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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航海時代的台灣【最新增修版】

為了解決歐洲地圖空白的問題，作者湯錦台 這樣論述：

這是台灣華麗登上世界舞台的故事！   　　※台灣史經典暢銷著作 　　※新增12,000餘字，17頁篇章，探討台灣如何從史前末期走進大航海時代 　　※中央研究院院士  許倬雲專文推薦 　　※曾獲中國時報開卷版年度十大好書獎   　　從東西方海上強權首度交手開始， 　　台灣在貿易與戰火中，一步步寫下自己的歷史…… 　　看遠渡而來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如何在台灣周遭角逐爭鬥， 　　看鄭氏家族如何與西方勢力反覆周旋， 　　正是在這樣的波瀾動盪中，台灣不斷地定義了自己。   　　四百年前，遠道而來的西方各國強權，陸續在台灣周邊海域集結，他們在此擴張勢力，與東亞原本的海上霸主爭奪地盤。一場風起雲

湧的群雄爭霸，讓台灣在東西兩大世界碰撞下，扮演了關鍵角色。   　　本書是十七世紀發生在台灣周邊海域的英雄冒險故事；也是在西方勢力角下，決定台灣歷史命運的戰爭史詩。   　　十七世紀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時期，資本主義在荷蘭人反抗西班牙統治的戰爭歲月中發軔，從宗教和王權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荷蘭新興商業資本，隨著葡萄牙、西班牙人的海外擴張腳步，在亞洲建立了從印尼到日本的商業王國。   　　在此之前，隨著人類進入大航海時代的第一波全球化浪潮中，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的東來，中國人、日本人和歐洲商人之間開始出現了互動，這種互動又因後來居上的荷蘭人的加入而愈演愈烈，最後在東亞形成了以台灣、福建和日本九州

為核心的三邊貿易，並由此開啟了台灣近代的歷史。

歐洲地圖空白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我國因應新冠肺炎法制之分析－以口罩規制為中心

為了解決歐洲地圖空白的問題，作者吳易珉 這樣論述：

面對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世界各國無不採取許多防疫政策以抵抗疫情，而台灣也不例外。由於經歷過SARS疫情，我國於防疫政策之執行迅速，舉凡從邊境管制、入境隔離、居家檢疫至居家隔離。此外，口罩實名制更是台灣的一大創舉，為確保口罩之價格以及為使全民皆能購得口罩，口罩實名制之執行使得我國人民得透過全台之健保特約藥局、超商購買或預購口罩。當然，與世界許多國家相同，強制佩戴口罩亦為我國的防疫政策之一。一項防疫政策之執行必須有其法律規範，而我國就防疫政策之執行主要係倚賴既有的《傳染病防治法》以及新增定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然而，一項完善的防疫政策並不代表其法律規範足夠

完備，筆者執業於健保特約藥局，在面對政府突如其來地徵用藥局販售實名制口罩顯得措手不及。究竟政府係透過何種方式以及法源依據執行實名制政策；究竟該政策係一種行政指導、行政處分抑或是其他行政行為，此等議題似乎鮮少被討論。加上我國中央與地方政府對於強制佩戴口罩政策之實施有所差異，是以促使本文研究防疫期間口罩規制的法制問題。本文首先就執行防疫政策之主要二法做詳盡的論述，並透過口罩對於世界各國防疫的重要性帶出其可研究性。接著分別就「口罩徵用實名制」及「強制佩戴口罩」兩項口罩規制，以外國制度為借鏡以反思我國口罩相關制度，並更深入地探討其中的法制問題。最後，本文認為口罩規制之執行應有其一套完整的法律規範或係透

過宣布緊急命令之方式填補現行法制的不足。在執行可能侵害人民基本權利的政策下，僅係透過概括條款加以規定，不但欠缺法律明確性、違背法律保留原則，更可能造成執行時之矛盾及礙難。

