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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 八旗軍戰爭全史(全二冊)

為了解決朝鮮戰爭中國死亡人數的問題，作者李湖光 這樣論述：

　　談到大清，不可不知道的戰爭史 　　最後王朝的起源，是後金與明朝的無數殺戮 　　以純軍事的角度，談大清前身的功臣──努爾哈赤與八旗軍 　　每個王朝都是因無數人的頭顱與熱血得以建立， 　　談到大清的前身，一定要知道「努爾哈赤」與「八旗軍」。 　　本書以純軍事的角度， 　　描寫努爾哈赤從團結女真各部族、組織八旗軍到建立後金， 　　而這一切的一切，除了自身的雄心壯志外，要從他與明朝的糾葛說起… 　　明朝之過，罄竹難書 　　洋洋灑灑的七大恨，道出他對明朝的不滿， 　　但他與明朝的恩恩怨怨，又何止七大恨… 　　八旗與我，生死與共 　　八旗軍在努爾哈赤與其後代的帶領下， 　　成了中國歷史上最

著名戰隊之一， 　　它的誕生經過，就從努爾哈赤開始… 　　女真得興，後金得建 　　原本分裂的女真各部族， 　　在努爾哈赤的努力與併吞下，開始團結， 　　這個部族的興盛與後金的建立，皆由無數戰爭與鮮血積累而來… 　　大明滅亡已是不可抹滅的事實， 　　後金從建立到國號改為大清，延續著帝王拓展版圖的野心， 　　面對來勢洶洶的威脅與追殺，苟延殘喘的南明又該何去何從？ 　　一切…仍在繼續… 　　後來的他們，怎麼樣了？ 　　大明是如何徹底滅亡？大清又是如何站穩腳跟？ 　　以軍事角度，續談清朝根基穩固前的君臣──歷代帝王與八旗軍 　　大明一日未除，則心不能安， 　　反清復明聲浪一日未止，則夜不能寐。

　　八旗軍在歷代帝王的帶領下，持續發揮著重大的影響力， 　　在勝敗之間，誓死完成大業。 　　大明與大清的故事，就從這裡繼續…… 　　明與清，其後如何？角力不止 　　大明滅亡後成立的南明政權，遙想著北伐卻又內鬨不斷。 　　反觀承襲後金的大清，有穩固的軍政體系及豐厚的經濟資源。 　　而兩方後續的角力與爭鬥，就從這裡細細道來…… 　　大業何時成？血淚無盡 　　「反清復明」的聲音從未消失，明朝在一次次戰敗中也出了不少名門將士， 　　在收復失地與領土被奪間一進一退，雙方展開了長期的拉鋸戰。 　　但這無盡的殺戮，什麼時候才是個頭？ 　　誰得天下？昭然若揭 　　永曆帝被吳三桂處絞後，正式宣告南明已

無力回天。 　　而大清這個滿漢並存的新王朝逐漸步入正軌，坐穩了中原主人的大位。 　　戰爭無數後，大清的盛事霸業總算得以告成， 　　未完的故事，就在此畫上休止符……  

反戰之戰：律師、政客與知識份子如何重塑世界

為了解決朝鮮戰爭中國死亡人數的問題，作者（美）烏娜·A.海瑟薇（美）斯科特·J.夏皮羅 這樣論述：

1928年盛夏的一個炎熱下午，全世界的國家領導人為了消除戰爭而齊聚巴黎。當天簽署的《非戰公約》幾乎被世界上所有國家批准。於是，歷史上第一次，戰爭在全世界成為非法行為。但承諾轉瞬即逝。   《反戰之戰》將《非戰公約》置於自17世紀至今的漫長歷史中，分析闡述了諸多律師、政治家和知識份子的思想，為我們解答了很多重要的歷史問題和現實問題。反法同盟在處置拿破崙一世的問題上為何猶豫不決，到底面臨怎樣的法律困境？二戰後為納粹高級官員定罪為何困難重重，法理和情理究竟有何矛盾？人類如何從戰爭合理的認知階段走到今天達成反戰共識？置身於各國聯繫更為緊密的時代，我們應如何應對國際社會上的強權者和不合作者，法律會為我們

