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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兵軍（譯文經典）

為了解決樂一番包裹遺失的問題，作者[蘇聯]伊薩克•巴別爾 這樣論述：

作者是20世紀俄羅斯文學天才伊薩克·巴別爾。1920年，二十六歲的他以戰地記者的身份，跟隨布瓊尼統帥的蘇維埃紅軍第一騎兵軍進攻波蘭。戰爭歷時三個月。巴別爾目擊了歐洲歷史上，也是人類歷史上最後一次大規模的空前慘烈的騎兵會戰。 1923年至1924年，他根據這次征戰，陸續創作了三十多篇短小精悍的文章，有戰地速寫，也有軍旅故事，這就是《騎兵軍》。這曲曾經震撼過世界、暢銷歐美的蘇波戰爭的絕唱，既是一個帶眼鏡的猶太書生有關文明與暴力、征服與反抗的記錄，也是一部霸氣十足、豪氣沖天、剽悍粗獷的哥薩克騎兵將士的列傳。   伊薩克·巴別爾（1894－1940），猶太裔蘇聯作家，是蘇聯享有國

際盛譽的作家，雖然他的一生十分短暫，留下的作品數量也很有限，但是憑藉一部《騎兵軍》就足以奠定其短篇小說大師的地位，在歐美文壇長盛不衰。 激流強渡茲布魯齊001 諾沃格拉德天主教堂004 一封信008 戰馬儲備處處長015 潘·阿波廖克019 義大利的太陽030 基大利036 我的第一隻鵝041 拉比047 通向勃洛德之路051 機槍馬車學054 多爾古紹夫之死059 二旅旅長065 薩什卡·基督068 馬特維·羅季奧內奇·帕夫利琴科行傳076 科濟納墓地085 普裡曉帕087 一匹戰馬的故事089 孔金095 別列斯捷奇科鎮100 鹽105 夜晚111 阿豐卡·比達115

在聖瓦倫廷教堂124 騎兵連長特魯諾夫130 兩個伊萬141 一匹戰馬的故事續篇151 寡婦153 紮莫斯季耶市160 叛變166 切斯尼基村172 戰鬥之後178 歌謠184 拉比之子188 汗血馬192 吻200 格裡舒科208 俘虜本來是九個210   伊薩克·艾瑪努伊洛維奇·巴別爾（1894—1940）出身于奧德薩一個富裕的猶太人家庭。作家後來回憶，從童年時代起，家人就強迫他毫不間斷地讀書讀書再讀書。他在16歲以前，一直辛勤研讀猶太語言、《聖經》、《塔木德》①。據說他在13至14歲期間，就已通讀了卡拉姆津全部長達11卷本的《俄國國家史》。中學時代的巴別爾在同學心目中

，是個手捧拉辛、卡萊爾、莫里哀作品孜孜不倦廢寢忘食的好學生。當時，在家庭教師的督促下，他還開始嘗試用法文寫作短篇小說。嗣後，他在回憶中寫道：法文小說“我寫了有兩年之久，隨後便丟棄了”。②1915年，作家為了自己對文學的追求中斷了在基輔商學院的學業，來到彼得堡。在這個北方文化之都，初學寫作的青年巴別爾徒勞地向各種報刊雜誌投稿，都一無所獲，直到1916年遇到高爾基，他的境遇才有了轉機。很快，在高爾基主編創刊的《編年紀事》上，巴別爾發表了一些短篇小說《埃利亞·伊薩科維奇和瑪爾格麗塔·普拉科非耶芙娜》以及《媽媽、麗瑪和阿拉》。《塔木德》是西元2世紀—5世紀間猶太教有關律法條例、傳統習俗、祭祀禮儀的論著

和注疏的彙集，對猶太人而言其地位僅次於《聖經》。《20世紀俄羅斯文學》11年級上冊第289—298頁。 官方代表人物把巴別爾最初的短篇小說當作淫穢讀物，當作“力圖顛覆現存制度”。1917年，革命前不久，當局曾向法庭起訴巴別爾。他們覺得他的小說就題材、人物和情節來說，都很不體面。使當局感到震驚的，是這位作家那種想把崇高和卑下的界限有意加以打破的創作意圖。20年代中，作家在和列·烏傑索夫的談話中，道出了他的寫作追求：“一個人應當瞭解一切真相。這好像顯得沒品位，但卻很有趣”。實際上鼓舞他從事創作的，是描寫人物的自由。自由才是他在創作中最為珍視的價值。生活、死亡、愛情——對於它們的一切，他都想要知道

