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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領導、組織承諾、主管支持對員工組織公民行為影響之研究－分配公平的調節式中介效果

為了解決翔 譽 之心 591的問題，作者謝為任 這樣論述：

人類行為關係複雜，往往存在微妙關係，而影響組織行為表現。本研究即以社會交換理論為基礎，探討主管運用轉型領導、主管支持、分配公平與員工展現组織承諾、組織公民行為間之關聯情形，並藉由中介模式、調節效果及調節式中介效果，建構影響關係模式，對組織行為學術理論有其重要性。 本研究採次級資料分析，係溫福星（2019）「組織管理中多層次測量模式的多群體恆等性之研究」原始數據，研究對象為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四縣市80個稅務機關公務員，以及104家民營企業員工，共2,492份問卷資料。經整理檢核後，可用問卷為1,899份，可用率達76.2%。本研究以信效度分析、描述性統計分析、皮爾森積

差相關分析、多元迴歸分析、Sobel test、結構方程模式分析、階層迴歸分析及條件化間接效果分析，考驗假設，獲致結論如下： 一、員工對轉型領導、組織承諾、主管支持、分配公平及組織公民行為的認同程度，絕大多數達中高程度以上。 二、轉型領導、組織承諾、主管支持與員工組織公民行為間具顯著正相關。 三、轉型領導對組織承諾、主管支持具顯著預測力，且三者對員工組織公民行為亦具顯著預測力。 四、轉型領導透過組織承諾的中介效果，正向影響員工組織公民行為。 五、轉型領導透過主管支持的中介效果，正向影響員工組織公民行為。 六、轉型領導、組織承諾、主管支持與員工組織公民行為結構

模型適配度良好。 七、分配公平在轉型領導與組織承諾間具顯著正向調節效果。 八、分配公平在轉型領導對主管支持間不具調節效果。 九、分配公平在轉型領導、組織承諾與員工組織公民行為間，具顯著調節式中介效果。 十、分配公平在轉型領導、主管支持與員工組織公民行為間，無調節式中介效果。 據以上結論，研提具體建議，供主管行政機關、行政主管及人資部門作政策制訂或領導管理之參據，以及後續研究之方向。關鍵詞：轉型領導、組織承諾、主管支持、分配公平、組織公民行為、調節式中介效果

二二八事件研究史 –以臺灣的相關研究與出版品為中心

為了解決翔 譽 之心 591的問題，作者黃種祥 這樣論述：

二二八事件發生迄今已近七十年。這段期間，臺灣的社會與政治環境多次大幅改變；各方對該事件的論述，也不斷因應時局進行調整。歷史事件的詮釋，難免受到各種外在因素的影響，二二八事件的性質本就爭議性十足，其內容又與族群、省籍問題關係密切，受到各方關注實屬必然。所有與二二八類似的事件都令人感到悲傷，不應發生。從日治時代在三鶯走廊、桃園臺地、雲林等地的屠殺，與林少貓、噍吧哖、霧社等事件，到後來國民政府的白色恐怖，死亡人數多不下二二八事件，但在近代臺灣卻都未形成重大的政治或社會問題；白色恐怖雖引起不少關注，但明顯依附於二二八事件之下。由此可見，在目前重新建構的臺灣史當中，二二八並不單純是令人悲傷的歷

史事件，亦有相當程度的政治操作成份在內。 以研究者的立場來看，二二八事件的史實不可能被重建，畢竟任何當事人都無法全面看見所有真相，甚至不少見證者的證言與口述記錄也是聽來的傳聞。因此，本文透過探究不同時代研究者的意識形態及研究成果，希望略窺史實。 本研究的第一個目標，是進行二二八事件相關研究著作的目錄整理。總計收錄官方檔案25部、文獻資料彙編16本、事件當事人及其親友的回憶性著作68個單位、當事人及親友的口述訪錄62個單位、事件當時出版品17個單位、官方正式調查報告4份、中央政府機構研究論著36本、地方政府機構研究論著70本、相關專書227本、學術期刊論文209篇、研討會及論文集論文

169篇、學位論文106篇、報章雜誌506個單位、相關文學創作8本，共1521個單位。 第二個目標，是藉量性分析的方法將上述研究著作進行統整，依時序排列，最後進行質性分析。並以此探究二二八事件相關研究之趨勢、頻率、週期、生態以及模式。統計結果顯示，二二八事件的研究，無論數量、方向或趨勢，都深受各種外在因素及大環境影響，其中又以政治因素為主。畢竟執政者的政策及立場，能影響的層面既深且廣，非其他因素可比。 第三，本論文也針對相關研究的部分爭議及問題，整理各家的不同看法，略作分析，並提出個人的見解。包括二二八事件之性質及死亡人數爭議、部分史料及口述歷史的可信度問題、二二八研究的史學與政治

及左翼勢力對事件的影響等，希望對後來的研究者能有微薄助益。 口述歷史無疑有許多優點，能由不同角度比對官方檔案及資料，也能以不同立場來理解與認知當時狀況；但缺點同樣不少，受訪者所知難免片面、局部、主觀，又可能受個人因素及環境氛圍影響，史料價值較低。由陳英泰的經驗可知，政治受難者集體受訪前已有默契；陳正雄的例子則讓我們知道，訪問者的立場亦影響訪錄之結果。 其他史料的部分，臺灣旅滬同鄉會在事件之初，地位相當重要，不但組成臺胞六團體向媒體發表言論，又與《文匯報》合作召開座談會，在各大媒體宣傳政府的失政與屠殺。但此組織已證實當時在中共地下黨控制下，因此相關言論可信度恐怕不高。葛超智《被出賣的

臺灣》書中的內容，無論對臺灣產業的描述、公務員數量、通貨膨脹的原因，乃至於美國軍官伊文斯的貪汙事件等，都與檔案資料不符，造假以詆毀陳儀政府的內容亦多。誠然，此書並非嚴謹的政府公文，也非學術著作，認真追究其內容真實性意義不大，但此作品影響臺灣極其深遠，令人搖頭。 陳其邁提出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第六條之一」修正案，要對企圖否認或粉飾「現今二二八論述」，而傷害受難家屬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個人以為，在不影響自身利益的情況下，人們多會同情弱勢的一方。二二八受難家屬們的遭遇確實令人心痛而感同身受，但若因此將其作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圖騰，似乎又太過；為了保護他們的心靈不受傷害，而要立法封殺所有

不同看法的言論，以及立場相異的學術研究，恐怕適得其反。 近來的研究，多認同中共地下黨及臺共對二二八事件的發生並無直接關係；但真要說事件當中共黨的影響不大，則與眾多檔案及訪錄牴觸。國民政府統治臺灣初期，各種貪污腐敗、施政錯誤，左翼群眾不惜投入反對暴政的行列，包括中部的二七部隊、臺北的學生起義與南部的民主自治聯軍都與左翼有關。比起見風使舵、觀望局勢的騎牆派勝過許多。但也因為始終站在反抗的第一線上，遭遇最多的壓迫與傷害。現今的二二八研究擔心模糊焦點，也怕觸碰到受難家屬的傷口，多有顧忌，連官方論述也很少論及這一塊。 歷史事件本來就不應該只有一個面相，由立場不同的人來看，事件自然有不同的定位

。無論如何，以研究者的立場，不應將事件預設為善良與邪惡的對立，或是好人對抗壞人。一如《悲劇性的開端》所提：「我們相信讀者在認真思考導致此一事變錯綜複雜的因素時，不會將它視為一場好人對抗惡棍的殊死戰，而應視為一樁悲劇性的事故。」