提供怎樣的保護？除了法律，我們還能求助於哪些手段？   《反戰之戰》不僅是一部人類戰爭思想的演變史，也是一部讓我們看清今日世界的實戰指南。 烏娜·A.海瑟薇   耶魯大學法學院傑拉德·C.（GerardC.）和伯尼斯·拉特羅布·史密斯（BerniceLatrobeSmith）國際法和政治學教授，全球法律挑戰中心主任。在哈佛大學獲得學士學位，在耶魯大學法學院獲得法學博士學位。現居於康涅狄格州紐黑文。   斯科特·J.夏皮羅   耶魯大學法學院查理斯·F.索斯邁德（CharlesF.Southmayd）法學和哲學教授，法律與哲學中心主任。倫敦大學學院裘恩法理學客座教授。在哥倫比

亞大學獲得文學學士和哲學博士學位，在耶魯大學法學院獲得法學博士學位。現居於康涅狄格州紐黑文。 前 言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偉大的雨果 第二章 戰爭宣言 第三章 殺人許可權 第四章 公民熱內出使華盛頓 結束語I   第二部分 變革 第五章 結束一切戰爭的戰爭 第六章 崩潰 第七章 和平制裁 第八章 雄才大略的人物 第九章 阿爾戈行動 第十章 朋友和敵人 第十一章 “上帝保佑我們遠離教授！” 第十二章 納粹馬戲城 結束語II   第三部分 第十三章 征服的終結 第十四章 戰爭不再建立國家 第十五章 為何總是衝突不斷？ 第十六章 驅逐 第十七章 伊斯蘭國的視角 結論 今後的任務

1928年8月27日，人群聚集在法國外交部之外，圍觀世界各國領導人的到來。圍觀者站在任何可供下腳的地方：人行道上、計程車上、卡車上、塞納河的護欄上。有些人為了看得更真切些，乾脆爬上了路燈杆，以致警方不得不動用額外的警力驅趕他們。政要和新聞記者強行穿過人群，向引座員遞上黃色的邀請函，上面印著當天的日期並寫著“《關於廢棄戰爭作為國家政策工具的普遍條約》簽署儀式（Signaturedupactegeneralerenonciationalaguerre）”。   引座員把客人們領進了宏偉的時鐘廳，它位於法國外交部這座巨大建築物的深處。大廳裡，巨大的吊燈懸掛在閃耀著金光的天花板上

，血紅色的窗簾將世界隔在了外面。四個彩色的旋渦裝飾被固定在雕刻精美的嵌線上，它們代表著“四大洲”。整個大廳的設計似乎在傳遞這樣的資訊：世界法則在這裡制定。   實際上，在幾代人的時間內，世界法則確實是在這裡制定的。為了使國際貿易和科學研究順利進行，1875年，國際社會在這個奢華的大廳裡建立了一個統一的度量標準體系。21920年，國際聯盟的第一次會議也是在這裡舉行，它是為解決國家間爭端而創設的。僅僅十年前，同樣是在這裡，戰勝國向戰敗的德國規定了和平條款。   這一天，時鐘廳外天氣溫和宜人，但是廳內卻酷熱難耐。為拍攝簽約儀式而架設的弧形燈散發出熾熱的光線，把時鐘廳變成了一個烤箱，烘烤著衣冠楚楚的政

要們。列隊行進儀式下午3時01分準時開始。攜帶中世紀長戟的瑞士警衛帶領使者們進入大廳。正當客人起身時，攝影師用不同語言開始大喊：“坐下！坐下！”原來他們擋住了鏡頭。儘管他們對攝影師的冒失行為感到震驚，但還是聽從安排回到了座位上。   現場儀式由法國外交部長阿裡斯蒂德·白裡安（AristideBriand）主持。白裡安看上去不像一個政治家。他既不身材高大，也不引人注目；他臉色灰白，長長的鬍鬚垂下來，遮住了大部分臉龐，並且，他常常顯得極為嚴肅古板。然而，白裡安是一個精力旺盛的外交官，他不知疲倦地捍衛著法國的國家利益。自從德國戰敗後，他耗費十年時間，努力周旋，致力於讓法國避免再次捲入一場血腥衝突。兩