自由詩魂 孟浪詩全集

為了解決歐洲地圖空白的問題，作者孟浪 這樣論述：

　　中國當代詩人、華語思想文化圈重要的文學編輯與獨立出版家孟浪先生，於2018年12月12日因肺癌在香港沙田醫院逝世，享年五十七歲。 　　孟浪的詩在中國現代詩中佔有重要的一席位置，然而孟浪選擇了流亡，多年分別居住在美國、香港和台灣，並用詩歌紀錄和回應世界與時代，以出版醒世立言，可惜事功尚未完成就與世長辭，為了讓他的詩歌繼續流傳，《孟浪詩全集》於焉產生。 　　一生中，孟浪寫詩近兩萬行。其中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一萬行，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五千行，二十一世紀頭十年寫了三千多行，生命最後的八年則寫了一千多行。 　　本套全集共分三卷，亦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卷》、《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卷》、

《二十一世紀卷》，分別收錄了自由靈魂詩人孟浪在不同時間點所創作的詩作。 　　作為一位縱貫三十多年的詩歌寫作者，孟浪一生清苦、奔波。他素然地把冰與火集於一身。幾十年順從於命運，漂泊的生存，淡漠的寫作……他內心的火焰總是以苛刻的角度噴放。他善對友人，熱衷詩歌江湖，而溫和的孟浪藏著一顆嫉惡如仇的心，如一隻絲毫不妥協與退讓的反抗雄獅。在中國當代詩人中，沒有誰能像孟浪這樣以「命+詩」的方式死死地追逐著自由。他的生命元素一個是單純，一個是堅定！他的詩歌美學，一是乾淨，二是鋒利！像一首凌厲、兇狠、鼓點般的進行曲，孟浪生存的歌詞句句是自由，伴之步步譜曲的詩的旋律也是自由！ 名人推薦 　　徐敬亞 　　詩人

∕文學評論家 　　楊小彬 　　詩人∕學者 　　黃燦然 　　詩人∕翻譯家 　　黃粱 　　詩人∕評論家 　　朵漁 　　詩人

「中國經濟」的誕生：經濟治理、知識生產與公共想像（1906-1992）

為了解決歐洲地圖空白的問題，作者林易澄 這樣論述：

「呈現出整個中國經濟的知識」意味著什麼？這一知識過去未曾出現，卻在20世紀成為人們關注的重心。從這裡出發，這本論文將探討近代中國治理型態的重要變化：政府對民間經濟活動的直接治理。透過當時的經濟知識生產，第一線工作的人們留下的困惑、思考與可能性，本文將考察這一治理型態的轉變過程與其歷史意義。在其中，「中國經濟」並非早已既存的實體，而是清末以來，隨著政府與民間經濟活動越來越密切的聯繫，在雙方互動中，逐漸浮現與建構出來的一個空間。圍繞著這個空間，開啟了一套知識生產，一系列制度安排，與一連串伴隨著新的國家想像的政治工程。 在晚期中華帝國，政府並不直接掌控民間經濟活動，透過各種非正式組織與中間人

如士紳、專賣商人、胥吏、牙官，與之間接連結。這套體制使得政府能以精簡的官僚隊伍統治一個龐大的帝國，面對16世紀以來商業發展引起的社會變動，能夠因地制宜地處理，維持秩序的平衡。到了19世紀，由於內外的危機，各種非正式組織職能與其財政要求越發膨脹。從清末到民國，中國政府與民間經濟活動的連結越來越密切。這套間接治理體制的灰色地帶也隨之擴張，走向失控。來自西方的主權國家-世界貿易體系的衝擊，加重了帝國內部行政體制缺陷的惡化，在兩者的交會處，浮現出一種新的治理型態。此後，量入為出的財政，轉向量出為入的財政，無為的除弊節制，轉向有為的建設政治，傳統分層而間接的統治，將轉向一個全面而直接的治理。從政府到民間