、瞭解。革命之所以吸引他，原因正在於此。他希望革命能把生活中的全部力量都調動起來。1917年12月，巴別爾開始為契卡肅清反革命及怠工特設委員會的俄文縮寫音譯。全俄肅反委員會的地方機關。工作。這個事實長期以來一直令熟知他的文壇中人感到匪夷所思。1918年3月起，他成為彼得堡《新生活報》的通訊員。高爾基曾在這家報紙發表過他的《不合時宜的思想》。巴別爾在此報上的最後一篇文章發表於1918年6月2日，而7月2日，此報便被取締。同時被取締的還有好多反對派報刊。 如果沒有《新生活報》發表的文章，也就不會有成熟時期的巴別爾。他著文傾訴人們白白流血犧牲的痛苦，講述人們何以會對於一個無辜被捕的兒童痛施刑罰［《

夜晚》］，講述已經成為司空見慣之事的槍林彈雨［《被槍殺的人們》］，講述俄羅斯往昔的生活規範如何蕩然無存，人們如何變得越來越懶惰［《說馬》、《急救》］。 對真理的追求促使巴別爾走上了戰爭之路。1920年6月，他自願上了前線，參加了第一騎兵軍。在第一騎兵軍中的生活便成為後來享譽全球的《騎兵軍》的故事的來源。巴別爾是以《紅色騎兵報》特約記者身份，到第一騎兵軍的。他用的化名是基里爾·瓦西裡耶維奇·柳托夫。在隨部隊行進的過程中，作為記者，他得寫作鼓動文章，書寫戰事日記。在行軍中，在森林裡，在從敵人手中奪取的城市裡，巴別爾還在堅持寫作個人日記。在某個地方，他曾把手稿託付在一輛馬車上，不幸的是，這部分手稿

中的絕大部分都遺失了，只有一個小筆記本留了下來。但寫作日記時的語調，卻被作家深深銘刻在記憶裡了，《騎兵軍》的語調便是在回憶中重現的。 在前線，巴別爾在布瓊尼謝苗·米哈伊洛維奇·布瓊尼（1883—1973），蘇聯紅軍騎兵統帥，蘇聯騎兵軍的締造者。的第一騎兵軍服役，這個部隊由習于戰事的哥薩克組成，他們打仗勇敢，但紀律性很差。隊伍裡夾雜著許多桀驁不馴、自由散漫的自由兵，常常不服管教。在該軍遠征途中，遠離後方，缺乏給養，哥薩克們常常不得不自己找東西吃，從而和當地居民發生衝突，以此惹出許多流血事件。再加上哥薩克們走的路大多是他們在一戰時走過的地方，當地人異樣的風俗文化，猶太人、波蘭人、烏克蘭人想要保存

自己穩定生活習慣的傾向，都令哥薩克們感到惱火。戰時習慣於與死亡做伴，已經磨滅了他們對死亡的恐懼感。哥薩克們把他們的倦怠、自高自大以及對自己和他人生命的冷漠態度，盡情地發洩在他人身上，同時對他人的個人尊嚴，表現得極其不尊重。暴力事件於是便成了家常便飯。巴別爾深深感到他有責任把這些都寫出來。此外，巴別爾感到在哥薩克們深層心理中，蘊藏著朦朧的對於自由的本能激情和嚮往，但與此同時，他們的個性極其不成熟，缺少文化教養，粗魯野蠻。 巴別爾的語言十分簡潔傳神。《騎兵軍》的短篇小說，每篇都千字左右，都有過硬的本事。情節大都出乎意料之外。小說的標題和開場白往往引導讀者偏離其內容，引起和強化其錯誤的預期。讀者大