年前的1926年，他因促成《洛迦諾公約》（LocarnoTreaties）的簽訂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該公約是一套相互關聯的協議，設計初衷是防止歐洲各強國相互發動戰爭。現在，白裡安和他的美國同行、美國國務卿弗蘭克·凱洛格（FrankKellogg）一道，要把“洛迦諾精神”傳播到全世界。   當白裡安起身發言時，攝影師們關掉了明亮的弧形燈，代之以更為柔和的聚光燈照射在他身上。他首先熱烈地感謝位於他左邊的美國國務卿凱洛格和右邊的德國外長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GustavStresemann）。他宣佈，今天“標誌著人類歷史上一個新的開端”和“自私且任意的戰爭”的終結；從這一刻起，世界各國不再將戰爭視為

解決爭端的合法手段；由於剝奪了戰爭的“合法性”，該條約將打擊“邪惡的根源”。此時，大廳裡爆發了熱烈的掌聲，淚水從凱洛格的臉頰滑落下來。   弧形燈重新亮起。由於光線太強而出現視覺盲區，白裡安要求關掉它們，但攝像師沒聽他的吩咐。白裡安轉身向施特雷澤曼鞠躬致意，後者起身走向條約文本放置處。施特雷澤曼頭上和脖子上沁出亮晶晶的汗珠，他在一張放著羊皮紙文件的小桌前坐下，拿起一支二十公分左右的金筆。這支筆是勒阿弗爾市（LeHavre）最近贈送給凱洛格的禮物。這支筆裝飾著月桂花環，上面刻著這樣一句話：“Sivispacem，parapacem（如果你想要和平，那麼就要為和平做準備）。”這句話改編自一句非常著

名的格言——“如果你想要和平，那麼就要為戰爭做準備”，這句格言通常被認為是羅馬軍事理論家韋格蒂烏斯（Vegetius）所說。   下一個簽字的是凱洛格。由於金筆比較笨重，無法順利地使用，他惱怒地作了個苦相，然後用力地晃動金筆。在凱洛格之後，比利時外交部長保羅·海曼斯（PaulHymans）和白裡安分別代表比利時和法國簽署該條約。然後英國代理外交大臣庫申登勳爵（LordCushendun）代表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簽署了條約。加拿大、新西蘭、南非、澳大利亞、愛爾蘭自由邦、印度、義大利、日本、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全權代表緊隨其後簽署了條約。   整個儀式用了不到一個小時。下午3時57分，一名瑞士警衛把

他的長戟重重地扔在地板上，攝像機也停止了轉動。至此，戰爭在世界歷史上第一次被宣佈為非法。   即使不是國際關係方面的專家也知道，當天簽署的《非戰公約》未能終結戰爭。聲勢浩大的宣告儀式結束後僅僅三年，日本就侵略了中國；日本侵華之後四年，義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再後四年，德國入侵波蘭和大多數歐洲國家。結果是，除了愛爾蘭，當年齊聚巴黎宣佈放棄戰爭的國家都處於戰爭之中。隨之而來的災難比之前發生的災難更具破壞性。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死亡人數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五倍，達到了難以想像的7000萬人，是過去1000多年來傷亡人數最多的衝突。《非戰公約》也沒有阻止朝鮮戰爭、阿以衝突、印巴戰爭、越南戰爭、南斯拉夫的分裂、