，這個過程釋放出巨大的能量，也造成巨大的混亂，捲入了所有的人們。 這使得中國國內的經濟活動作為一個整體，開始被思考。為了掌握這個充滿能量與混亂的對象，一套新的關於經濟的整體知識、相伴的制度安排與權力關係，在摸索中逐漸開展。在裡面，並存著兩種相反而相依的傾向：由上而下全面榨取的行政控管，與透過知識調查、按照經濟領域自身的法則來治理。這個空間，吸引了各個位置與立場的人們投入其中，尋求著事實的捕捉與解釋，尋求著自身的利益，也尋求著公共性的藍圖。 民國時期中國政府行政能力不足，民間經濟活動又鬆散而缺乏組織，處在兩者之間，帶給財經官員與社會科學工作者巨大的困惑。他們發現在中國沒有西方意義上的

「經濟」，以應用他們學到的新知識。但這也使他們跨出移植的近代西歐知識，思考「中國經濟」的本質。從清末的財政清理開始，身處第一線的人們，既感到民間經濟組織之混亂、政府介入之必要，又察覺政府專斷管制的失效與危險。「什麼樣的治理才是有效的？」帶著這個困惑，在專制與無序之間，他們試圖生產一套貼近經濟活動本身的知識，以劃定介入與放任的界線，並從中建立一套制度安排，將政府與民間共同納入其中，使公權力與民間的經濟活動互相支持，也互相制約。 將這個未定型的政治-經濟空間化為有效知識的努力，在1920年代後半到1940年代達到高峰。面對1930年代的經濟危機與繼之而來的戰爭，在合理化中國經濟組織的目標下，

從自由主義到馬克思主義，從實地田野調查到總體經濟分析，來自西歐歷史經驗的經濟理論與知識工具被一一改造，以認識並回應中國的現實。在其中，他們打造出經濟的事物，也發現到種種非經濟的事物，並逐漸察覺到經濟知識與現實之間的距離，以及社會科學工作的政治性本質。 在1940年代的尾聲，政府與民間經濟在內戰與通膨下越發靠近。國家建構的強化，意圖加深對經濟活動的控管，卻反過來導致經濟失序的惡化。這一方面將整個中國推向思想激進化的浪潮，另一方面也促成整體性知識的嘗試，以回答現實。交錯著政治、經濟以至於倫理秩序的混亂與不安，面對這個領域，當專制與失序的兩難日益加劇，他們提出了一種新的人文科學設想，從總體經濟

知識的公共討論出發，詢問什麼樣的干預是合適的，並就此思考國家的可能樣貌。 另一批研究者，更進一步走向「跨出經濟領域的經濟治理」的思考。透過對帝國體制的重訪，他們採取了整體論的視角，試圖重建眼前失序中國的有機連結。他們將中國的經濟現代化放在歷史脈絡中，察覺構成了經濟領域的種種組織與制度並不只是經濟自身邏輯的產物，同時也是社會文化實踐的結果。過去無數中間人的協調工作，並非單靠政府的行政管理可以取代，也非市場的運作會自行填補。有效的經濟重建，將需要一個由所有經濟活動者共同參與生產的公共知識，需要讓作為客體的他們，也成為這個空間的主體。 1949年後，這個空間為黨國的單一聲音所回答，整體知

識的生產與其公共想像的構築戛然中止。然而，這並不只是一個過渡時期的遙遠故事。當建立近代以來最強大的行政官僚機器，中共當局卻也發現，在表面上一目了然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始終有著各種看不見的經濟要素無法掌握。政府規劃與民間經濟運作的落差，並不像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所想，將被革命解答。當經濟知識生產被全面控制，失去公共討論，政府將發現自己不得不面對各種在經濟要素之外的人的問題，必須在計算社會主義經濟的內在合理性時，去思考「國家」與「經濟」究竟是什麼。 這些問題，最終在1980年代以建立市場經濟制度作為答覆，但是那些在國家與經濟建構產生的巨大知識中未能被納入的事物，卻並不因此消失。在中國的政府能力與

經濟組織都更加強大，「中國經濟」彷彿已經成為實體的今天，它們依舊在暗處徘徊，對之提出質疑，等待著回答。像是說著，那被稱之為「中國經濟」的，仍然尚未完成，而1940年代經濟知識生產與公共討論構想的回聲，仍然飄盪在我們的耳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