都以為小說是講述打仗故事的，不料卻是描寫人物性格和文化層面的。每篇故事都寫若干細節。情節的發展往往沒有預示，因為作家很少本著原因結果的順序進行敘述。作家需要的是一種強烈的對比，需要讓讀者有受騙感和上當感。小說結尾往往是一聲歎息，並儘量把讀者拋到遠離故事的母題上去。巴別爾還採用一種特有的表現和辭藻華麗的誇飾風格，喜歡採用一些能令人感受強烈的、出乎意料之外的比喻、暗喻來描寫自然和人。他的散文是一種詩意盎然的散文。 第一騎兵軍戰鬥的地方，是烏克蘭和波蘭接壤處，這裡也是不同文化的交界處。巴別爾描寫了不同文化的碰撞——波蘭、烏克蘭、猶太和俄羅斯，描寫不同宗教信仰的碰撞：天主教、東正教和猶太教。有時這種

宗教衝突會是悲劇的，但巴別爾卻通過描寫表明，這些宗教並沒有哪一個優越于或劣等於其他宗教。如《我的第一隻鵝》的第一自然段寫了六師師長薩維茨基，而在《一匹戰馬的故事》中，同一個薩維茨基卻把第一騎兵連連長赫列勃尼科夫的坐騎掠為己有。赫列勃尼科夫一再上訴告狀，終究未能把心愛的戰馬要回來。故事發展到赫列勃尼科夫退黨的地步。故事的結局很淒涼，可結尾音調卻陡然拔高：“……同樣的激情的鼓舞。我們兩人都把世界當作五月的牧場，是徜徉著女性和駿馬的牧場。” 作者在小說的結尾部分之所以提到一些日常生活細節，如微不足道的茶炊、熱茶，為的是消除失去好人的痛苦和悲傷，為的是對故事主旨能有所回避。作為一個藝術家，巴別爾懂得

暗示和寓意的藝術效果更佳。為此，作家故意採用“王顧左右而言他”，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手法宕開一筆。 《騎兵軍》的話語及其語調，因此變得複雜了起來。這部小說的話語是可以分成不同層次的，幾種不同層次的話語組合起來，猶如音樂裡的複調，形成一種“雙聲話語”的效果。或許用巴赫金的話語和反話語也可以予以解釋。話語和話語之間的內在張力，形成一種複調的和聲效果。就以第一篇《激流強渡茲布魯齊》為例，開頭的戰地通訊報告體，繼之以浪漫主義的風景描寫體，接下來是日常生活體。從柳托夫被分配到一個猶太人家庭過夜起，直到……最後，柳托夫才發現：自己居然伴著死屍睡了一夜。小說的結尾是懷孕的猶太女子的一番感慨：“我很想知道，整個

大地上，您還能在哪兒找到我爹這樣的父親……”直到此時，小說開頭部分風景描寫中隱隱透露出來的血腥味兒才得到合理的解釋。 在《我的第一隻鵝》中，主人公“我”作為一個知識份子，一個“戴眼鏡的”，他的難以被行為粗魯的哥薩克們所接納，似乎是顯而易見的。為了獲得夥伴們的信任，主人公故意把房主人的一隻跑來跑去的鵝一腳踩死，還動手打了女主人，命令她把鵝給做熟吃掉。主人公“我”終於以其粗魯野蠻的行徑，獲得哥薩克夥伴們的認可：“這小夥子倒是蠻對咱們的脾氣”。主人公“我”似乎獲得了勝利——在這場為爭取被認同的戰鬥裡——然而，這實際上不過是虛假的勝利，奇特的勝利，甚至可以說是相對的勝利。試看作家在結尾時是怎麼描寫的

：“我做了好幾個夢，夢裡有女人，除此之外只有我那顆被殺戮染紅了的心，在低低呻吟，在汩汩流血。” 在代作家立言的“我”心中，一種悲劇感受潛入內心：那就是他始終與革命格格不入，形同陌路。在人物身上和故事講述人身上，都投下了革命的悲劇之光。 巴別爾筆下的人物性格充滿了矛盾，他們各種精神狀態之間的邊界模糊不清，不可捕捉，他們的行為怪異詭譎。作家熱衷於表現現實生活的無窮複雜多樣，表現人如何既可以是崇高的又可以是卑下的，既可以是日常的又可以是英雄的，既可以是殘酷的也可以是善良的，既可以促生也可以殺生。作家巧妙地演奏著各種鍵盤和過渡色彩，讓讀者的審美心理依次穿越恐懼和喜悅、殘忍與壯烈。 在巴別爾眼中，革