盧旺達的種族屠殺、“反恐戰爭”或者烏克蘭和敘利亞的衝突。   當時，《非戰公約》是歷史上批准國家最多的條約，有63個國家加入。然而，今天它在很大程度上被遺忘了，已經很少有人聽說過它，大多數歷史學家也忽略了它。無論是《企鵝世界史》（ThePenguinHi-storyoftheWorld）還是牛津大學《世界史》（TheHistoryoftheWorld），甚至都沒提過它，儘管二者篇幅都超過了1200頁。當人們提及《非戰公約》［在美國被稱為《凱洛格-白裡安條約》］時，它通常被視為嚴肅的國際事務中一個令人尷尬的失誤，一個永遠不應該被重複的天真實驗並遭到否定。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HenryKis

singer）嘲笑非法化戰爭的努力“像空中樓閣一樣充滿誘惑力”。冷戰戰略家喬治·肯南（GeorgeKennan）形容它是“幼稚的，十足的幼稚”。在其另一本優秀著作《地獄歸來》中，英國歷史學家伊恩·克肖（IanKershaw）將《非戰公約》描述為“異常空洞”。外交官肯尼士·阿德爾曼（KennethAdelman）判定它是“一個笑柄”，外交關係委員會的詹姆斯·M.琳賽（JamesM.Lindsay）稱之為“國際飛吻”（theinternationalequivalentofanairkiss）。   或許比利時電影製片人亨利·斯托克（HenriStorck）對《非戰公約》的控訴最為鏗鏘有力。193

2年，斯托克利用《非戰公約》簽署儀式的鏡頭，將其與1928年以來的相關新聞場景拼接起來。這些場景有英國無畏艦發射巨大炮彈的片段，德國軍官頭戴釘盔（那是他們的標誌性尖頭盔）閱兵，以及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Mussolini）挑釁性地揮舞著拳頭，等等。電影沒有故事敘述，但它表達的資訊很明確：時鐘廳裡的莊嚴儀式是純粹的政治演出；大國根本無意廢棄戰爭，相反，它們正忙於擴軍備戰。法國政府對這部諷刺作品感到非常震驚，於是在電影發行之前對其進行了審查。這部影片僅在1959年上映，當時，為了強調廢棄戰爭的行動本質上是一出鬧劇，斯托克特意為其配了進行曲。   《非戰公約》並沒有像1919年的《凡爾賽條約

》和1938年的《慕尼克協定》那樣受到譴責，人們常常指責後兩者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因之一。因為沒有人真正在意它，所以人們也就不會去責難或者斥責它。當我們在《紐約時報》上寫了一篇專欄文章17來讚揚該條約時，國際關係學者丹尼爾·德雷茲內（DanialDrezner）評論說：“這可能是我看到的專欄文章中第一次正面提及《凱洛格-白裡安公約》的。我這麼說並非刻薄——我確實沒有見過對該條約的積極評價。”   本書認為，《非戰公約》確實應該被正面評價。坦率地說，《非戰公約》並沒有造就世界和平。然而，它卻是人類歷史上最具變革意義的事件之一。它從根本上使得我們的世界更加和平。它沒有終結國家間的戰爭，但它標誌著國

家間戰爭終結的開始，並且，它帶來了國際秩序的變革。   注：本文選自《反戰之戰：律師、政客與知識份子如何重塑世界》中文版前言

二二八事件研究史 –以臺灣的相關研究與出版品為中心

為了解決朝鮮戰爭中國死亡人數的問題，作者黃種祥 這樣論述：

二二八事件發生迄今已近七十年。這段期間，臺灣的社會與政治環境多次大幅改變；各方對該事件的論述，也不斷因應時局進行調整。歷史事件的詮釋，難免受到各種外在因素的影響，二二八事件的性質本就爭議性十足，其內容又與族群、省籍問題關係密切，受到各方關注實屬必然。所有與二二八類似的事件都令人感到悲傷，不應發生。從日治時代在三鶯走廊、桃園臺地、雲林等地的屠殺，與林少貓、噍吧哖、霧社等事件，到後來國民政府的白色恐怖，死亡人數多不下二二八事件，但在近代臺灣卻都未形成重大的政治或社會問題；白色恐怖雖引起不少關注，但明顯依附於二二八事件之下。由此可見，在目前重新建構的臺灣史當中，二二八並不單純是令人悲傷的歷

