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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 中國文學系所 李建崑所指導 林燕玲的 唐人之隱-文學社會學角度的觀察 (2006),提出甲山林天廈缺點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唐代、隱逸、隱士、仕與隱、唐代士人、終南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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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之隱-文學社會學角度的觀察

為了解決甲山林天廈缺點的問題,作者林燕玲 這樣論述:

  在認知中,隱士不是一種職業,而是一種逃離政治、社會的行為,並且這種行為帶著令人崇敬的灑脫。中國的史書自《後漢書》開始有〈逸民傳〉的編寫,雖然這並不代表《後漢書》之前沒有隱士,然其後累代皆有隱逸傳的蒐列,可見隱逸的行為是雖自放草野,自有一定的社會認同。  隱士並不是唐代的特產,他們的出現與條件的形成有其歷史上的傳承,只是隨著時代的演進,隱逸行為背負了不少附加動機與目的,不再是單純的、消極的反對時政而已。在宋祁、歐陽修眼中的唐隱者是「假隱」自名的 ,因為二人認為唐士人把隱逸當作是仕宦捷徑,已失隱者該有的素節。其實基於各種現實上的考量,隱逸行為在唐代確實呈現了多樣化的面貌,真正無心仕進與進退有

據的隱者,根據筆者的碩論統計只占了所有隱士的三分之一 不到。   在唐代,士人隱逸風尚的形成有其歷史背景。僅就政策一項來看,由於要突顯太平盛世,天子聖明,希望能夠「舉逸民而天下歸焉」,於是唐室自建立之初,便對草澤遺民特加重視。一些有心藉此步上仕途之人當然不會放過這樣可獲得不少利益的機會。即使真隱者有心終生放逸山林,雖薦官也不應,但在有心人眼中看來,際遇仍令人羨慕。這樣的行為與際遇,對於那些「假巖壑以釣名」的有心人而言,不能說沒有一點示範的,推波助瀾的力量。  在唐代隱風之中,較少「以天下為己任」的大胸襟,多是「獨善其身」的隱逸──只為自己,不為別人,在氣度上不免狹隘了些。當然真隱者的行徑令人敬

佩,他們不務求競進,頗能為當世典範,以息貪競之風。然由另一角度看來,讀書人要以正常科舉之路出仕,本屬不易,如今有一批又一批的隱士以隱入召禁中,即使不應薦舉,不當官,也有豐賞賜放還舊隱,難免吸引有心於當世者起而效尤,假林壑以求出仕之實?而本論文所著重分析的唐代隱逸風氣即是以真隱以外的隱逸風氣為主,當多數士人對於自己所追求的標的不假掩飾,貪利競進之風明白可辨時,探索唐代隱逸改變的內涵與時代特性是有其價值的。  本論文所使用的方法是採用新歷史主義與社會文化學者John B.Thompson提出之文化分析模式 ,從文人社群的角度來看文人文本、朝廷掄才制度與社會風尚三者間互動與隱逸風氣形成的過程,觀察唐

代隱逸文化的正當性由何處呈現?唐代知識份子又如何藉隱逸行為而為自己定義出什麼是理想的、有價值的、值得追求的文化?他們在創作中顯露了什麼具體的認知?這需要話說從頭的觀念釐清,而這正是本論文第二章所處理的內容,也是探討唐代隱逸文化的基本議題。隱逸觀念的建構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儒家、道家皆有其說法與主張,其後歷經兩漢魏晉六朝階段,隱逸觀念開始由堅守的仕╱隱難兩全的對立企圖找到調和的方式,當然只是有看法與少數的例證達致了調和仕隱衝突的理想。不過,也為唐代人的亦仕亦隱或以隱求仕提供了示範與理由。  接下來所處理的是文化分析流程中的文本分析,這部份的分析將有助於我們了解隱逸觀念在唐代文本中的呈現:唐代

的隱逸風氣事實上受到政治、社會、歷史階段的影響很大,初、盛、中、晚不同階段各有內涵,當然各歷史時期的創作會反應出不同的特質或意義上的改變,例如初唐的觀念承襲、盛唐的標榜隱逸、中唐的亦官亦隱,晚唐的避亂全身,隱逸在不同歷史階段裡確實呈現不同樣貌。  而隱逸行為,尤其是假隱的部份之所以備受後代的譏諷,就需要有組織、制度的分析。每個時代的文化現象各有其社會環境與結構問題影響著文學作品的創作與流通,唐代士人在企圖調和仕與隱的對立過程中,勢必面對或利用當時的朝廷政策與制度為自己尋找到充分的立足點,於是做唐代掄才制度的全面性觀照可以觀察到隱逸觀念如何影響文人的選擇。  而社會╱歷史分析,則是社針對社會結構

與歷史時期的研究,如果非仕則隱或亦仕亦隱是多數唐代文人的人生選擇,則觀察文人社群如何融入於整體社會結構中,同時也觀察此社會結構也相對影響著當時的政治、經濟活動;當文化(風氣)在文人階層意義逐漸被認同並且形成社會結構的一部分時,必然也對當代的社會結構╱歷史時期產生影響,當某一類的文化於是受到官方機構的支持或被社會潮流所侵蝕時,原始意義便產生質變,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時代或政治環境的改變會影響文化的意涵。以隱逸的意義來看,唐代假隱行為已經使隱逸的原始意義被掏空,成為「終南捷徑」中被利用的符碼,便是此一分析階段可以看見的現象之一。  二度詮釋,是本論文分析唐代隱逸文化的最後階段。藉由此一觀念,讓我們檢

視唐代知識份子藉隱逸為自己所定義出理想的、有價值的、值得追求的文化。不過,批判的觀點當然有其侷限,因為意義總是包含不同層面:認知的、情感的、美學的等層面,所以本論文的二度詮釋著重的是對文本、制度、社會╱歷史層面的綜合性觀察,並不只著重文本意義的探討,此四者皆為文化意義建構過程中的必要組成份子,彼此相互影響而關係複雜,是本論文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