命的激情有著另外一副面孔：他明白革命是一種極端情境，它使得“崇高”和“卑下”互換了位置。它們的色彩和形象是如何在整個這場遊戲進行過程中發生變幻的。革命這種極端情境最能揭示人身上的謎。然而，那些在革命的極端情境下可以允許的事情，卻給未來人的心理打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 《鹽》是巴別爾的名篇，享譽世界文壇。小說非常短小，是以一個“革命戰士尼基塔·巴爾馬紹夫”寫給“親愛的主編同志”“編輯部的全體同志”的信的方式寫成。寫信人篤信革命的堅定口氣和事件的悲劇性交織在一起。十月革命後的內戰時期，俄國出現了許多所謂“布袋小販”的小商販，做著投機倒把的買賣。這些現象被當時人當作是反革命的。小說以戰士巴爾馬紹夫的

口氣，寫了他經歷的一件實事。在火車上，一些女人和姑娘們求哥薩克讓她們搭車。有兩個姑娘雖然被哥薩克們允許了，但他們把她倆強姦了。有一個女人抱著孩子，哥薩克們答應讓她搭車。經過一夜顛簸，巴爾馬紹夫終於發現這個女人的蹊蹺：她懷裡的孩子竟然一晚上沒有哭一聲。巴爾馬紹夫走到那女人身邊，打開包裹孩子的繈褓，發現裡面是“足足一普特俄國舊計量單位，約等於16.38公斤。鹽”。巴爾馬紹夫把這個壞女人一腳踹下了列車，然後，“我從車廂板壁上摘下我忠誠的步槍，從勞動者和共和國的土地上，抹掉了這個恥辱”。 整部《騎兵軍》貫穿著這樣一種思想：革命只有符合人道，才是美好的，革命一旦成為反人性的，就會變得十分醜陋。 20年

代文學史家斷言，巴別爾的藝術創作經驗，對於蘇聯小說的發展有過決定性影響。1928年蘇聯曾經出版過一本評論文集，彙集了當時一些大批評家評論這位年輕作家的文章。巴別爾小說慣於描寫的危急情境，災難書寫、強化的、具有強烈表現力的細節，陌生化筆調和抒情意蘊，既與作家的人生經驗相關，也和俄國以及外國優秀文學傳統，其中包括高爾基、莫泊桑、安·別雷、列米左夫等有關。今天的巴別爾業已贏得了世界性聲譽。 20年代及以後的批評界曾長期為故事講述者主人公柳托夫的性格問題爭論不休。柳托夫究竟是個什麼人呢？的確，巴別爾許多短篇小說是以他的“口氣”寫的。巴別爾本人在為《紅色騎兵報》寫稿期間，生活和工作以及發表文章等，都用

這一姓氏。這個被第一騎兵軍戰士們牢記心中的、叫做基裡爾·瓦西裡耶維奇·柳托夫的，巴別爾在遠征結束後依然和他保持著最友好的關係。或許他乃是作家本人的第二自我（alterego）嗎？ 許多批評家傾向于上述觀點。他們譴責柳托夫身上表現出來的個人主義及其對“全人類人道主義倫理規範”的堅貞不渝；談論他的超階級感受和想要保持“知識份子的耿直正派”意圖，這樣一來，他們實際上是把柳托夫和他的創造者即作者等同視之了。 毫無疑問，柳托夫的許多感受和興致是和《騎兵軍》作者一致的。他的孤獨，他的疏離感，他的那顆一遇到殘酷場面就會發出顫慄的心，他想和比他粗魯野蠻但卻無往而不勝的那些哥薩克士兵們融和無間的意圖，他的好

