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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田水利會國家責任之研究

為了解決李蜀芳會員費用的問題，作者曾傳裕 這樣論述：

農田水利會是由法律所設立之公法人，在法律授權範圍內享有自治之權限，為地方水利自治團體，其依「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及相關法規之行政行為，均屬於公權力之行政行為。基於憲法對基本人權之保護，農田水利會之行政行為負有國家責任，除應受法律及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外，若有侵害人民之基本權利情事，人民除可依法律行使行政救濟外，並得向農田水利會請求賠償或補償。本文以具有公法人地位之農田水利會為研究對象，探討其國家賠償及國家補償之責任問題。在國家賠償責任上，本文認為農田水利會適用「國家賠償法」之規範，對於農田水利會與他機關間之相關公共設施，其設置原則及管理維護權責之劃分，乃至農田水利會與他機關間之國家賠償責任界定

基準，本文建議以法定自治權限劃分管理權責，限期依法移請道路主管機關接管，考量管理權責及費用分擔認定國家賠償義務機關，以妥善調和公法人之國家賠償責任紛爭。在國家補償責任上，本文認為農田水利會無償「照舊使用」原提供為水利使用之私有土地，牴觸憲法第15條之規範，因其行為已成立公用地役關係，並造成土地所有權人對土地無從自由使用收益，形成因公益特別犧牲其財產上之利益，國家自應依法律之規定辦理徵收給予補償，故土地所有權人享有公益特別犧牲之損失補償請求權，鑑於農田水利會因財政困窘無法全面進行徵收補償，本文建議農田水利會應訂定期限籌措財源，依規定擬訂優先順序逐年辦理價購或徵收，並於價購或徵收前辦理有償租用，以

符合公平原則。

日治時期基隆築港之政策、推行與開展（1895-1945）

為了解決李蜀芳會員費用的問題，作者陳凱雯 這樣論述：

過去對於日治時期臺灣築港的研究，多是置於港口發展的背景，根據官方報告書陳述築港的施設。事實上，殖民政府制定築港的政策考量，其推動過程與演變，與母國政府以及地方社會的互動，都是值得深入探究議題。本文以基隆築港為核心，利用官方檔案、私人文書與報章雜誌等資料，探討築港工程的決策、施行的成果與問題、築港人事的變化、與地方關係等，闡述殖民統治勢力對於臺灣灣港口在轉型或轉折過程的關鍵性影響力。 從本研究可知，近代中國與日本以國家推展築港政策的積極度明顯不同。受到中國保守態度影響，基隆築港在劉銘傳的新政下失敗收場，而在由國家積極主導築港的日本殖民統治下獲得新機。日治初期著重軍事規劃的基隆築港調查，在

後藤新平透過事業公債所開啟的基隆築港，改朝商港方向發展，但軍方仍有干預築港政策的力量。 透過國家建立築港機關推行長達四十多年的築港工程，基隆港成為臺灣對日本與國外貿易的重要港口，其築港建設也成為殖民政府的施政宣傳政績。殖民政府藉由法令的制定頒布、扶植官民合作企業等方式，達到對港口施政的掌控。但細究築港政策的推行，可以發現日本政府與總督府之間對於築港規劃的落差，而深深影響基隆築港的發展，例如違憲爭議、南北兩港的競逐，以及大築港計畫的未成等。另外，從築港技術人才的經驗與傳承方面來看，基隆築港不僅是近代日本築港史中的實驗場，對於臺灣其他港口乃至於戰後的臺灣港口建設，也有著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