史事件，亦有相當程度的政治操作成份在內。 以研究者的立場來看，二二八事件的史實不可能被重建，畢竟任何當事人都無法全面看見所有真相，甚至不少見證者的證言與口述記錄也是聽來的傳聞。因此，本文透過探究不同時代研究者的意識形態及研究成果，希望略窺史實。 本研究的第一個目標，是進行二二八事件相關研究著作的目錄整理。總計收錄官方檔案25部、文獻資料彙編16本、事件當事人及其親友的回憶性著作68個單位、當事人及親友的口述訪錄62個單位、事件當時出版品17個單位、官方正式調查報告4份、中央政府機構研究論著36本、地方政府機構研究論著70本、相關專書227本、學術期刊論文209篇、研討會及論文集論文

169篇、學位論文106篇、報章雜誌506個單位、相關文學創作8本，共1521個單位。 第二個目標，是藉量性分析的方法將上述研究著作進行統整，依時序排列，最後進行質性分析。並以此探究二二八事件相關研究之趨勢、頻率、週期、生態以及模式。統計結果顯示，二二八事件的研究，無論數量、方向或趨勢，都深受各種外在因素及大環境影響，其中又以政治因素為主。畢竟執政者的政策及立場，能影響的層面既深且廣，非其他因素可比。 第三，本論文也針對相關研究的部分爭議及問題，整理各家的不同看法，略作分析，並提出個人的見解。包括二二八事件之性質及死亡人數爭議、部分史料及口述歷史的可信度問題、二二八研究的史學與政治

及左翼勢力對事件的影響等，希望對後來的研究者能有微薄助益。 口述歷史無疑有許多優點，能由不同角度比對官方檔案及資料，也能以不同立場來理解與認知當時狀況；但缺點同樣不少，受訪者所知難免片面、局部、主觀，又可能受個人因素及環境氛圍影響，史料價值較低。由陳英泰的經驗可知，政治受難者集體受訪前已有默契；陳正雄的例子則讓我們知道，訪問者的立場亦影響訪錄之結果。 其他史料的部分，臺灣旅滬同鄉會在事件之初，地位相當重要，不但組成臺胞六團體向媒體發表言論，又與《文匯報》合作召開座談會，在各大媒體宣傳政府的失政與屠殺。但此組織已證實當時在中共地下黨控制下，因此相關言論可信度恐怕不高。葛超智《被出賣的

臺灣》書中的內容，無論對臺灣產業的描述、公務員數量、通貨膨脹的原因，乃至於美國軍官伊文斯的貪汙事件等，都與檔案資料不符，造假以詆毀陳儀政府的內容亦多。誠然，此書並非嚴謹的政府公文，也非學術著作，認真追究其內容真實性意義不大，但此作品影響臺灣極其深遠，令人搖頭。 陳其邁提出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第六條之一」修正案，要對企圖否認或粉飾「現今二二八論述」，而傷害受難家屬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個人以為，在不影響自身利益的情況下，人們多會同情弱勢的一方。二二八受難家屬們的遭遇確實令人心痛而感同身受，但若因此將其作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圖騰，似乎又太過；為了保護他們的心靈不受傷害，而要立法封殺所有

不同看法的言論，以及立場相異的學術研究，恐怕適得其反。 近來的研究，多認同中共地下黨及臺共對二二八事件的發生並無直接關係；但真要說事件當中共黨的影響不大，則與眾多檔案及訪錄牴觸。國民政府統治臺灣初期，各種貪污腐敗、施政錯誤，左翼群眾不惜投入反對暴政的行列，包括中部的二七部隊、臺北的學生起義與南部的民主自治聯軍都與左翼有關。比起見風使舵、觀望局勢的騎牆派勝過許多。但也因為始終站在反抗的第一線上，遭遇最多的壓迫與傷害。現今的二二八研究擔心模糊焦點，也怕觸碰到受難家屬的傷口，多有顧忌，連官方論述也很少論及這一塊。 歷史事件本來就不應該只有一個面相，由立場不同的人來看，事件自然有不同的定位

。無論如何，以研究者的立場，不應將事件預設為善良與邪惡的對立，或是好人對抗壞人。一如《悲劇性的開端》所提：「我們相信讀者在認真思考導致此一事變錯綜複雜的因素時，不會將它視為一場好人對抗惡棍的殊死戰，而應視為一樁悲劇性的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