書在部分文章探討中加入日籍教師的訪談，暢談日治時期初等教育的校園生活，透過其角度，更多元的陳述各種微觀現象與觀點，突破長期以來只有臺籍教師或臺灣囝仔的訪談限制，並於耆老逐漸凋零之際整理訪問所得之紀錄，使日治時期的臺灣初等教育風貌更臻完備真實，揭開日治時期初等教育的臺籍教師與日籍教師在面對教育與國家認同之間的微妙競爭與互動，題材獨特新穎，同時也讓現今的臺灣囝仔或是新移民子
女在學習臺灣教育史─日治時期的初等教育範疇時，能引起更高的學習動機並提供更多元的思考角度，進而增進對臺灣的文化認識與國家認同。 本書特色 日治時期臺灣初等教育的另類探索第一手史料珍貴重現歷史，從臺、日籍教師及臺、日囝仔的多面向觀點，使日治時期的臺灣初等教育風貌更臻完備真實。 作者簡介 蔡元隆 現職：國立中正大學尖端研究中心 研究助理 學歷： 私立輔仁大學歷史系學士 國立嘉義大學國民教育所碩士 專長：臺灣教育史、教育社會學、網路社會學 經歷： 斐陶斐榮譽學會榮譽會員 慈林教育基金會慈河獎學金獎助碩士論文 私立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通識中心兼任講師 第一、二、三屆We
b 2.0與教育國際研討會論文審查委員 張淑媚 現職：國立嘉義大學教育系 副教授 學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所碩士 德國杜賓根大學社會科學博士 專長：中西教育史、批判教育學 經歷： 教育部教育學門留學德國公費生 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院長特別助理 黃雅芳 現職：雲林縣立大興國小 教師 學歷：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系學士 國立嘉義大學國民教育所碩士 專長：臺灣教育史、心理資本 經歷： 雲林縣立燦林國小實習教師 雲林縣立大興國小輔導教師 雲林縣立大興國小語文競賽指導教師
「原漢分治」下的人群隔離與跨界（1930-1960s）
為了解決日治時期教育 差別待遇 的問題，作者陳慧先 這樣論述：
番�蕃界是臺灣歷史上特別的存在。自18世紀以來陸續成型固定的番界，標誌了清帝國的統治範圍，與非屬帝國版圖的界外之地。日治時期，透過五年理蕃計畫將絕大部分的蕃地納入國家統治，並於1930年代左右確立蕃界與蕃地的範圍，有效掌控整個臺灣山地。戰後的山地行政區基本上承繼日治時期的蕃地空間。從清治、日治到戰後，畫界分治下的番�蕃地與山地行政政策，其制度與實施內容雖有延續但各有異同，其間的差異反映了不同政權背後政治思維的轉變，也影響島內人群地往來與互動。 本文首先說明原、漢分治畫界的歷史背景與制度發展，其次呈現分治下界線內、外的人群接觸時的實際限制。山地管制在戰後一度趨弛，至二二八事件、戒嚴後再趨嚴，
管制的目的主要是防範平地人民進入山地，其目的包括國家對山地土地利益的奪取，以及山地國防安全的需求。再者，以初等教育為中心，呈現原、漢分治下界線的內外「文明化」歷程的異與同，除了說明同一時期原、漢世界相關制度的異同外，也突顯二戰前後政權轉換後的變化，大體而言統治者對蕃地�山地的文明化手段更為直接、粗暴，這與官方對原、漢的定位不同有關。文明化歷程中的「同」，包括透過教育使原、漢可以使用共同的語言、具備相同的文明智識，以及國家認同等；關於「異」的部分，本文則透過日治時期的《蕃人讀本》、《教育所用國語讀本》、《公學校用國語讀本•第二種》與戰後的山地用《國語課本》等專屬「蕃人」或高山原住民的教科書，與一
般平地用教科書的內容比較，發現過去原住民族使用的教科書當中，有關「臺灣」的部分偏少，且幾乎看不到臺灣「漢人」的身影。 原、漢「文明化」歷程中相同的部分，是蕃界內、外的非邊區人群得以跨越的基礎。本文透過《理蕃ソ友》的報導與報章、日記等史料，探討臺灣漢人與高山原住民彼此間的接觸與想像。1930-60年代，臺灣的漢人與原住民族雖然有著類似的文明體驗，但由於統治者採取分隔治理、強化族群刻板印象等因素，使得原、漢雙方在某程度上仍將對方視為異質的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