奇心，他的外貌——這一切從傳記角度都十分酷似20年代的巴別爾本人。作者和主人公所組成的二重唱交織在一起，但讀者始終能夠從中分辨出真實作者的聲音。以第一人稱展開的話語那種宣教式語氣語調，更加強化了親密無間的語言幻覺，從而使讀者更易於把故事講述人和作者混為一談。有的時候我們甚至很難區別出正在講述自己的人，究竟是作者還是柳托夫。例如：“我也耗盡了力氣，在墳墓桂冠的重壓下，佝僂著身子，向前走去，心裡默默祈禱命運予我以最基本的技能——殺人。”（《戰鬥之後》） 《騎兵軍》裡的柳托夫之所以會擁有這麼個姓氏，是因為他的許多世界感受和巴別爾是一致的。具體地說，是指寫作20年代日記的巴別爾。 巴別爾很同情柳托夫

，但他的同情猶如一個人同情過去的他自己那樣。然而《騎兵軍》的作者，早已採用一種疏遠而又嘲諷的態度來對待從前的自己了。如此一來，便在柳托夫和巴別爾之間設置了一段距離。作家巧妙地運用了這一距離。由於其外在於此的立場，作者此刻可以清醒地看出浪漫主義革命觀是多麼的幼稚可笑呀。 由於多面鏡子——自我表達之鏡，自我意識之鏡以及他者意識之鏡——的映照，騎兵軍士兵和柳托夫的性格，開始顯得比他們實際中——假設他們每個是在單獨與自己之“我”相處時——似乎更加宏大。與此同時，他們性格中一些平常不為人所知的側面——一些在單一光照之下一般不會顯現的側面——則會凸現出來。有一點是顯而易見的，即每個騎兵軍士兵的每個行為都

是有其原因的。這些原因各種各樣，有的來源於日常生活，有的是生理原因，有的是社會歷史原因，還有的則是許多個世紀以來的經驗，更有的則是當前的局勢所迫。 對柳托夫和騎兵軍戰士們以及柳托夫和巴別爾關係問題的探討，最終會把我們帶到《騎兵軍》所有人物與其作者的關係問題上來。 但在《騎兵軍》中，誠如尼·斯捷潘諾夫所言，事實上還有一個“人物”：在敘事進行過程中，常常有一個似乎總是從旁觀察著敘事的人，採用與主敘事截然不同的風格和語調，以“抒情插筆”或“風景插筆”的形式加入敘事語流中。例如在《科濟納墓地》我們可以明顯聽出一個哀傷的安魂曲的聲音在悲歎：“啊，死神，啊，貪財之徒，啊，貪婪的雞鳴狗盜之徒，你為什麼不

把我們憐憫，哪怕就只那麼一次？” 當然這個“不帶引號的作者”是不能與真實作者等量齊觀的，但就精神氣質而言，則與後者最接近，而且許多故事的象徵意義都與其有關。 在巴別爾看來，反抗死神和破壞的最高價值是生命。作者和他筆下的基大利一樣憧憬著一個由“好人組成的國際”。［“革命就是叫人滿意。叫人滿意就不能讓家有遺孤。好人做好事。革命就是好人做的好事。而好人是不會殺人的。”“我一直在日托米爾轉悠，在尋找那顆膽怯的星星。”“那顆膽怯的星星，眨了一會兒眼睛就熄滅了……”（《基大利》）］。隨後，作者描寫了基大利的像一個小男孩的百寶匣的小店。店主人基大利感慨說：“國際……那什麼國際我們也知道。我想要的是好人的

國際，我希望每個人都能登記在冊，並能領到一份最高標準的口糧。” 表面上看，巴別爾似乎接受了哥薩克們的殘酷和暴力，但實際上他的態度是含而不露的，是隱隱反對的。作者只是不動聲色而已。如《別列斯捷奇科鎮》哥薩克小夥子卷毛殺死猶太老人這段描寫，的確我們看不出作者的態度。但需要指出的是，作家的不動聲色是假的。他對兇殺的態度來自亙古長存的譴責暴力的人道主義規範。對其筆下的人物缺乏愛和同情心使得作者似乎距離很遠，而在內心深處，作家對此類人物在內心中是持譴責態度的。 天才和聲譽並未能給巴別爾帶來安寧。文學界“軍營紀律”的維護者們從一開始就認為《騎兵軍》是對紅軍的誹謗。巴別爾竭力為自己辯解，說寫作關於第一騎兵

軍的英雄故事並非他原本的意圖。但爭論並未因此而平息。1928年，《騎兵軍》再次成為眾矢之的。這次攻擊它的，是“馬克思主義中士”（巴別爾語）。被高爾基庇護巴別爾的行動所激怒，官方《真理報》發表了蘇聯元帥謝·布瓊尼致馬·高爾基的一封公開信，信中再次指控此作是對第一騎兵軍的誹謗。高爾基卻始終庇護著巴別爾。圍繞著巴別爾名字的緊張空氣越來越濃，儘管他的事業從表面上看似乎比過去順利得多：1930年，《騎兵軍》被再版，而且在很短時間內（七天內）便銷售一空。“國家出版社”開始籌備出版第三版。 但此時巴別爾本人卻出了狀況：在創作走上巔峰時刻他卻陷入緘默。他竭力想要戰勝自己：時而參與長篇小說《大火災》（,192

7）的集體創作，時而在文集《山隘》（,第6輯）上發表早年寫作的短篇小說。但在文學圈裡，已經有風言風語在流傳，說這個“大名鼎鼎的三緘其口者”把自己全部手稿，都精心保存在一口密封的箱子裡了。作家自己卻並不急於否認這種說法，相反，他本人一直在說到自己的沉默，說到自己如何想要克服風格的“五彩斑斕”，想要按新的方式寫作，談及這種努力是如何艱難。批評界警告作家說，只要他能徹底摒棄“從前的自我”，不再把時間花費在爭取出版多得多的文字，只要他能克服自己身上“幼稚的兒童式的錯誤”，然後再使自己面向“新的生活現實”，一切就會一順百順。 巴別爾一直都在努力，但卻始終在抱怨自己怎麼也無法找到“感染文學狂熱病”的方法

和途徑。寫作和保持自己固有的信仰，都變得越來越難。巴別爾明白他和時代的分歧，根本就不在於風格上的歧異。在給親人的一封信中，他說一位編輯在讀過他一篇包含著當下生活內容的短篇小說後，竟然感到恐懼。1927年，巴別爾創作了一個偉大的寓言——《德·格拉索》——創作探索始終在不倦地進行中，然而災難已經來臨。1939年5月16日，巴別爾在莫斯科郊外的作家村別列捷爾金諾的別墅裡被捕。作家被指控參與和籌備了“反蘇和針對全俄共產黨（布）及蘇聯政府領導人的陰謀恐怖活動”。1940年1月27日，巴別爾被槍斃。14年後，軍事檢察官法律中校多爾任科在案件調查結論中說：“可以充當其被捕根據的檔，在案卷材料中未被發現，因為

逮捕的決定是1939年6月23日做出的，也就是說，距作家被捕已經過了35天。” 今天我們重讀巴別爾，我們不能不為他悲慘的命運而歎息，不能不對他內心的焦慮而感到同情，也不能不對他高度的才華表示崇敬。他的作品並未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褪色。他筆下的人物、他的行文風格依然十分神秘並不可模仿。他對革命的描寫被當作是一種藝術發現。這也就是說：他開始了他的第三種生命，這種生命方能為伊薩克·巴別爾奉上他當之無愧的光榮。 最後，筆者想對這次翻譯說幾句話。最初聽到上海譯文出版社的提議時，我多少吃了一驚。翻譯《騎兵軍》對於譯者來說無疑是一種挑戰和考驗：前有戴驄先生享譽譯界的精品譯作，後有灕江出版社新版5卷本的《巴別

爾全集》，至於國內熱心巴別爾研究、翻譯和評論的其他作家、出版人，更是所在多有。在這種情況下，還有必要再搞一個譯本嗎？好在優秀著作多一些譯本也不錯，譯界也不妨來一個競爭。考慮到這一點，我也就認下了這個“活兒”。現在奉獻於此，敬請廣大讀者予以指教。   譯者：張冰 2018年2月13日于京師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